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诉讼蛇年数据公开：处罚撤销率竟有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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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蛇年的最后一天，感谢各位读者过去一年的陪伴与支持。

过去一年，很多人持续关注Rush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进展，与其零散回应，不如用已经有结果的案件，做一次直接、清晰的汇总。

⬆️蛇年部分撤销决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数据，来源我本人代理的案件，以及我能够见到完整法律文书的案件，并不涵盖全部此类案件，也不代表整体样本规模。数据分析仅供参考。

1. 行政复议

已出结果6起：确认违法1起，撤销处罚1起，维持处罚4起。

否定行政行为2起，占33.33%；维持处罚率66.67%；撤销率16.66%。

更值得关注的是接下来的程序走向。

6起复议案件中，有5起在复议决定作出后继续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占比83.33%，且提起诉讼的主体，100%为被处罚人。

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一个现实：绝大多数当事人，并未在复议阶段止争息诉。

行政复议制度的设立初衷，在于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化解行政争议，实现“案结事了”。但从上述样本来看，复议并未成为终点，而是成为进入诉讼的“前置程序”。

复议未能实质吸纳矛盾，反而在相当比例上，延长了争议路径，增加了诉讼数量。

2.行政诉讼

已出结果8起，北京4起，天津1起，酒泉1起，广州1起，贵州1起。

其中撤销处罚3起，驳回5起，撤销率37.5%。

程序走向同样清晰。

8起案件中，有6起进入上诉或申请再审程序，占75%。其中约71%由被处罚人提起，约14%由执法机关提起。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并未在一审阶段终结，而是继续向更高层级延伸，当事人对一审结果的接受度并不高。

37.5%的撤销率，本身已经说明裁判分歧客观存在；而超过八成案件继续上诉，则进一步说明争议并未在一审得到实质性吸纳。

当复议难以止争，一审亦难以终局，问题或许已不只是个案输赢，而是规则理解与执法标准之间的深层分歧。

3.律师观察：复议还是诉讼？

很多客户在考虑是否争取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是先申请复议，还是直接提起诉讼？

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确：直接诉讼。

原因并不复杂。

在实践中，执法机关与复议机关是两个不同主体。一旦经过复议程序，案件进入诉讼时，往往形成“两家行政机关”共同应诉的局面。

近期开庭的多起案件中，复议机关普遍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而执法机关通常由法制科人员出庭。

这并不是说谁的能力高低问题，而是诉讼结构发生了变化。

参与主体越多，立场越固定，协调空间越小。

实际庭审体验是：没有复议机关参与的案件，无论庭审节奏，还是庭后沟通、协商、调解，整体都相对更顺畅。

再从裁判结构看，如果案件已经经过复议，法院若要撤销处罚，往往意味着同时否定两家政府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相比单纯审查行政处罚行为，其审慎程度、论证成本和制度考量都会更复杂。

当然，法院最终仍会依法裁判，但客观上，裁判所需面对的结构压力并不相同。

此前，郑律师曾写过一篇题为的文章。

文中所引用的，均为在Rush 行政复议过程中真实出现的法律文书，为避免抽象论断，郑律师将相关文书原文呈现，以此支撑观点。

文章发布后，引发了明显分歧。无论是投票结果，还是评论区讨论，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方面，不少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人员表达了委屈与无奈。他们提到，复议机关长期面临时间压力大、人员配置不足、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等现实困境。在现有体制和资源条件下，要同时兼顾效率与质量，并非易事。

另一方面，也有多位复议申请人现身说法，讲述自身申请复议的经历与感受。从材料补正、程序等待，到结果维持后的再次诉讼，不少人直言，复议并未实现预期中的低成本、高效率化解争议，反而拉长了维权路径。

两种声音都是真实的，也都值得被正视。一边是制度运行端的资源压力，一边是权利救济端的实际体验。当执行者与申请人都感到不轻松时，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并非个体态度。

再说行政诉讼。

从律师的实践感受来看，高上诉率的核心，并不仅仅是当事人“情绪上不服”，而是对一审判决说理与标准的不认可。

在不少案件中，一审裁判所采纳的判断标准，与已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存在明显差异，甚至直接冲突。

比如，是否必须进行“70%，才能认定为危险化学品混合物；又如，刑事案件被指定管辖后，。

这些问题，在部分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的生效裁判中已经作出明确回应，而且并非凭空创设，而是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和白纸黑字的条文支撑。

但在实践中，仍有相当数量的一审判决，并未采纳上述裁判思路，也未对既有生效裁判作出回应。

标准的不统一，解释路径的不一致，使当事人难以形成稳定预期。

在这种背景下，上诉几乎成为理性选择，而非情绪表达。因为当规则本身存在冲突时，当事人自然希望通过更高层级的审查，获得一个更具权威性的统一答案。

因此，高上诉率未必说明当事人“过度维权”，反而可能说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类型化争议中，法律适用尚未真正形成稳定、可预期、可复制的统一标准。

写到这里，其实答案已经不再是“复议好还是诉讼好”。

从实践看，复议未必止争，诉讼也未必终局。很多案件走完复议再进法院，走完一审再上二审，程序层层递进，当事人耗费时间与成本，行政机关投入人力与资源，法院承担持续审查压力。

制度在运转，但信任感并未同步累积。

对律师而言，最大的体会不是输赢，而是标准不确定——争议被不断推向更高层级，却迟迟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稳定标准。当规则清晰时，当事人会权衡利弊；当规则摇摆时，当事人只会选择继续。

复议与诉讼原本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如果都无法在各自阶段实现真正的定分止争，那么问题就不在程序选择，而在规则本身。

也许，新的一年里，我们更需要看到的，不是案件数量的变化，而是标准的沉淀。只有当裁判逻辑越来越稳定，复议才会成为终点，诉讼才会成为答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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