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万大军曾有三次突围机会，为何全部落空？人算有时不如天算！

1948年11月30日这一天，徐州街头上演了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带头闹事的不是旁人，正是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

这位司令官带着大兵火急火燎地冲上街，既不是为了布防，也不是为了抓特务，而是奉了死命令来“抄家”——上面的意思很明确，城里大大小小的钱庄银行，凡是带“金”字边的硬通货，部队都要打包带走。

按理说，这事儿属于最高机密，得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可谁承想，谭司令领着人把金融圈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全都傻了眼：保险柜门一开，里面空空荡荡，比那是被狗舔过的盘子还干净。

钱早就长翅膀飞了，老板们更是连个鬼影子都找不着。

谭辅烈像个霜打的茄子，灰溜溜地跑回去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汇报。

杜聿明听完，当时就气得拍了桌子，脸红脖子粗地吼道：“那帮老头子真是要钱不要命！

为了那点孔方兄，连军情泄露都不管了，这仗还怎么打？”

事情明摆着：撤退的风声，早在行动开始前就漏得满世界都知道了。

这哪是去银行扑了个空这么简单，这分明就是徐州大撤退的一面照妖镜——上头想捂盖子，底下早就把消息卖了个精光；嘴上喊着听指挥，实际上各怀鬼胎，这就是一盘散沙。

要说徐州这场大撤退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那这悲剧的根儿，不在战场上，全在人心坏了。

其实，杜聿明这人是个顶级的“逃跑专家”。

早年间野人山那场噩梦让他练就了一身撤退的本事，就在半个月前，他还神不知鬼觉地从葫芦岛把十万大军给撤了出来。

这回手里攥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三十万号人，要把队伍带到淮河以南，他心里原本是有底的。

算盘打得挺精：11月30日夜里开拔，先奔安徽永城，再转道蒙城，最后靠着淮河天险喘口气。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帮“猪队友”能有多坑。

头一个掉链子的就是保密局那个搞爆破的队长张亦东。

给他的活儿是趁夜里炸掉火车站和带不走的物资，但这哥们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大白天就按下了起爆器。

这一声巨响，全城老百姓都知道要跑路了，瞬间乱成一锅粥。

紧接着是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

这位大名鼎鼎的“飞将军”一看势头不对，脑子转得飞快，故意把上面的命令歪曲一番，大中午就领着自己的人马脚底抹油，先溜了。

一个乱炸，一个乱跑，杜聿明精心策划的“秘密转移”，直接演变成了“全员大逃亡”。

虽说场面一度失控，但杜聿明毕竟是老江湖，硬着头皮愣是把局面给稳住了。

到了12月2日中午，大部队赶到了孟集。

照这个速度，只要再咬牙跑上一天，就能冲到永城，彻底甩开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

这时候，粟裕指挥的华野大军正在屁股后面一百多里宽的平原上死命追赶。

双方拼的就是这要命的二十四小时。

偏偏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队伍又出了幺蛾子。

邱清泉兵团突然刹车，非要回头去捞那些被咬住的尾巴部队；李弥兵团叫苦连天，死活要停下来喘口气；孙元良兵团跑得太欢，直接断了联系。

杜聿明被逼得没招，只好下令在孟集歇一晚上。

就这一晚上，这一脚刹车，把杜聿明手里那点仅存的活路，彻底给断送了。

12月3日一大早，杜聿明正打算拔营起寨，头顶上突然掉下来一封要命的信。

那是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来的亲笔手谕。

信里话说得极重，满纸都是“亡国灭种”的大帽子，死命令杜聿明不许往永城跑，必须立马掉头往睢溪口打，去救那个被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

