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相亲她说我是小偷，最后却成了我媳妇

1988年夏天，我二十岁。

那天去镇上，我妈让我穿得体面点。

“下午三点，供销社门口，别给我丢人。”

我没吭声。相的是后村王媒婆介绍的姑娘，听说在镇办罐头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八十多。我妈念叨好几天了。

镇上供销社门口有个冰棍摊，我买了根红豆冰棍，蹲在台阶上吃。太阳毒，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的确良衬衫黏在背上。

街上人不多。一个穿碎花裙的姑娘骑着二八大杠过去，车后座驮着两捆布。骑得歪歪扭扭，车把上还挂着个网兜，兜里装着搪瓷盆和暖水瓶，丁零当啷响。

我没在意，低头舔冰棍。

吃完了冰棍，我站起来，想去供销社里头转转。

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身后有人喊：“站住！”

我一回头，那碎花裙姑娘已经冲到跟前，一把拽住我胳膊。

“我的钱包呢？”她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

我懵了：“啥钱包？”

“别装了，我看见你蹲我车旁边了！”

周围人围过来。卖冰棍的老太太也搭腔：“这后生刚才确实蹲那儿半天。”

我明白了——她车停在冰棍摊旁边，进去买东西，出来发现钱包没了。而我刚好蹲在附近。

“我真没拿你钱包，”我挣开她的手，“我刚来镇上，就买了根冰棍，啥也没干。”

她不信，眼眶都红了：“那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正说着，布店里跑出来个售货员：“姑娘！姑娘！你钱包落柜台上了！”

她愣住了。

售货员举着个蓝布钱包过来：“你挑布的时候掏出来看花色，忘收了。”

她接过钱包，打开看了一眼，钱还在。再抬起头看我，脸更红了，从耳根子红到脖子。

周围人散了。她站在那儿，手足无措，手指绞着裙边。

“对不起啊……”声音跟蚊子似的。

我没说话，拍了拍袖子，转身往供销社走。

“哎——”她在身后喊。

我没回头。

到供销社门口正好三点。

王媒婆已经到了，旁边站着个穿碎花裙的姑娘。

我脚步顿住。

她也看见我了。脸唰地红了。

王媒婆还在介绍：“这是秀英，在罐头厂上班。这是建国，家里三间大瓦房，独子……”

我和秀英谁都没吭声。

王媒婆看看我，看看她：“咋，认识？”

“不认识。”秀英抢着说。

她低着头，眼睛盯着地上，好像地上有花。

王媒婆笑了：“不认识好，慢慢认识。那你们聊，我去买包盐。”

她走了。剩下我俩站在供销社门口。太阳晒得地皮发烫，知了叫得人心烦。

我站着不动，也不说话。

秀英偷偷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半天，她开口了：“那个……刚才真对不起。”

我没接话。

“我真不是故意的，钱包丢了，急眼了……”

我还是不说话。

她不吭声了，低着头，手指绞着裙边，快把裙边绞烂了。

供销社里有人买西瓜，切开来红瓤黑籽，香味飘出来。太阳晒得人发晕。

过了好一会儿，我叹了口气：“走吧，站着怪热的。”

她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

沿着街走，她推着那辆二八大杠。

“今天去买布，想给我妈做件衣裳。”她小声说，“我妈腿不好，夏天怕热，想给她做件凉快点的。”

“嗯。”

“挑了半天，选好花色，掏钱的时候发现钱包没了。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啥也顾不上了……”

“嗯。”

“我跑出来，就看见你蹲那儿……”

“嗯。”

她停下来，看着我：“你能不能说句别的？”

我也停下来，看着她：“你想让我说啥？”

她愣了一下，又低下头：“不知道。反正……你别生气就行。”

街边有棵大槐树，遮出一片阴凉。有人在树下卖凉粉，吆喝声拖得老长。

我走到树荫底下，她也跟过来。

“我不生气。”我说，“就是觉得窝囊。好好蹲那儿吃根冰棍，被人当小偷。”

她脸又红了：“我知道，是我不对。”

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问：“冰棍多少钱一根？”

“一毛。”

她从兜里掏出两毛钱，递过来：“我赔你。”

我看着那两毛钱，没接。

她举着钱，举了半天，讪讪收回去了。

“你家在哪儿？”她问。

“前头李家村。”

“种地的？”

“嗯。三亩玉米。”

她点点头：“今年雨水好，玉米收成应该不错。”

“你家呢？”

“我家也是种地的，我搁罐头厂上班，贴补家用。”

我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

“你妈腿咋了？”

“老毛病，关节炎。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没去大医院看看？”

“去了，也就那样。医生说养着，没法子。”

