1949浙东游击队发现敌囚房墙缝中的烈士情报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蒋介石“引退”到奉化溪口，很害怕四明山革命游击队，便调集嫡系部队总统府的警卫队、青年救国团、交警第十二纵队、“长江部队”、浙江保安团等到奉化、鄞西、慈南一带“保驾”。

四明山顿时乌云密布，敌军一批批地进山清剿，鄞慈县工委一时与各区失去了联系，各区干部都化整为零，坚持在山村独立作战。

2月24、26日两天，鄞慈县二区的民运工作人员萧章、朱敏和陈辉、徐角方（女）先后落入魔掌，于3月11日，在余姚鹿亭乡中村的毛竹山里被“浙保”杨柏年部挖坑活埋。

敌人逃跑后，乌岩及附近的群众立即组织起来，发掘烈士遗体，重新隆重安葬。4月4日，在乌岩老祠堂召开烈士追悼会，附近各村庄的群众，翻山越岭汇集拢来，祠堂里外挤满了群，致悼词时，会场上一片恸哭声，整个乌岩村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中。

朱敏，原名薛家德，1929年3月出生，牺牲时刚满20岁。父亲薛显庭是上海铁路上的小职员。他在上海育英中学读书时，学业优秀，而且能密切联系同学，思想进步，1945年初，未满16岁，就被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朱敏考入之江大学，并任党支部委员。他在抗议昆明“12·1”惨案的示威游行等运动中表现积极。他的土木专业成绩依旧很好，尤其英语很出色，大家称他为“小博士”。

1946年之江大学迁到杭州。在成立学生自治会时，朱敏被选为总干事。因他领导同学反对国民党当局，被校方勒令退学。他又转到上海大夏大学。1947年底，上海党组织先指派朱敏为政治交通员，负责与四明山地区联系。

1948年1月，朱敏上了四明山。

当地群众回忆，朱敏到四明山乌岩、红岭时，正好下大雪，山上白茫茫一片。他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衫，头上戴着罗宋帽，脚上穿着一双套鞋，鞋外又缚着窘壳草鞋，这是武工队同志帮他穿的，是为了防滑。

这一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山上积雪很深。当别人陪他到山上“公馆”歇脚时，他才知道把小草舍称之“公馆”的，是前勤慈县特派员的朱洪山烈士。《公馆小调》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小调，朱敏也学着编了一首歌：“公馆里那个暖洋洋，郎里格郎里暖洋洋……”

大雪封山，“公馆“里的粮食很快吃完了。农历三十夜，只剩下一小袋炒米粉，朱敏就从“公馆”外面挖一点积雪和炒米粉拌着吃，戏称是“白糖拌米粉蛮崭”。

半月后，四明工委组织部长薛驹分配他到鄞慈县办，县工委书记钱铭岐要他在乌岩一带做民运工作，发给他一支土造手枪，只有3颗子弹。他对这支枪很爱惜，用红绸包着。

朱敏很能吃苦，能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逢人总是大妈大伯、阿哥阿嫂叫得很亲热。看到有山民生疮、害红眼病，他出钱托人到城里带些眼药水、消炎药为病人治眼病、治烂脚。

他常给群众教唱革命歌曲，自己也编些“五更调”“莲花落”配上词。他挨家挨户发动山民组织“穷人翻身会”、“脚板工会”，搞减租减息，抗丁、抗粮活动；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把民运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年过去，乌岩一带已有许多“红色堡垒户”，打下很好的群众基础。

1949年春节过去不久，国民党军封锁四明山，又逐村“清剿”，山里断了粮。朱敏所在的岩下村村民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甚感不安，就于2月24日晚到平桥头去借粮。

这天夜晚，天下着雨夹小雪，漆黑一片，他打着一只灯笼走在狭窄山路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沟。突然迎面来了一群“浙保”。朱敏想倒退已来不及了。敌人追了过来，朱敏拔出手枪抵抗，子弹打光了，把手枪扔掉。他腿上手上中了敌人三枪，跳到深沟中昏了过去。

敌人抓住了他，雇人抬着他走，先把他关押在石岭村，与萧章、陈辉关在一起。

陈辉，原名郑鑫庚，又名辛耕，1928年5月出生，宁波人。父亲郑庆福在上海拉人力车，后在上海疏浚公司当挖泥工。母亲史秀娥，烟厂工人。

陈辉兄妹5人，他是老大，从小很懂事，给他2个大饼的早餐钱，往往只买一个大饼，省下来的钱买学习用品。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良。

