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札,在缅甸的土地上,长眠着近十万中国远征军将士,他们为保卫滇缅公路、支援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血洒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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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今天,他们的墓地几乎全部被毁:有的成了市政厅,有的盖了小学,有的只剩半截残碑,更讽刺的是,英国军人的墓园整洁如新,连日军留下的慰灵塔都完好无损。
唯独中国烈士的安息之地,被系统性抹去,仿佛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从未存在,这不是遗忘,是刻意的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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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凭借海军优势迅速封锁中国沿海,占领主要港口,外援通道几近断绝,到1941年底,滇缅公路成为唯一能将国际援助运入中国的陆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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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虽困住中国,自身却陷入资源危机,缺橡胶、缺锡、缺石油,为维持侵华战争,它必须南下夺取东南亚殖民地,于是1942年初,日军挥师进攻缅甸,意图切断这条中国命脉。
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出兵,远征军入缅,既是保路,也是助缅抗敌,从此十万将士踏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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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6日,杜聿明率第五军率先入缅,先锋正是戴安澜的第200师,3月7日,部队抵达同古;次日仰光沦陷,日军北上如潮。
3月19日,同古战役爆发,面对日军空中轰炸与地面猛攻,200师孤军奋战,原定增援的廖耀湘新22师被空袭阻断,无法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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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澜率部死守十一日,多次击退强敌,伤亡惨重,3月30日弹尽粮绝,被迫突围,这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也暴露了盟军协同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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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失守后,远征军战略转为掩护撤退,第五军退至平满纳,准备决战,却遭东西两翼崩盘——东侧第六军溃败,西侧英军“一泻千里”,第五军险被合围。
4月16日,七千英军在仁安羌油田被围,紧急求援,远征军自顾不暇,仅能派出孙立人第38师第113团:一个团不足千人。
团长刘放吾率部强攻,以522人伤亡代价,歼敌千余,成功解围,此役不仅救出英军主力,更为日后反攻保存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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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感激涕零,当38师撤至印度边境,边防军起初要求其缴械以“难民”身份入境,幸得仁安羌获救英军将领力保,38师才得以整装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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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8师的体面不同,第五军的命运堪称惨烈,他们选择穿越野人山回国,却陷入人间地狱——密林瘴气、断粮断药,士兵或病死,或饿毙,或绝望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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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一架美军侦察机偶然发现,空投物资与电台,这支曾浴血同古的铁军,恐将全军覆没于荒山之中。
而殿后的200师更惨,戴安澜本名戴炳阳,因感“国难当头,力挽狂澜”,改名“安澜”,他在缅甸打响第一枪,也在最后一战中殉国,全师突围仅剩两千人,戴安澜牺牲于丛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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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共牺牲近十万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胜利,却未能换来身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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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远征军在缅甸多地修建墓园,纪念英烈,但这些陵园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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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缅甸军方首领奈温发动政变,废除宪法,建立独裁政权,他推行极端“去外国化”政策,驱逐外侨,没收外资,中印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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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风暴中,远征军墓地成为重点清除对象,八莫市原为第38师、第50师解放之地,战后建有烈士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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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38师墓地旧址成了八莫市政厅;50师墓地被炸平,上面建起密支那南郊第二小学,仅在八莫以南公路旁,留有一块半截石碑,刻着“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实无“八师”番号,应是华侨重建38师墓时误记,即便如此连这残碑也再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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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关系的恶化,始于奈温,终于其1988年下台,此后两国逐步修复关系,民间也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2013年1月13日,仁安羌大捷71周年,刘放吾之子刘伟民在战场旧址建成纪念碑。
落成仪式上,蒋介石之孙蒋孝严、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戴安澜之子戴澄东、杜聿明之女杜致廉等齐聚,共同祭奠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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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戴澄东在父亲率部撤离的墨梅县莫洛村,建成中国远征军纪念塔,2023年6月10日,中缅合作的密支那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设施正式竣工,园区内设纪念碑,并建地宫,安葬347名将士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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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忠魂曾为缅甸自由而战,却遭数十年冷落与毁墓之辱,如今这个曾背恩忘义的国家,终于开始正视历史,重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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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对英雄最好的告慰,不是眼泪,而是铭记——记住他们为何而战,也记住我们为何不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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