她推着车，慢慢走。我也慢慢走。凉粉摊的吆喝声远了，又近，又远了。

走到街尾，有家照相馆。橱窗里摆着几张黑白照片，新娘子穿婚纱，新郎穿中山装，表情都绷着。

她停下来看。

“我姐结婚时候也照过。”她说，“八块钱。”

“贵。”

“一辈子就一回。”

说完，她好像意识到什么，脸又红了，快步往前走。

我追上去：“你慢点，太阳晒。”

她放慢脚步，推着车，低着头。

“那个……”我鼓起勇气，“你觉得我咋样？”

她没吭声。

“我知道今儿这事开头不咋样，可我真不是小偷。我家虽说不富裕，但三间大瓦房，院子里还有棵枣树。我妈人也好，不刁钻。我……”

“行了行了。”她打断我，“说这些干啥。”

“我就想让你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知道你不是小偷。”

太阳西斜了，街上人多了起来。下班的，放学的，买菜回家的。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

“我得回去了。”她说，“我妈等着布料做衣裳。”

“那我送你？”

她想了想，点点头。

送她到村口，天擦黑了。

她骑上车，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后天我歇班，还去镇上布店。”

“去干啥？”

“上次那块布花色不对，去换。顺便……买根冰棍。”

说完，她蹬上车跑了。碎花裙子被风吹起来，像只蝴蝶。

我站在村口，直到看不见她才往回走。

回到家，我妈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回来，赶紧问：“咋样？”

“还行。”

“还行是啥意思？”

“就是……还行。”

我妈急了：“你别给我打马虎眼，那姑娘长啥样？脾气咋样？”

我进屋，躺床上，看着房顶。房梁上有只蜘蛛在结网。

“问你话呢！”我妈跟进来。

“妈，后天我还去镇上。”

我妈愣了愣，笑了：“成，去，去。”

后天我去镇上，在布店门口转悠了半天。太阳晒得我脖子发红，布店老板出来看了我好几眼。

快晌午了，她才来。穿着件白底蓝花的褂子，头发扎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手里攥着两毛钱。

“等很久了？”她问。

“没，刚来。”

她看了我一眼，没戳穿。走到冰棍摊前，把两毛钱递过去：“两根红豆冰棍。”

卖冰棍的老太太认出她了，又看看我，笑了：“闺女，这是请人家吃冰棍呢？”

她脸红了，接过冰棍，塞给我一根。

我俩蹲在供销社台阶上，一人一根冰棍。她吃得斯文，一小口一小口。我几口就吃完了，看她吃。

“你看我干啥？”她脸又红了。

“没看啥。”

远处有人在卖西瓜，吆喝声一浪一浪。风吹过来，带着田野里的青草味。

吃完冰棍，她站起来：“走吧，陪我去换布。”

进布店，她把那块布拿出来，挑了半天，换了块淡粉色的碎花布。

“这块好。”我说。

“给我妈做的，这个颜色显年轻。”

“嗯。”

从布店出来，我说请她吃饭。镇上供销社旁边开了家小饭馆，卖面条和饺子。

“不去了，费钱。”她说。

“不费，我有钱。”

她还是摇头。

最后又买了两个烧饼，一人一个，还蹲在供销社台阶上吃。

吃着吃着，她突然笑了。

“笑啥？”

“想起来那天，”她指了指冰棍摊，“你就蹲这儿，我一把薅住你。”

“还好意思说。”

“真对不住。”

“行了，过去了。”

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小声说：“那你这人还挺好说话。”

我没接话，咬了口烧饼。

后来我就老往镇上跑。有时候去罐头厂门口等她下班，有时候直接去她家村口等着。

她妈知道了，让人捎话给我妈，说让过去坐坐。

我妈高兴坏了，翻出家里攒的鸡蛋，又去供销社买了包点心，催着我去。

那天我换了身干净衣裳，提着东西去了。她家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院子里种着几垄菜。她爸坐在门槛上编筐，看见我来了，点点头。

“来了？”

“来了，叔。”

她妈从灶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笑着招呼我进屋。

秀英躲在屋里没出来。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对着镜子梳头，看见我，脸红了。

“坐。”她妈说。

我坐下，不知道该说啥。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桌子，几个板凳，墙上贴着年画，是年年有余的大胖娃娃。

她妈端上来一盆煮玉米，一碟咸菜。

“没啥好吃的，别嫌弃。”

“不嫌弃，婶儿。”

她爸进来了，坐下，也不说话，就抽烟。气氛有点闷。

秀英给我剥了个玉米，递过来。我接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心砰砰跳。

吃了玉米，她爸开口了：“你家三间大瓦房？”

“是，叔。去年新盖的。”

“种几亩地？”

“三亩。明年打算再承包两亩。”

她爸点点头，又抽了口烟。

“我这闺女，在罐头厂上班，一个月八十多。”

