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冬夜的会场里,一句评论搅动了全球贸易的池水:WTO掌门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提醒,北京的巨额顺差若不降温,保护主义的大门迟早重新关上。
中国上一轮高速崛起靠的是海量出口,这是常识,也是事实。可事实之外还有脉络。上世纪末,劳动力红利与产业梯度外迁交汇,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十余年,外需大爆发与国内投资狂飙形成共振,贸易账户持续“亮绿灯”。如今账本上写着大约1。2万亿美元的顺差,数字惊人,却并非凭空出现。全球产业链把大批中间品推到中国组装,中国再把价格亲民的成品送回世界,结果就是账面盈余在中国,利润分配却被跨国品牌与服务环节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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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看货物进出口差额,而无视服务、专利、品牌溢价的回流,本身就是一块缺失拼图的统计图表。 美国常年稳坐全球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收费的顺差宝座,按IMF口径,仅专利和技术许可收入一年就高达近千亿美元。美欧的高科技企业靠全球市场攫取利润,中国企业在硬件制造中承担大量成本,这在官方报表上却只留下“货物顺差”四个字,极易被解读成单向占便宜。
再把镜头切到东南亚和中东。一纸RCEP让中国商品在东盟畅行,新能源车、光伏模组、中低端机电设备横扫新兴市场;中阿产业园里,智能手机产线昼夜运转。对手越换越多,但链条越来越长,最终中国仍是枢纽。这也是去年出口能在中美摩擦加剧、欧美需求偏弱的情况下逆风上涨五点几个百分点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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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增大就必定损人利己吗?答案没那么简单。欧洲对华逆差上升的真实背景是本地制造业成本高企、能源价格飙升、自身竞争力滑坡。掏空的是谁的产业?数字透露端倪:德企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去年创新高,过去三年累计已超700亿欧元。资本的脚步说明,他们并未“被迫承接”外部产能,而是主动拥抱中国市场与供应链以维系利润率。
梳理WTO职能可发现,它是多边谈判平台,而非宏观经济调度中心。总干事提出结构化建议本无可厚非,但若忽视发展阶段差异,就容易陷入“指标至上”。过去四十年里,世界工厂的角色数次转换:六十年代是日本,八十年代轮到“四小龙”,现在是中国,未来也可能是越南或印度。产业迁移遵循的始终是比较优势法则,而不是谁开口要求让渡顺差。
中国内部也在下棋。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十年前的不足五成爬升到现在约六成,网络零售、数字经济、养老医疗等新需求接棒出口。财政端减税降费,货币端托底中小微,目的就是把增长引擎从外需换挡到内需。顺差看似庞大,但在GDP里只占个位数;更何况,进口同样在创新纪录:芯片、能源、农产品连年增加。贸易科目背后,是结构升级的映射,不是单向度的“卖得多、买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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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不是自动保险箱,它更像沙堤,海水一旦高涨依旧漫过。 十五年前的金融危机,美国抬高关税,却挡不住消费电子继续依赖亚洲制造。近两年欧盟设立碳边境调节税,却发现本土绿电还没覆盖重工业。墙筑得再高,全球供应链依然会绕道。对任何经济体而言,真正的风险不是他国顺差,而是本国竞争力停滞。
回到慕尼黑那句提醒。若将其视作警钟,中国完全可以启示二:继续打开市场,继续鼓励进口,继续让消费升级对冲外需波动;同时抓住绿色转型、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规则谈判,把“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平台”。这样做并非迁就谁,而是基于自身升级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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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部焦虑,一方面是选举周期下的政治话术,另一方面是产业重塑中的阵痛。多边体系若要稳,WTO更应扮演裁判而非场边解说,确保规则透明、争端机制畅通,让企业而非关税决定产地。强行通过大棒削减他国顺差,看似快刀斩乱麻,实则伤及整个供应网。
贸易从来不是零和。货物的流向、资本的回报、知识的溢价,终将在繁复迂回的全球账本里找到平衡。 中国,欧盟,美国,东盟,没人能独自关闭市场,也无人能独占红利。顺差是否过大,本质是市场自我调整的速度与政治容忍度的较量。与其把精力花在“谁赚得多”,不如坐到谈判桌前,更新规则,让新技术、新模式被更多人分享。那才是避免下一轮冲突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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