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尽管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外储最多,人民币国际化却严重滞后:2025年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仅1.93%,国际支付份额仅2.73%。根源并非美元霸权排挤,而是自身货币管理体系的内在矛盾——严格资本管制、不可自由兑换、在岸离岸分割、汇率干预等措施,既保护金融稳定、助力出口,又严重限制人民币的全球流动性和吸引力。要真正挑战美元霸主地位,中国必须重建货币管理体系,放弃“既要安全又要国际化”的两难目标。
一、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支付中的占比与我国的经济影响力差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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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亿中国人中,虽然越来越多的依靠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逐渐忘记人民币长啥样了,但在多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势不可挡地日益强大的叙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锁定在一种人民币最终取代美元成为全球最“强大”的货币目标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得,只有如此才能适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并最后颠覆美元在金融市场中数十年的主导地位。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虽然我们疫情退出后消费需求乏力且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五年的低迷,中国在许多方面仍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官方媒体、林毅夫等官方经济学家和张维为、金灿荣等御用大V反复宣称,中国是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已经是超越美国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去年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30%。
中国还拥有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银行体系,能够不顾回报和风险地支持国内外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央行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这是应对金融冲击的巨大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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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经济实力雄厚,但人民币仍是轻量级。依据IMF的最新数据,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56.92%,欧元占比20.33%,人民币占比仅1.93%,不到英镑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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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SWIFT公布的国际支付系统最新的支付数据中,2025年12月美元的国际支付份额上升至50.49%,这一比例达到自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人民币支付占比则从疫情期间的第五名下滑至第六名,12月的支付占比仅为2.73%,排在欧元、英镑、日元、加元之后。
二、人民币国际化缓慢,是美元霸权的排挤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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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一现实,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缓慢,是美元主导地位的排挤、西方金融霸权所致。
但大家都忽略了,实际上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并非美元的主导地位或者西方的金融霸权,而是我们一直犹犹豫豫的人民币管理政策和既要人民币安全又要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可能的双重目标。这才是人民币不太可能成为外汇储备主要选择和国际支付主要货币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金融机构虽然体量庞大,但在金融创新、盈利能力、应对风险方面比发达经济体要弱,因此人民银行对流出的人民币数量和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设定了严格限制。
比如人民币分为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在岸人民币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离岸人民币才能在境外自由流通。中国流通中的广义货币M2从2014年到2025年,从140万亿增加到340万亿元左右,但离岸人民币规模一直只有2万亿人民币左右,仅占M2的0.58%。再比如,为了控制货币价值,而非让市场决定汇率,央行一直对企业结汇、购汇和个人购汇制定了各种规定。比如结汇有要求,购汇有指标,外汇管理局每年都对企业购汇下达指标,外汇管理局规定个人购汇每年不超过5万美元。
与此同时,央行还通过外汇中间价来控制人民币在岸汇率波动,中国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只能在央行外汇中间价的2%以内波动。
当人民币离岸汇率波动超过中间价的2%时,央行还有很多工具来控制离岸汇率,包括“逆周期因子”调节、外汇风险准备金、外汇存款准备金、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等。
当然,这种汇率管控做法虽然有利于我们通过压低汇率降低出口价格推动对外出口,获得持续的贸易顺差增长,但也导致我们的贸易伙伴贸易逆差高企,进口价格抬高,进出口失去平衡,进而造成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
这种管理体系的优点是可以将汇率作为推动出口的工具,同时帮助我们屏蔽外来的金融冲击。缺点是限制了人民币作为强大储备资产的和支付手段的全球吸引力。
这种优缺点就是现行货币管理体系的两难境界:既要人民币国际化,又要人民币不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
比如仅仅是缺乏可自由兑换性,家辉大大障碍其他国家储备并使用人民币。当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开放资本市场或持续的贸易逆差积累大量流动性债权时,货币通常升格为储备地位——而我国历来避免这种情况。
通常而言,要拥有储备货币,你需要允许外国人对你积累货币主权。而我们的人民币政策框架限制了全球投资者实现这一目标的规模和便利性。
三、技术性措施无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除非重建货币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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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发出的信号显示,人民币在扩大国际角色方面有意图重新提升。这种变化很可能源于全球形势日益不确定,以及对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对美元金融秩序的管理能力的质疑或担忧。
去年以来国家领导多次表示,中国应努力建设具有储备货币地位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的“强国人民币”。2026年1月3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包括这一内容的文章。
从我国的角度来看,对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支付中提出新目标时机合适。因为全球投资者在美联储信誉、美元兑日元联合干预、特朗普贬值言论以及近期地缘政治动荡等消息传出后,预期更广泛的弱美元政策。这有利于新兴市场在储备中增持人民币份额,在国际支付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用多元化对冲应对紧张局势。
这在与我国有密切贸易联系或受西方制裁影响的国家尤为明显,比如俄罗斯在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切断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日益转向人民币计价贸易。
过去十年,我国还放宽了对包括央行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收购中国固定收益证券的限制。这也吸引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储备管理人增加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持仓。
但这些表层的措施无法影响人民币管理体系的里层逻辑,即央行确实存在对人民币使用的明显限制。人民币管理体系的核心是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外国货币,并受资本管制约束。这一人民币的核心导致外国投资者对人民币管理框架缺乏信任,导致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国际支付,尤其是作为避险货币的推广存在自我约束和内核限制,这与美元或西方资本毫无关系。
正因为如此,关于人民币可能接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的预测被夸大了。因为撇开其他任何事不谈,央行也知道,如果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快速地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取消资本管制,对人民币、对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太大。还不太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可能无法抵御人民币自由兑换并取消资本管制所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所以即使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和国际支付中的占比,远小于中国出口和中国经济在国际中的占比,也不会轻易为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而置金融风险于不顾。
一些人认为,外汇交易技术进步可能帮助中国规避这些传统要求,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新兴工具主要提升交易速度和效率,但并不会解决支撑人民币地位的制度基础。而最终决定货币是否赢得全球信任的是可信度、开放性和市场深度,而非交易机制这些技术性问题。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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