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院长翟东升：美国 AI 泡沫 2026-2027 年破灭（完整视频+全文）

作者：翟东升

来源：公开网络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份报告是由我们团队承担完成的，从题目立意到整体框架，都是一个有组织科研的过程。我本人的专业背景是全球政治经济研究，也很荣幸受梁院长指定，由我牵头，带领学院的青年教师和部分博士生参与到课题写作中。今天我主要讲其中一部分观点，主体内容仍由团队同学来呈现。

这份报告有几个亮点：其中一个，是中国制造 2025 与人工智能时代对全球新格局的影响。

人工智能看起来好像和制造业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过去 10 年中美战略竞争不断聚焦，制造业本身既受益于技术进步，也反过来服务于国家发展。

1992 年到 2008 年这十几年，中美迅速形成了共生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了全球化的巅峰，形成了所谓 “中美共生经济体”。

中国负责这个共生体的实体部分—— 制造、运输、基建等；

美国负责虚拟与核心环节—— 信用融资、支付结算、品牌营销、设计研发等。

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两者都至关重要。

但这种共生状态，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与机缘。

2008 年之后，其政治与战略前提逐步瓦解：

一方面，美国从原本的开放自信，转向不自信、焦虑；

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曾经的崇拜、恐惧，逐渐被理性批判和平视所取代。

双方心态与结构同时变化，原本基于特殊历史背景的合作共生开始解体。

美国试图在中国之外重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中国则被迫降低对美国金融与科技体系的依赖，至今仍在思考，是否要完整构建自己独立的虚拟经济体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望过去 10 年，中国制造 2025的背后，正是中美从共生走向逐步脱钩、科技全面竞争的过程。回头看，这10 年的规划总体是相当成功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规划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在报告策划阶段，我们开过两次研讨会，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参与。

部分科技、制造业及主管部门的同志在内部研讨时提到：

当初制定规划时，很多人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思路更偏技术与目标，并没有像人文社科领域这样，充分预判外部会如何反应、会带来何种反作用。规划提出得比较直接，目标明确、路径清晰。

但当这份规划正式推出时，直接触动了对手，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对方原本就想实施的对华遏制与制裁。对方原本就在策划相关动作，而我们提出要实现较高比例的自主可控，反而让对方的遏制显得更加 “理直气壮”。

而对方的加码制裁，反过来又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份规划的重要性与前瞻性，于是从上到下、从政府到资本市场，都进一步加大投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科技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而对美国而言，却带有自毁长城的冲动。

为什么说是自毁长城？

美国在对华科技战、制裁战中的策略，受其体制与认知局限，实际上打成了 “添油战术”—— 不断加码，但始终没有一次性充分发力。

从最开始针对中兴，再到后来针对华为，一轮轮限制，一层层加码，相当于不断 “打草惊蛇”，反而倒逼中国科技产业警觉、政府重视、全社会动员，加速构建自主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确实是我们的 “好老师”。没有外部的这种鞭策，中国制造 2025 不可能推进得如此坚决。最近的装备成果，可以视作中国制造 2025 的一份成绩单。

今天的主题，不只是中国制造，更是国家安全。

我们团队提出一个观点：中美实力对比中，最先实现反超的，很可能是军事装备领域，而不是外交、政治或一般经济领域。

这个观点最早是由学院金昌林教授和我共同公开提出，近半年来，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开始认同。

核心原因在于：我们迭代快、产能足、体系全。中国在军事装备上正在全面突破，当然，战争不只看装备，还包括人、组织、理念等多重因素。

中美相对实力变化，带来了全球认知的改变。

美国两党正在全面抛弃过去的传统思路，转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但学习的重点与路径完全不同。

对比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今天，可以用两组对比来看：

当年，中国是围绕美元体系运转的相对较小的经济体；

今天，中美经济规模已处在同一量级。

按汇率 GDP 计算，美国规模仍略大；

但如果只看可贸易部门（符合一价定理、具备国际可比性的部分），中国经济规模反而比美国高出约 50%。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市场正在逐步分裂。

