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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潇予
编辑|余佳轩
审核 |朱依林 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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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8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学生及民众在帝国理工学院2025年开放日参观校园。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2025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在第六届拉姆纳特·戈恩卡讲座上呼吁,要将印度从麦考莱强加给印度人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他明晰了未来十年路线图,计划于2035年即麦考莱《英语教育法案》提出200周年之前,扭转“奴役印度的教育体系”,清除殖民遗毒。该法案将英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西方文化和科学置于印度传统学习之上。莫迪认为,麦考莱的理念让印度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对殖民遗产的持续尊崇使印度深陷自卑的过去,阻碍了这个国家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发展。
一、印度殖民历史中的关键转折
1835年,印度总督参事会第一任法律委员麦考莱提出的《英语教育法案》标志着英国殖民政策出现重大转型,体现了其从“东方主义”方针向“英国主义”霸权的过渡。在此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围绕1813年《特许状法案》规定的教育经费分配问题长期存在争议。“东方主义”派主张保护并弘扬传统的梵语与阿拉伯语学术体系,以维持殖民地社会秩序与稳定;而日益壮大的“英帝国主义”派则倡导推行以英语和西方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模式。1835年,麦考莱发表《论教育》,为全面改革印度教育体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意识形态支撑,从而打破政策僵局。
麦考莱关于教育的论调体现出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以及对印度本土知识传统的明显轻视。他断言西方文学与科学在本质上优于印度及阿拉伯学术体系的整体成就。其理论核心为“向下过滤理论”,主张教育应集中于印度社会的上层精英阶层,使其成为文化传播与行政管理的中介力量。这一群体被设想为“虽具印度血统与肤色,但在品味、观念、道德和智力层面皆具英国人特质”。通过将英语确立为优先教学语言,麦考莱旨在培养一个认同英国价值观并效忠于殖民统治的官僚阶层,从而有效推动英国的政治治理与商业利益。
随后,在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主导下,《英语教育法案》的颁布使上述提议得以制度化,正式将国家资助从传统教育机构转向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西方科学与人文学科教育。该法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留下了双重遗产:一方面,它推动了启蒙思想与现代科学理念向南亚次大陆的传播,为日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它也确立了一种基于语言的社会等级结构,导致本土语言被系统性边缘化,并在受英语教育的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形成持久的社会隔阂。因此,1835年的教育改革被视为印度殖民历史中的关键转折。
二、莫迪推动认知层面去殖民化
此次莫迪关于“清除殖民思想”的呼吁是对他提出的“甘露时代”愿景的再一次回应。2022年,莫迪在印度独立75周年之际,将2022年至2047年这段时期命名为“甘露时代”,目标是要在2047年独立百年之际使印度成为全球发达国家。莫迪对建成“甘露时代”共有五项承诺:建设“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根除殖民思想、传承本土文化遗产、加强团结、提升责任感。
为重建印度身份认同,莫迪采取多项改造殖民化文化符号的行动,包括重新命名地标、提升印度民族英雄地位等。例如,2022年9月,莫迪将象征殖民遗产的新德里印度门前的国王大道(Rajpath)改名为“责任大道”(Kartavya Path),称此举是为强调公共服务的理念而非殖民者特权。再如,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首府布莱尔港更名为室利维贾亚普拉姆(Sri Vijaya Puram),并以印度最高军事荣誉勋章获得者的名字命名其21座岛屿。
在教育领域,莫迪政府致力于通过系统性教育改革推动认知层面的去殖民化。202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NEP)被视为实现“认知去殖民化”的纲领性文件,旨在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范式,重建印本土思想自主性。该政策的核心举措之一是将印本土语言确立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要教学媒介,从而打破19世纪由麦考莱所确立的语言等级结构。同时,印度教育部着力推广“印度知识体系”(IKS),该体系以吠陀经和考底利耶《政事论》等印度古代经典为理论基础,内容涵盖阿育吠陀、瑜伽、哲学、科学、艺术、数学、语言学等实践领域,旨在彰显本土认知方式与知识传统的合法性。这一结构性变革标志着教育模式从殖民时期服务于行政管理需求的“工厂式”人才培养,转向融合“师徒制”(Gurukul)教育理念的多学科、整体性发展路径。
二、英语在印度何去何从
英语虽源于殖民历史,但已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宏观层面,英语是信息技术与业务流程管理两大产业的基石,这两个行业合计贡献了印度约8%~9%的国内生产总值。英语为印度与西方市场之间的高效沟通提供了语言基础,使其在全球外包市场中占据超过一半的份额,并推动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作为一种关键语言基础设施,熟练掌握英语的劳动力群体有效降低了印度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交易成本,显著提升了印度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的竞争力。
从微观经济视角来看,英语能力成为决定个人收入水平和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印度劳动者的英语熟练度与其所获“工资溢价”呈显著正相关,即在具备相似技术资质的情况下,英语流利者通常能够获得明显高于非流利者的薪酬。这一现实促使英语从一种教学媒介转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资产。在印度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英语被视为一项必要技能,直接影响个体能否顺利融入正规经济体系并实现职业发展。因此,推动英语教育的普及化,即将其从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属资源转化为大众可及的基础能力,对于提升印度二三线城市青年的就业竞争力至关重要,也是促进印度国家释放“人口红利”、实现向“发达印度”转型目标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总而言之,尽管当前印度的去殖民化实践强调恢复本土语言的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应摒弃英语本身。相反,真正需要革除的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低效官僚体制与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英语已在印度实现本土化,衍生出如“印式英语”(Hinglish)等融合性语言形态,深度嵌入多元文化社会。如今,英语已内化为印度服务于全球外交、技术创新和现代服务业增长的实用工具,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迈向“发达印度”进程中,英语或将是建设一个面向未来、深度融入全球化且自立自强的印度的关键支撑力量。
作者简介:张潇予,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南亚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6年2月12日文章,原标题为《张潇予:印度“甘露时代”的去殖民化实践与英语地位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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