小学毕业后，没有条件升学，他到五金店当学徒，因不堪老板虐待，愤而出走，又到杭州一家纸店学生意，仅一年几个月，纸店生意太差关闭，他只好回上海。

时值抗战沦陷时期，日军横行霸道，老百姓衣食无着，他父亲整天拉黄包车养不活一家人。他要发奋图强，就进入夜校学习，贪婪地借阅报刊杂志，增加知识，扩大视野。

1945年8月，陈辉通过自学，考入《观察周刊社》当见习生。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6月23日，陈辉参加了上海“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示威。10月，他又参加了地下党在八仙桥青年会创办的大众歌唱班，学唱进步歌曲，抄写革命标语。12月7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1月，陈辉与《观察周刊社》职工一起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而遭开除。5月，他和顾迪一起离开上海到四明山，分配在吕明烽中队长的三支五中队当战土。

此时，四明主力武装刚建立，条件十分艰苦，他却以苦为乐，在部队中从难从严要求自己，英勇作战。11月，陈辉被调到郭慈县工委武陵区（二区）做民运工作，任区委组织委员。

12月25日，他和包纯和、杨祥瑞一起到集仕港处决了一个地头恶霸。1948年他又先后出色完成了在鄞西平原敌占区征粮征税、宣传发动群众等工作。由于他机智勇敢，虽多次与敌人交手，都能化险为夷。

1949年2月26日上午，陈辉、徐角方等9人在庄夹岙“桃湾公馆”讨论如何对付敌军的清剿时，被“浙保”杨柏年部4个连的大部兵力包围。在分头突围中，陈辉丢落了近视眼镜，跌伤了手臂，遭敌逮捕，徐角方也同时被捕。两人都被押解到鄞西石岭村。

萧章，原名章德敏，小名百寿，后改名小章，也称萧章（肖章），1928年10月出生，上虞县道墟镇庙楼乌台门人。

兄弟3人，他是老大，从小生活在农村，靠父亲在宁波为亲戚管理估衣店的微薄薪水维持全家生计。后来亲戚考虑到章家人口多、负担重，且为人忠厚，就把店业转让于他，于是章云卿才把妻儿从农村接来宁波。

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萧章考入私立浙东中学高中部，在学校他负责主办一小图书馆，说“多看书，就不会醉生梦死混日子”。他关心国家大事，追求进步，追求民主。

1948年春，他到上海考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要读书、要和平”的学生运动，因引起反动爪牙注意，才不得不辍学回家，带回大批进步书刊继续学习。10月，他到鄞东松下漕的植本小学任教，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燧火社”写稿，刻印蜡纸、投递传单、刊物，还在家里设立“燧火社”读书会联络点。

1949年1月19日，学校放寒假，他即与其他5个知识青年上四明山参加革命，被分配在鄞慈县办二区搞民运工作。

正值国民党调重兵清剿，他又患有高度近视，组织上动员他和另几位同志暂回城市隐蔽，并留城做工作。2月3日，他又与一批同志第二次进山，仍分配在二区工作。因敌围剿凶猛，萧章与其他同志都在“公馆”隐蔽打埋伏。

2月24日中午，他奉命到乌岩找县办民运组，取得联系后，在基本群众家里吃了中饭，到街上买了一点黄鱼鲞与一些咸菜。

当时他腰间插着一支土造木壳枪，在回区委“公馆”的途中，与“浙保”便衣队遭遇。敌人看他这副打扮，即冒充“自己人”，骗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谁交往。因其言语间一副兵痞流氓腔，萧章警觉到这些不是自己人。敌人露了馅，立即动手围捕。

萧章一问三不响，闭口不答，敌人就把他押送到红岭，关了一夜，第二天转押到石岭，与朱敏、陈辉关押一起。

徐角方，原名徐菊英，女，嘉兴人，生于1927年，幼年丧母，全家3口靠其父亲辛勤劳动勉强度日。12岁时，父亲不幸逝世。姐弟俩的生活全靠舅父照顾。

不料乡间闹灾荒，舅父失业，加上因父亲丧事负债，她不得不忍痛别离幼弟，给人家当养女，也做过童养媳。14岁时，她逃往上海，经亲友介绍，进入上海大来棉织厂当女工。

1947年冬，她参加上海震旦大学地下学联办的义务夜校，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48年2月，她积极支持他的丈夫王诚参加著名的上海申新九厂罢工斗争。丈夫因这件事被厂方开除，更激起了她对反动政府的仇恨与反抗。9月，她与工友一起为要求增加工资与厂方斗争，也遭厂方开除。

