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已确定转业并联系好副厂长职务，申请参战升副团转业任副局长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87年。

有一份来自老山战场的伤亡统计，让无数研究战史的人瞪大了眼睛，甚至怀疑是不是统计员手抖写错了。

那是兰州军区21集团军61师181团的地盘。

他们守的地方叫东山，是整个老山战区里最烫手的山芋，也是双方死磕最凶的“绞肉机”，战略位置跟当年的上甘岭有的那一拼。

他们在那儿，足足钉了一整年。

你敢信吗？

全团上下将近三千号弟兄，顶着对面越军没日没夜的炮火洗地，还要防着特工摸上来搞偷袭，打到最后，阵亡名单上只有几个名字？

十个。

没错，就是十个人，连个两位数都没凑齐。

在那种稍不留神就缺胳膊少腿的炼狱里，这么大一个建制团能打出这种战损比，说它是神迹都不过分。

有人得问了，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

要么就是碰上了“天兵天将”？

都猜错了。

能把这仗打成这样，全靠一个人算的几笔“傻账”。

而这个关键人物，一年前差点就坐在老家棉机厂里，翘着二郎腿喝茶当副厂长去了。

此人名叫宋国斌。

故事还得从1985年说起。

那会儿正好赶上著名的“百万大裁军”，军队里到处都在精简缩编。

35岁的宋国斌当时正带着61师的教导大队，是个正营级干部。

大名单一下来，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注定要脱军装走人。

接到命令，这汉子没半句废话，坚决服从。

其实他心里有本账算得很明白。

老家江苏启东那边，老婆孩子全在农村。

当兵十七年，从警卫员混到教导大队长，虽说混出了人样，可家里那头实在顾不上。

地里的活儿、家里的娃，全扔给媳妇一个人扛。

常年分居两地，让他心里总觉着亏欠得慌。

这回让转业，对他们家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到了九月，宋国斌休假回家，主要就是去跑接收单位的事儿。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觉得这兵当得太苦想补偿他，回乡后的路顺得让人眼馋。

靠着在部队硬邦邦的履历，加上老同学帮衬，没出十天，两个金饭碗就摆在眼前：

要么去县委党校当副校长；

要么去县棉机厂干副厂长。

选哪个？

宋国斌心里明镜似的。

八十年代中期，县里的棉机厂那是富得流油的好地方，福利待遇杠杠的。

厂里开出的条件简直让人没法拒绝：直接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拿的工资比部队里还高出一大截。

那年头，能住进三室一厅，跟做梦娶媳妇差不多，属于一步到位的顶级配置。

宋国斌连个磕巴都没打，直接选了棉机厂。

全家人乐得合不拢嘴，杀鸡宰鹅那是必须的。

工作有着落了，大房子也有了，钱袋子也鼓了，这下一家老小总算能团团圆圆过日子。

那时候宋国斌心里那个美啊，就等着假期一结束回部队办个手续，这辈子的军旅生涯就算光荣谢幕，以后就是享清福的日子。

要是剧本照这么演，启东县多半会多出个尽职尽责的厂长，可老山前线那边，搞不好就得多躺下不少年轻的生命。

谁能想到，就在假期还剩最后三天的时候，出事了。

部队突然接到急令：全员拉动，开赴云南边境，参加老山轮战。

这消息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把宋国斌原本规划好的安稳日子劈了个稀巴烂。

一边是摆在眼前的荣华富贵——副厂长的交椅、宽敞的大楼房、老婆孩子的热乎饭；另一边是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的战场——烂泥坑、猫耳洞、漫天乱飞的弹片。

换个人处在他这位置，心里八成会嘀咕：反正转业命令马上就下，下家都找好了，打仗这种玩命的事儿跟我还有啥关系？

这时候拍屁股走人，谁也挑不出理来，完全合规矩。

但这事儿把宋国斌难住了，心里那个纠结劲儿就别提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瞅着天上的星星，脑子里的两个小人打了一宿架。

他在算另一笔账。

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十七年，从特务连的大头兵干起，当过教导队班长，又干到大队长。

练就这一身本事——那些战术动作、指挥套路、带兵诀窍，难道就是为了最后换一套三室一厅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平时喊得震天响，真轮到要上战场了，才是检验成色的时候。

要是这次缩了头，后半辈子在棉机厂日子是过得滋润，但这身军装脱得心里发虚，这道坎儿，怕是到死都迈不过去。

算来算去，最后算出一个字：去！

他做出了个让周围人都觉得脑子进水的决定：主动打报告撤销转业，跟着大部队上战场。

爹妈和媳妇虽然有一万个舍不得，但瞅着他那股子倔劲儿，也只能抹着眼泪点头。

第二天一早，宋国斌背起行囊，提前归队。

一回部队，师里领导乐坏了。

这可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啊。

原来的教导大队为了打仗解散了，宋国斌直接被按到了181团副参谋长的位置上。

团政委李太忠那是老相识，对这个安排举双手赞成。

大伙都清楚，宋国斌抓训练、搞作战，那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进了临战训练期，宋国斌那股“狠劲”全爆发出来了。