很多国家希望 “东实西虚”，两头受益，在中美竞争中采取投机策略。

美国试图推动全球产业链 “去中国化”，但实际上，由于我们较为成功的策略，“去中国化” 进展并不顺利。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够稳住欧洲市场，稳住中高端产品、资本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领域的合作与开放，我们在这场竞争中就占据主动。

报告里还提到一个重要概念，由杨光斌院长提出，我们在报告中做了拓展与深化，未来还会继续研究 ——新价格革命。

历史上第一次价格革命，是 16—17 世纪全球化开启后，美洲贵金属大量流入，带来货币扩张，推动欧洲农产品等非贸易品价格持续上涨，持续近 150 年，深刻改变了欧洲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

这一次，我们提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长周期价格革命。

最初的直观表现，就是中国工业化把大量工业品变成 “白菜价”。

深入看，这一进程从日本开始，接着是 “四小龙”，90 年代中期后主力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现在又延伸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整个东亚生产网络集体崛起。

这一进程，打破了欧美对白先进工业品、高端科技的长期垄断。

目前，东亚生产网络的体量，已经可以与北美生产网络、欧洲生产网络并立。

我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原油与手机的相对价格。

1998 年，一部普通手机大约值 40桶原油；

今天，一部功能强得多的智能手机，大约只值 2 桶原油。

相对价格变化接近 20 倍。

可以预见，随着东亚生产网络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叠加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这一相对价格趋势还将延续，带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市场规模、力量对比的系统性、持续性改变。

这场新价格革命背后，有五大力量：

一是生产力，也就是制造业能力；

二是电力，中国的电力规模已形成系统性优势；

三是运力，过去我们强调高铁联通亚欧非，但对沿线国家能力要求高；现在看，电动汽车、无人机、低空经济，可能带来新一轮全球运力革命，尤其对基础设施薄弱的全球南方国家意义重大；

四是火力，即军事能力。过去 300 年，全球海权由北方国家垄断；而今天，无人机、高超音速导弹等技术，正在改变地区力量平衡，非国家行为体也能对传统海权形成挑战，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五是算力，直接关系到人工智能竞争与全球产业转移。

中美 AI 竞争各有优劣：

中国优势在应用场景、产业链、规模效应、基础设施与电力保障，以及政策长期稳定；

美国优势在高端芯片、算力霸权、资本市场、全球人才吸纳能力。

从碳基经济迈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过程中，

制造业过去 200 年的规律是：不断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

但现在，历史来到一个关键节点：

中国强调AI+，把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研发深度结合。

我在东南沿海看到很多无人工厂、黑灯工厂，产能巨大，用工极少；

在生物医药等研发投入极高的行业，中国 AI 企业已经能用设备大幅替代人力研发，过去需要几十位硕博、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作，现在可以高度自动化完成。

借助人工智能升级制造业，持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会让制造业不再那么容易简单转移。

我前段时间专门去越南调研，和不少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企业交流。

很多企业是迫于欧美大客户 “China Plus One”（中国 + 1）的压力，去越南等地设厂备份。

但实际运行下来，备份厂的效率、成本、供应链成熟度，远不如中国东南沿海的产业集群，尤其在人工智能赋能下，中国体系反应更快、综合成本更低。

结果是，很多企业把大部分订单又转回国内，境外工厂只保留少量份额。

这也说明，过去单纯出口导向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现在也有讨论：越南会不会是东亚生产网络中，最后一个依托出口导向实现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总体来看，从碳基经济迈向智能经济，中美各有优劣：

中国的优势，在于完整产业链、规模效应、工程师红利、基础设施、电力保障以及政策长期稳定；

美国的优势，在于货币霸权、资本市场、高端芯片、全球人才吸纳能力与创新生态。

当前科技竞争的关键，在于高科技产业的市场规模，谁能争取更广阔的中间市场、全球南方市场，谁就能占据更大主动。

把全球南方的市场做大、消费能力提升，总体上对中国更加有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