“我知道，叔。”

“她妈身体不好，她弟弟还小，家里指着她。”

我听着，没吭声。

秀英急了：“爸，你说这些干啥！”

她爸摆摆手：“得让人家知道咱家情况。”

我站起来：“叔，我知道。我不嫌。”

她爸看了我一眼，把烟袋锅磕了磕：“坐下说话。”

从她家出来，天黑了。她送我到村口。

月亮升起来，照得路白花花的。青蛙在稻田里叫成一片。

“我爸就那样，你别在意。”她说。

“没事。”

“他说那些，不是嫌弃你家。”

“我知道。”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她停住了。

“那个……你回去慢点。”

“嗯。”

我站着没动。月光下，她的脸看不清楚，只看见眼睛亮亮的。

“秀英。”

“嗯？”

“咱俩……算成了不？”

她低下头，半天没吭声。我的心悬起来，扑通扑通跳。

“你说呢？”她声音很小。

我壮着胆子，伸手拉了一下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软软的。没抽回去。

“那就算成了。”我说。

她抽回手，转身跑了。碎花裙子在月光下飘起来，跑得很快。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风吹过来，带着稻田里的清香。

那年秋天，我俩办了婚事。

结婚那天，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推着车往家走。村里人都出来看，小孩子跟在后面跑。

我妈在门口放了一挂鞭，噼里啪啦响，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

她妈站在人群里抹眼泪。她爸拄着拐杖，站得笔直。

进了屋，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啥。

外头闹洞房的喊：“建国，出来敬酒！”

我看看她，她抬起头，脸通红。

“你去吧。”她小声说。

“那你等着我。”

“嗯。”

我走到门口，又回头看她。她也正看着我，眼神撞上，都笑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

枣树还在，一年比一年粗。每年秋天打枣，她站树下指挥，我拿着长杆子打。

“左边左边，那枝上有。”

“够不着。”

“你再使点劲。”

枣子噼里啪啦掉下来，砸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她弯腰捡，我在杆子上够。

“行了行了，够吃就成。”

“再打点，给闺女寄去。”

闺女在省城上班，过年才回来。

她头发白了，动作慢了，但捡枣的时候还跟年轻时一样，低着头，认真的样子。

我放下杆子，站在树下看着她。

“看啥？”她抬头。

“看俺媳妇。”

她白我一眼：“老不正经。”

继续捡枣。

太阳从枣树叶子里漏下来，斑斑驳驳落在地上。风一吹，光斑晃动，像三十多年前那个夏天，她在供销社门口拽住我袖子，脸涨得通红。

“你当时真以为我是小偷？”我问。

她愣了愣，笑了。

“那会儿急眼了，钱包丢了，满脑子都是钱没了，我妈的药钱没了，啥也顾不上。”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你不是站这儿吗？”

枣子捡完了，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我走过去，接过篮子。

“晚上想吃啥？”

“随便。”

“又随便。”

她笑了，皱纹挤在一起，眼睛还是亮亮的。

她走在前面，我提着篮子跟在后面。灶房烟囱冒起炊烟，慢慢升上去，散在暮色里。

去年冬天，闺女带着外孙回来过年。

外孙淘气，翻箱倒柜，翻出一张老照片。

“姥姥，这是谁？”

照片上，一个穿碎花裙的姑娘站在供销社门口，推着二八大杠，表情紧张，脸扭向一边，好像在看什么人。

秀英接过照片，看了半天。

“这谁啊？”我问。

她不说话，把照片递给我。我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

背景是供销社，门口有个冰棍摊，蹲着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小伙子的脸看不清，但姿势眼熟——正低着头吃冰棍。

我愣了愣，想起来。

那天，她骑车过去，车后座驮着两捆布。我蹲那儿吃冰棍，压根没注意她。

“这照片哪来的？”我问。

“王媒婆当年偷拍的，前几天她儿子送来的。”

我笑了。

外孙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爬上炕，缠着秀英讲故事。

秀英把他搂在怀里，看着窗外的大雪，慢慢开口：

“那年夏天，姥姥去镇上买布，把钱包落在柜台上了。姥姥以为丢了，急得不行，跑出来就看见你姥爷蹲在那儿……”

外孙瞪大眼睛：“然后呢？”

“然后姥姥就拽住你姥爷，非说他是小偷。”

外孙咯咯笑起来：“姥姥真傻！”

秀英也笑了，摸摸他的头：“是啊，姥姥真傻。”

我起身，去灶房烧水。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窗外雪花飘飘，屋里暖和和的。

故事还在继续。

就像这日子，一天一天，慢慢流走。但有些东西，留下来了。

比如那张照片。

比如那年夏天的误会。

比如她拽住我袖子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