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黄埔四期毕业，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的皖南，雪粒子砸在脸上像小刀子割。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右腿被子弹打穿了，血把棉裤浸成黑红一片，连站都站不稳。警卫连副连长李甫带咬着牙背他，脚底下的泥坑深一脚浅一脚——前面是国民党军的机枪口，后面是追上来的追兵，这局面换谁都得慌。袁国平趴在背上喘气，心里门儿清：自己这累赘再跟着，就是两条命搭进去，要么死要么当俘虏。他早说过“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现在这时候到了。

趁李甫带弯腰躲炮弹的空当，袁国平摸出兜里仅有的三块大洋和一本磨破了皮的笔记，硬塞进他怀里：“这是最后党费，拿着。”紧接着枪响了。李甫带回头一看，袁国平靠在枯树上，眼睛滑到鼻尖，手里的手枪还冒着烟。这一年，他才35岁。

大伙都知道他是新四军顶梁柱，可没几个人知道，这个架着高度近视镜、一脸书生气的男人，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开山鼻祖”——罗荣桓、谭政后来都得排在他后头。原本是拿笔杆子的读书人，咋在战场上练出铁石心肠？得从他两次生死关口说起。

头一回是1927年，南昌起义败了，广州起义也败了，张太雷都牺牲了。花县小学操场里，拢共一千二百来号残兵，枪还缺九十条——有的枪托断了，有的没子弹。摆在眼前两条路：要么分枪领路费回家，要么捏合起来接着干革命。袁国平选了后者，和叶镛、徐向前站出来，扯起“工农革命军第4师”大旗。

他先当参谋长，后来当党代表。这哪是凑人头？是“回炉重造”。他在游击圈里捣鼓出油印《红军生活》和土杂志《造反》，还找老同学贺渌汀写《暴动歌》。这招险是险，但准得很——红4师后来在海陆丰死磕，虽说伤亡大，可护住了革命火种。要是当初散了，这一千多人早成历史灰尘了。

第二回是1938年，新四军刚成立，南方8省14个山头的游击队凑的。这帮兄弟打仗豁得出去，可谁也不服谁，山头主义重，没政治概念。不少人喊着练军事，袁国平偏说“建军先建人，建人先建脑”。他把延安抗大那套搬过来：办《抗敌报》，写《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当教材。

最绝的是扫盲招：行军时前头人背包贴生字，后头人边走边认。这招看着虚，其实务实——苦日子里撑着人的不是枪法，是信念。陈毅后来夸他“搞宣传鼓动真有一套”，他和陈毅弄的《新四军军歌》，现在听着还热血。

可每步选择都得付代价，袁国平付的是价。1927年打仗前，他给老娘寄照片，背面写“儿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万一活着回来再跟阿母重逢”。长征时，他的战马驮伤员，媳妇邱一涵裹过小脚，用三寸金莲走完二万五千里。

三个娃全送回老家：大闺女袁晓英13岁当童养媳，小闺女袁小英两岁冻饿没了，儿子袁振威八个月大送人，跟着瞎眼奶奶要饭，好几次差点饿死。这种牺牲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可袁国平在给哥的信里写“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

1941年那枪，是他最后一次兑现诺言。王首道挽联写“首义南昌，发展红军丰功在；抗敌江南，坚持革命壮志存”，这是对他一辈子最好的注解。那个黄埔军校里爱读文学的毛头小伙，用最壮烈的方式，交了职业革命家的满分答卷。

参考资料：《党史博采》《新四军军史》《袁国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