夫妻俩更积极地在震旦义务夜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不料1948年7月，夜校被当局勒令停办。夜校教师、地下党员黄志刚仍组织大家继续活动，为了保护自己，师生都改了名，徐菊英改名徐角方，意为争取解放。

在黄志刚的支持下，徐角方于1948年12月离开上海到四明山参加革命。

此时，因国民党军围剿游击区，四明山军民的生活陷入绝境。徐角方时任鄞慈县工委二区联络站站长，她不辞劳苦日夜串门访问群众，积极借粮挤贫，解决群众口粮问题。

1949年2月26日上午，徐角方和陈辉等人在庄夹岙“桃湾公馆”开会，因一个反革命分子告密，“浙保”包围了“公馆”，徐角方不幸被捕。徐角方被单独囚禁在石岭林秀娥家中。朱敏、陈辉、萧章3人囚于不远处的另一间小屋。

落入敌手后，四人都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朱敏、陈辉、萧章同关一室，互相勉励，共同高唱《国际歌》，还向看守他们的“浙保”士兵宣传形势、讲革命道理。那些被抽壮丁当兵到士兵很爱听他们的宣传，为他们提供笔与纸，告诉他们军队情况。

“浙保”营长杨柏年等反动军官却以严刑拷打、封官许愿利诱，威逼他们屈服、招供。尤其是对萧章，以为他是个未经锻炼的书生，容易打开缺口，竟凶残地对他上了5次电刑。萧章虽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一句。

徐角方被囚禁在石岭林秀娥家中，敌机枪连连长于德彪见她年轻漂亮，心生邪念，要她当老婆，可免一死，还可以与他一起享福。徐角方闻言大骂，敌则以枪毙恫吓。徐角方说：“你们拣好地方，我就跟你们去！”

徐角方置生死于度外，却时时关心着同志的安危。当她得知朱敏、萧章等同志经受严刑后身体虚弱不堪，且吃不饱饭时，不顾岗哨枪刺阻拦，捧着小饭桶冲出门，几经交涉，把饭送进了朱敏等关押房屋。

她见到林秀娥一家人面黄肌瘦，以紫云英（草子）充饥，又把白米饭送过去，宁愿自己挨饿。林秀娥为她的安危担惊受怕，她劝慰说：“敌人的刑罚其实并不可怕，牙齿咬一咬，昏过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要革命，确实有危险，但人总有一死，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很有意义的。”

她还劝秀娥离开家庭去参加革命。秀娥刚结婚不久，与徐角方很合得来，不忍心这位好姑娘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劝她从后窗逃走。徐角方却说：“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为老百姓的，如果我走了，你们人难做，不能害了你们。”

3月10日，敌人将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4人押往余姚鹿亭乡中村。

11日天亮前，中村的一些群众听到对面毛竹山那边有呼喊口号声，却没有枪声。天亮后敌人撤走，村民跑到山坡下，看到一堆隆起的新土，就挖开土堆，发现坑内先是乱石，下面压着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4位烈士，四人手都被反绑，身上还有被刺刀捅过的窟窿，原来烈士们是被敌人先用刺刀捅再活埋的。

后来，我鄞慈县办同志去石岭朱敏等人被关押过的地方察看，发现墙壁缝中有张香烟壳纸卷起来的小纸卷，展开一看，是陈辉三人于3月8日写的一封遗书。之后，秀娥的婆婆又交来一封陈辉、朱敏、小章署名写于3月3日的一封遗书，从笔迹看遗书是朱敏执笔的。

在3月3日的信中，他们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使革命遭受了损失，讲了他们在被关押中的遭遇和表现，又讲了敌人军心涣散和兵力情况，他们对胜利即将到来充满信心。

写3月8日一信时，他们已感受到敌人就要下毒手了，就在信上一再表示不怕牺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信中还特别提到陈辉身上一些党员、干部的表格，不幸落入敌人手中，责备自己不小心给党造成损害，希望组织上立即通知那些党员和同志，以免遭不测。

两封遗书，赤诚之心跃然纸上。这就是我革命战士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烈士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