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三次遭到怀疑和免职，为何还能一路高升？背后靠山实在太硬

时间定格在1950年6月10日，地点是台北马场町刑场。

几声爆豆般的枪响过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还有中将高参陈宝仓，直挺挺地倒在了血泊里。

这就是当年震动海峡两岸的“吴石案”。

消息传到陈诚那儿，这位当时在台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脸黑得像锅底，半晌没崩出一个字。

要知道，以前陈宝仓捅了篓子，都是陈诚在后面兜着，要是没有他在后面撑腰，陈宝仓哪怕有九条命也早丢光了。

可偏偏这一回，看着那叠被截获的情报，再看看那赖不掉的笔迹鉴定，陈诚把手揣在袖子里，愣是没敢动。

这一刻他才咂摸出味儿来：自己扒拉了一辈子算盘，搞小圈子政治，结果让这位“老学长”给结结实实上了一课。

他以为自己是在护着“土木系”的自家人，哪成想，是亲手把一位红色特工接到了台湾的心窝子里。

这两个人到底啥关系？

这还得往回倒腾几十年，从一碗驴肉火烧和校友情谊聊起。

陈宝仓是保定军校第九期工兵科出来的，陈诚比他高一届，是第八期的。

在国民党那个圈子里，这就叫“通家之好”。

那时候带兵讲究个“同乡、同窗、同宗”，陈诚后来手握大权，搞起了“土木系”（十一师的土，十八军的木），最稀罕的就是保定军校这些高材生。

1936年，陈诚在庐山搞军官训练团，一眼就相中了成绩拔尖又懂工兵技术的陈宝仓，二话不说，直接把他从杂牌军晋绥军那边给挖了过来。

这步棋，陈诚心里门儿清：陈宝仓这人没根基，要想在中央军这口大锅里混口饭吃，除了死心塌地跟着自己，没别的路可走。

后来的事儿也确实照着剧本走的。

抗战一打响，陈宝仓在淞沪战场上把右眼都给拼瞎了，后来又被陈诚安排去第四战区，给张发奎当副手。

这安排就有意思了。

张发奎是粤系的大佬，陈诚把心腹安插过去，明面上是帮忙，实际上是“掺沙子”搞监视。

陈宝仓坐在那个位置上，代表的就是陈诚的脸面。

正因为有这层“铁瓷”关系，陈宝仓后来干了好几件“出格”的事儿，在陈诚看来，那都不叫个事儿。

比如1942年夏天，中越边境的天保县（就是现在的德宝县）逮住个怪人。

这人嚷嚷着要借道广西去重庆找周恩来，可证件一看就是假的。

那会儿越南全是日本兵，边境上特务、间谍乱窜。

当地军警吓得够呛，赶紧报到靖西指挥部，意思是按“间谍”处理，就地崩了省事。

当时坐镇靖西拿主意的，正好是陈宝仓。

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

一条路是签字杀人。

这是最稳当的法子，一点政治风险没有，还能落个“雷厉风行”的好名声。

另一条路是先扣下，往上报。

这可就麻烦了，万一人跑了，或者真是日本特务，这黑锅他得背。

陈宝仓扫了一眼名单，这人化名叫胡志明。

陈宝仓把笔一扔，没签那个字，而是把皮球踢给了战区长官部。

紧接着，张发奎那边一核实，好家伙，这是越共的头儿，不是日本间谍。

虽说重庆那边下令关人，但就因为陈宝仓这一招“拖字诀”，胡志明的脑袋算是保住了。

再后来，苏联那边一打招呼，张发奎顺水推舟，人就给放了。

这事还没完。

胡志明出狱后，在边境办起了抗日训练班。

军统那帮特务不干了，状纸直接递到重庆，说陈宝仓“纵容越共”。

蒋介石一听就炸了毛，发密电要抓人。

得亏消息“长了腿”，胡志明脚底抹油撤回了越南。

重庆那边气得跳脚，认定陈宝仓渎职，还要查查他是不是通共。

这要是换个没背景的杂牌将领，这回不死也得脱层皮。

可陈宝仓背后杵着陈诚这么一尊大佛，张发奎也护着，最后也就是去重庆走个过场受审，拖了一年多，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其实早在1941年，特务们就恨陈宝仓恨得牙痒痒。

