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2026年2月11日。
一场原本例行的司法听证会,持续5小时,演变为对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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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与国会议员针锋相对,被指“大规模掩盖”爱泼斯坦案文件。
台下,至少11名受害者举手,表示从未与司法部会面。
300万页公开文件背后,是另一半未公开的材料。
真相在哪里?
是制度在运行,还是制度在遮掩?
5小时听证会为何失控
2026年2月11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原本设定为对司法部处理爱泼斯坦案文件公开情况的例行质询。
却在持续约5小时的对峙中,演变为一场公开对骂的政治闹剧。
当天,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坐在证人席上,面对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轮番发问。
问题集中在一个核心,司法部是否在“掩盖”爱泼斯坦案文件内容。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杰米·拉斯金直言,司法部在文件公布过程中存在“大规模掩盖”。
他批评文件公布缓慢、大量涂黑删节,甚至指责司法部“袒护施害者,却无视受害者”。
邦迪在听证会上为司法部辩护,称文件审查涉及数百万页材料,任何信息泄露都是“无心之失”,但议员们并不买账。
冲突很快升级为人身攻击。
在一次激烈交锋中,拉斯金指责邦迪拒绝回答问题,邦迪则反讽对方是“过气的失败律师,甚至连律师都算不上”。
场面失控,言辞激烈,远超一般听证会的辩论尺度。
更具冲击力的一幕发生在现场受害者席。
至少11名爱泼斯坦案幸存者出席听证会,当民主党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询问:“谁没有得到与司法部会面的机会,请举手?”结果所有受害者全部举手。
这一画面成为当天最具象征意义的瞬间。
党议员托马斯·梅西甚至表示,此事“比水门事件还严重”,因为这场掩盖跨越了多届政府。
这意味着,问题不再只是某一届政府的失误,而被上升为制度层面的长期遮蔽。
此次听证会本应是权力制衡的一环,却最终成为党派攻讦的战场。
5小时的争执,没有带来新的起诉名单,没有明确解释文件删改标准,也没有让受害者获得更多确定性。
留下的,是更加浓重的质疑。
文件为何“选择性透明”
听证会失控的核心原因,并不只是言辞冲突,而是围绕文件公开本身的巨大争议。
时间要回到2025年11月。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司法部在2025年12月19日前公开与爱泼斯坦案调查和起诉相关的非机密材料。
这被外界视为一次对行政部门的强制监督。
然而,司法部并未在截止日前完成公开。
直到2026年1月30日,才陆续公布超过300万页文件,且公布内容仅约为全部文件的一半。
民主党领袖舒默等人批评司法部未完全遵守《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公布文件存在大量删减与涂黑。
一些议员指出,删改范围远超法律允许的有限豁免情形。
司法部则回应称,总量约600万页,但“只有一半与案件相关”,部分材料涉及受害者隐私或敏感调查信息,不宜公开。
问题在于,谁来界定“相关”?这成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冲突的焦点。
更加戏剧性的冲突出现在监督层面。
部分议员被允许前往司法部查阅未删节版本,但查阅过程受到严格限制。
甚至有议员发现,司法部记录了他们查阅文件的“搜索历史”。
这一行为被指为“监视国会”,引发两党不满。
从制度角度看,这场争执已不再局限于个案。
它涉及一个更深层问题:在三权分立框架下,当行政部门掌握文件原始控制权,立法机关是否真正具备强制透明的能力?
因此,“选择性透明”成为外界对本次文件公开最直观的印象。
材料数量巨大,但关键部分难以核实;法律规定明确,但执行细节模糊。
当公开变成技术问题,当删改成为制度工具,透明本身就开始变得不透明,也由此引发了美式制度已光明正大腐坏的质疑。
究竟在保护谁?
爱泼斯坦案之所以被广泛认为揭露了美式制度的深层问题,并不只是因为案件本身触目惊心,而在于它在司法、政治与权力运作层面所暴露出的长期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司法问责的迟滞与反复。
早在2005年,佛罗里达州警方就开始调查爱泼斯坦涉嫌性侵未成年人案,但2008年他仅以“教唆未成年人卖淫罪”认罪,实际服刑13个月,且享有工作假释待遇。
直到2019年7月再次被捕后,但一个月内在狱中“自杀”身亡。
从轻判到离奇死亡,关键节点始终伴随疑问。
更重要的是,除其同伙马克斯韦尔外,多年来几乎没有其他美国涉案人员受到刑事起诉,多位卷入案件的西方政客名流也始终没有做出回应。
当案件跨越近30年仍难以触及权力核心,公众自然会质疑司法是否对权贵保持同样标准。
其次,是“选择性透明”的争议。
当受害者隐私被曝光,而部分权势人物姓名被隐去,外界便难免怀疑制度的保护对象究竟是谁。
再次,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张力。
国会要求公开,行政部门决定删改标准,双方围绕监督权限展开冲突。
理论上的三权分立,在实践中呈现为程序争执与责任推诿。
此外,文件内容本身触目惊心。
议员称材料涉及最小年仅9岁的儿童,并揭示跨国性贩卖网络。
美国媒体评论指出,这些文件“揭露了一群不受问责的精英阶层曾经隐秘的活动”。
当精英网络与司法系统之间的互动被置于公众视野,制度的公信力便遭遇严峻考验。
因此,说爱泼斯坦案揭露美式制度“腐坏已无处掩盖”,并非单纯情绪化表述,而是基于案件在追责延宕、文件公开争议与权力制衡失衡中的现实表现。
当正义长期悬而未决,当程序透明难以兑现,当受害者反复被置于等待状态,制度问题便不再只是理论争论,而成为可被看见的现实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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