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以雷霆手段终结了，权势滔天的韩国检察厅

李在明上台后，以雷霆手段终结了权势滔天韩国检察厅这一“心腹大患”，完成了文在寅未能实现的司法改革。此举不仅是制度重构，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清算，对韩国民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国检察厅自1948年设立以来，长期集侦查权与起诉权于一身，形成“自侦自诉”的垄断格局。

韩国检察厅权力之大，几乎能决定总统的政治命运——从卢武铉、李明博到朴槿惠，卸任总统无一幸免于调查，形成著名的“青瓦台魔咒”。

韩国检察厅不仅被视为司法独立的象征，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尤其在前总统尹锡悦时期，将大批亲信检察官安插进政府要害部门，试图打造一个铁桶般的“检察共和国”。

文在寅执政期间虽多次尝试司法改革，但最终未能撼动检察厅的核心权力。其失败根源在于政治阻力、制度惯性与个人策略的局限。

一、政治阻力：检察系统的“既得利益联盟”

检察厅在韩国政治中根深蒂固，其权力不仅来自法律授权，更源于与财阀、媒体及保守势力的隐性联盟。文在寅推动的改革，如2020年确立“警察有一次调查终结权”及2022年缩减检察官直接调查范围，均遭到检察系统内部强烈抵制。

二、制度惯性，韩国政治的“改革－反改革”循环

韩国政坛长期存在“新总统改革旧体系，旧体系反噬新总统”的恶性循环。 文在寅的改革虽以“渐进式”为策略，但未能彻底打破检察厅的权力根基。

三、个人策略局限，妥协与平衡的困境

文在寅以“稳健改革”为基调，试图通过协商实现目标。然而，检察系统拒绝妥协，甚至以“司法独立”为名抵制改革。

李在明的改革并非渐进式削弱，而是“斩草除根”式的彻底重组，其核心策略可归纳为立法废除、权力分立、人事清洗与财政压制四重维度。

1.以法律手段终结78年旧制

2025年9月26日，韩国国会以174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正案，正式废除存在78年的检察厅。 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韩国司法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新法规定，检察厅将于2026年9月正式解散，其职能由新设机构接管。 反对党虽以集体缺席表示抗议，但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背景下，改革方案顺利推进。

2.权力分立，打破“侦诉合一”的垄断格局

新法设立“公诉厅”与“重大犯罪调查厅”，分别隶属法务部与行政安全部，实现侦查权与起诉权的彻底分离。 公诉厅专司起诉职能，重大犯罪调查厅则负责侦查，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

这种设计旨在终结检察厅“自侦自诉”的帝王式权力，将司法程序纳入行政监督框架。

李在明政府强调，此举能避免权力集中导致的滥用。在重大经济犯罪或政治敏感案件中，新机构需通过跨部门协作完成调查，减少单一机构的操控空间。

3.人事清洗，切断旧势力人脉网络

李在明上任后迅速更换检察高层，任命亲信执掌关键岗位。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的多名核心检察官被调离或辞职，检察总长沈雨廷在任仅数月即被迫离职。

这一举措不仅削弱了尹锡悦时期建立的“亲尹派”势力，还通过人事更替传递政治信号：检察系统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同时，政府成立特别检察组，直接调查尹锡悦及其夫人的“内乱叛国案”与“金建希弊案”，形成“司法反制”的闭环。

4.财政制，从资金上遏制旧势力反扑

改革伴随财政预算的大幅削减，总统府、检察厅与警察系统合计削减4.1万亿韩元预算。这一措施旨在削弱旧体制的资源基础，防止检察势力通过资金运作进行政治抵抗。

李在明的改革对韩国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青瓦台魔咒”，终结政治清算循环。

李在明的改革兼具制度革新与个人恩怨的双重色彩，其历史评价需从政治、社会与个人维度综合考量。

李在明与检察厅的对抗由来已久。其在担任京畿道知事期间，曾被检察厅以“地产舞弊”“选举法违规”等罪名调查，甚至面临两年监禁诉求。

上台后，李在明迅速成立特别检察组调查尹锡悦及其夫人，实现了“司法反制”。 这种个人恩怨与政治清算的交织，使改革带有强烈的复仇色彩，但也强化了其改革的决绝性。

改革引发了关于司法独立与行政权扩张的争议。尽管如此，李在明的改革仍被视为打破“青瓦台魔咒”的关键一步，其历史意义超越了个人争议。

李在明终结检察厅的改革，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权力重构的背景下，韩国能否真正实现司法独立与政治稳定，仍需时间检验。但李在明的改革，无疑为这一进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