那会儿皖南事变刚过，桂系的白崇禧在广西搞清洗。

这时候，地下党的人找上了陈宝仓。

这忙可不好帮：让陈宝仓出面，把这支已经被特务盯死的队伍，弄到他的防区去。

这事儿风险大得没边了。

把一群上了黑名单的人弄到眼皮子底下，一旦露馅，那就是“窝藏共党”的大罪。

可谁能想到，陈宝仓不光应下了，还办得漂漂亮亮。

他大笔一挥，开了张“调令”，名正言顺地把剧演四队调到靖西去“劳军”。

靖西那是陈宝仓的一亩三分地，军统的手伸不进去。

剧演四队到了那儿，不光安全了，还敲锣打鼓地演戏搞宣传。

特务们气得直跺脚，黑材料像雪片一样往重庆飞。

按常理，这么多黑材料，够枪毙十回都有富余。

为啥陈宝仓一点事没有？

除了没有过硬的实锤，根子上还是那个老毛病——派系斗争。

在国民党高层眼里，搞特务的（军统）和带兵的（土木系）本来就是冤家。

特务告陈诚的人，在陈诚看来，这就是没事找事，是冲着他这个山头来的。

所以陈宝仓越是被特务告，陈诚越是要死保。

这反倒成了一道奇特的护身符。

抗战一胜利，陈宝仓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也差点栽了个大跟头。

1945年，陈诚派陈宝仓去青岛搞受降。

这可是个肥缺，也是个露脸的活儿。

陈宝仓不光主持了受降仪式，还当上了联勤总司令部第四兵站的总监。

这时候，国民党窝里斗的毛病又犯了。

山东战场那堆物资，成了各方眼红的肥肉。

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那是何应钦那边的人。

他看陈诚的人把着后勤大权，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到了1947年底，把柄来了。

第四兵站有一批物资在路上“丢了”，实际上是被解放军给截了。

王耀武立马咬住不放，跑到蒋介石那儿告状，罪名还是老一套：“资共嫌疑”。

这一下，陈宝仓又被撸了官。

面子上看，这是查贪腐、查通共；骨子里，这是何应钦系向陈诚系开火。

陈宝仓心里憋屈。

他觉得自己冤枉——这明明是战场上的意外，怎么就成了资敌？

可在陈诚看来，这事儿绝不能认怂。

要是认了，就是承认自己用人瞎了眼，就是把山东的后勤大权拱手送人。

于是乎，1948年，在陈诚和联勤总司令郭忏的一番操作下，陈宝仓不光洗脱了罪名，还被安排了个闲职：国防部中将高参。

谁也没料到，正是这个看着没啥实权的“冷板凳”，成了最后插向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尖刀。

1949年初，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

陈诚被派去台湾“留后路”。

这时候，陈宝仓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后一个、也是最凶险的决定。

他去找“老学长”陈诚，说想跟着一块儿去台湾。

在陈诚眼里，这太合情合理了。

老部下、老同学、被排挤的“受害者”，现在想跟着老长官去台湾找条活路，没毛病。

陈诚手一挥，准了。

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儿的陈宝仓，里子早就换了。

早在1948年香港那会儿，陈宝仓就秘密加入了民革。

他这次去台湾，是背着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双重任务去的。

这步棋，走得那是相当惊险。

到了台湾，陈宝仓顶着“陈诚老部下”的金字招牌，混得风生水起。

以前那些老战友、老部下，现在都在台湾当大官。

陈宝仓靠着这些关系，搞到了大把的绝密情报：防卫图、兵力部署、机场坐标。

这些要命的情报，通过吴石将军这条线，源源不断地送往香港，最后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直到1950年。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抓后叛变，把吴石给供出来了。

特务抄吴石家的时候，翻出了一份手写的情报。

笔迹鉴定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那是陈宝仓的字。

这一回，板上钉钉，铁证如山。

最要命的是，这是一份“必死”的证据。

它不是什么政治立场的模糊嫌疑，而是实打实的军事机密外泄。

陈诚看到那份情报时，心里的滋味估计跟吞了苍蝇差不多。

自己护了十几年的“铁杆嫡系”，原来真的是那边的人。

这不光是打脸，更是政治上的巨大污点。

这一次，他救不了，也不敢救。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在马场町英勇就义。

一直到死，他的身份都没完全公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两岸隔绝，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更不知道他已经被评为了烈士。

1953年，陈宝仓的骨灰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回头看陈宝仓潜伏的这十年，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他把国民党内部最致命的弱点——派系斗争，利用到了极致。

因为特务是“外人”，所以特务的话不可信；因为王耀武是“政敌”，所以王耀武的举报是陷害；因为陈诚是“学长”，所以陈诚的保护那是天经地义。

陈宝仓正是把这一层看透了，才能在一次次危机中，把国民党的“护身符”变成了刺向他们心脏的利剑。

那个不仅送了驴肉火烧，还搭上了性命的吴石将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正好能给这种选择做个注脚：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