这封信，直接把杜聿明推到了悬崖边上。

杜聿明心里跟明镜似的：

还在南京的时候，顾祝同可是拍着胸脯给过话的——“能撤就撤，别恋战”。

眼下既然跳出了包围圈，只要闷头往西跑，那是海阔凭鱼跃。

可要是听了命令去救黄维，那就是往华野和中野张开的大口袋里送死。

老蒋为什么突然变卦？

说白了，黄维兵团是“土木系”的命根子，那是中央军里的心头肉。

在蒋介石看来，这一坨绝对不能丢。

要是换个脾气硬点的将领，既然将在外，搞不好就抗命跑了。

可杜聿明毕竟是杜聿明，骨子里的愚忠让他选择了服从。

于是，三十万大军在淮北平原上画了一个死亡U形弯，一头扎向了早已磨刀霍霍的解放军。

这一回头，就把自己送进了陈官庄这个死地。

熬到12月15日，老天爷其实给过杜聿明第二次机会，也就是理论上的最后那根稻草。

那时候战场形势很微妙：南边，中野和华野一部分人在围着黄维打；北边，华野主力围着杜聿明。

两坨国民党军离得也就几十公里。

为了防着这两股敌人凑到一块去，粟裕把重兵都摆在了东面和南面，反倒是陈官庄西边的口子扎得没那么紧。

这时候，要是黄维和杜聿明能心有灵犀，同时往外冲，而且杜聿明别往南边凑热闹，直接往西边猛扎，华野那道防线还真未必能拦得住。

但这得有个前提：两个指挥部得配合得天衣无缝。

可惜啊，国民党军那点协同能力，基本就是个笑话。

12月15日黄昏，黄维实在扛不住了，决定突围。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简直充满了黑色幽默：南边的黄维在拼老命往外冲，北边的杜聿明却完全被蒙在鼓里，就在这决定生死的关头，他竟然选择了“转攻为守”，让部队睡大觉。

直到12月16日晚上，黄维那边突围都过去整整一天了，剿总刘峙那封报丧的电报才晃晃悠悠地发过来：

“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总统指示。”

看着这几行字，杜聿明差点没背过气去。

为什么不早点下令两边一起动？

为什么情报能晚到整整一天？

哪怕早半天知道消息，往西边冲一冲还没准能活。

这就是国民党指挥系统的老毛病：上面瞎指挥，平级之间不通气，情报全靠老天爷赏脸。

这下好了，黄维完了，杜聿明彻底成了瓮中之鳖。

跑是跑不掉了，只能死守待援。

杜聿明派参谋长舒适存飞去南京哭诉，结果换回来的只有蒋介石的一句空头支票：“决战”。

援兵影子都没有，拿头去决战？

不过，南京方面倒是也没完全不管，派来了一个人和一样东西：空军副署长董明德，外加满满一飞机的防毒面具。

这就是蒋介石最后的“绝招”——放毒气。

那计划听着倒是挺完美，甚至可以说阴毒至极：

第一步，空军往下扔“甲种弹”（也就是毒气弹）；

第二步，地面部队戴好防毒面具，趁着乱劲儿撕开缺口；

第三步，飞机全程护航，“一直护送到安全区为止”。

这招一出，连邱清泉和李弥听了都两眼放光。

说实话，到了这份上，这也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从12月21日开始，陈官庄那个简易机场就没闲着，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落，卸下来的全是粮弹和防毒面具。

杜聿明在等，等东西攒齐了，更在等一个“好天气”。

偏偏这时候，老天爷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12月26日，杜聿明一睁眼，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

下雪了。

这雪一下起来就没个完，而且越下越猛。

什么叫人算不如天算？

大雪封门，能见度低得吓人，蒋介石赖以救命的空军全都趴了窝，毒气弹扔不了，空中掩护更是想都别想。

原本定好的突围大计，只能无限期往后拖。

杜聿明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守着三十万饥寒交迫的残兵败将，对着漫天大雪发愣。

而对手粟裕，可没打算给他等到天晴的机会。

粟裕那眼光多毒啊，一眼就看穿了战机：敌人又冷又饿，飞机又动不了，这会儿不打更待何时？

真要等到天放晴了，敌人有了空中支援，那是自找麻烦。

12月31日，粟裕直接给军委发报，请求把总攻时间提前。

两天后，军委点头同意。

1949年1月6日傍晚6点半，淮海战役最后的收官之战打响了。

这会儿的陈官庄，早就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冰雪坟场。

没有飞机，没有援兵，没有毒气弹，只有一群早就吓破了胆的冻死鬼。

回头看看杜聿明这一个月，输得真是一点都不冤。

一开始就输了——银行里的钱跑得比兵都快；

半路上又输了——为了救一个黄维，把三个兵团都搭进去了；

配合上更是输得彻底——两支大军离得这么近，却像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

最后，输给了老天爷的脸色，也输给了对手的狠辣果决。

那个在徐州街头对着空保险柜发呆的谭司令，其实早就把结局给剧透了：

当一个政权连自家的钱袋子都看不住的时候，还指望它能看住这三十万大军，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