这时候他身份变了，不再是那个等着回家抱孩子的转业干部，而是要把几千号弟兄带进死人堆、再把他们活着带出来的副参谋长。

他领着全团疯了似的练体能、练负重、练爬山。

每一个战术动作，他都拿着放大镜抠。

他对底下兵说的话，虽然糙，但句句在理：

“弟兄们，现在要是不练脱一层皮，到了战场上那就是去送人头！”

碰上那些军事素质差点的，他也不骂娘，就耐着性子陪着练。

一遍不行来两遍，两遍不行来三遍。

为啥这么较真？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战场上没有后悔药吃。

平时多流一斤汗，打起来就能少流一滴血。

这笔账，在这个老兵心里比谁都重。

1986年4月，61师正式接管东山阵地。

181团分到的东山右翼，那是整个防御圈里最难啃的硬骨头。

刚上阵地，摆在宋国斌面前的就是个大麻烦：工事修得不行。

在老山打防御战，说白了就是打“土木工程”。

谁把洞修得结实，谁就能在越军的炮火覆盖下捡回一条命。

但这活儿说起来轻巧，干起来要命。

通往阵地的小道，窄得只有60公分宽。

啥概念？

两个人侧着身子过都得小心翼翼。

再加上山陡路滑，到处是烂泥。

所有的钢筋、水泥、弹药、干粮，全得靠人肩膀扛、后背驮。

既然是副参谋长，阵地建设和管理就是他的责任田。

但他干这活儿，不是在“管”，是在“拼命”。

他给自己立了个死规矩：全团所有的猫耳洞，必须挨个过筛子。

这不是那种背着手转一圈的走过场。

他前前后后七次钻进最前沿，跑遍了一百多个哨位，把八百多个工事摸了个底儿掉。

而且不是看一眼就完事，必须看三遍。

哪三遍？

第一遍看有没有；第二遍看好不好使；第三遍看能不能扛得住炮轰。

有些干部到了前线，可能喜欢窝在指挥所里盯着地图指挥。

宋国斌不干，运送物资上山的时候，这个副参谋长二话不说扛起钢架就走，还非得走在队伍最前头。

死沉的钢架把腰都压弯了，手掌磨得全是血泡，他和那帮十几岁的新兵蛋子一样，咬碎了牙往上顶。

当兵的看首长都拼成这样，谁还好意思偷懒耍滑？

这种近乎强迫症一样的严苛要求，很快就显出了威力。

等仗真打起来，越军的炮弹跟不要钱似的砸过来时，181团的阵地简直像个铁桶。

猫耳洞修得讲究，防炮设计合理，交通壕四通八达，越军的炮弹绝大多数都炸了石头缝，干瞪眼伤不着人。

到了指挥作战的时候，宋国斌更是稳得住。

有回战斗，他自己都挂了彩。

按规定早该撤下去治伤，可他愣是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在阵地上死守着指挥，直到战斗彻底结束。

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劲头，给了前线官兵一颗定心丸。

大伙心里都有底：跟着副参谋长干，绝对吃不了亏。

咱们再回头看看，181团在东山死守的那一年，不光是没丢一寸土，更重要的是打出了那个吓人的数据——全团将近3000号人，只牺牲了10个。

这个数字背后是啥？

是近3000个家庭没有因为战争挂白幡；是近3000个老母亲等回了自己的亲儿子。

这全是宋国斌那几笔看起来很笨的账算出来的结果。

要是当年他贪图那套三室一厅，老山前线就没有他的身影；

要是他在训练场上心软一点，战士们的动作就不会那么利索；

要是他对那八百个工事少检查那么一回，保不齐就有几发炮弹钻进了猫耳洞。

所有的“要是”，都被他用实打实的行动给堵死了。

仗打完后，宋国斌因为战功卓著提了副团长，胸前挂上了一等功的奖章。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宋国斌再次面临转业。

这一回，他终于能踏踏实实回家了。

有意思的是，这回回启东，等着他的既不是党校副校长，也不是棉机厂副厂长。

县里看了他的战功和本事，直接安排他去县政府一个重要部门当了副局长。

这大概就是老天爷对这位硬汉最好的回报。

当你不再只盯着房子票子算计，而是为了国家和战友的命去豁出一切时，生活往往会给你一个更漂亮的答案。

宋国斌的选择，给后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人这一辈子，有些账不能光算眼皮子底下的得失。

算得太精明，搞不好输掉整个人生；只有算得大义凛然，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

那个“10人牺牲”的奇迹，就是他这辈子算得最精彩的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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