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太平军嫡系部队质疑的花旗军，却在天京陷落后死战到底？

那是在1864年，南京城的天塌了。

那个曾经轰动一时的太平天国“小朝廷”，彻底散了架。

干王洪仁玕拽着吓破胆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像两只没头苍蝇一样往江西那边钻。

这支逃命的队伍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怪味儿。

照理说，到了这份儿上，大家伙儿各自飞是免不了的。

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队伍里那些“坐地户”开始成批地跑路。

不管是江苏的、江西的，还是两湖、安徽籍的老兵油子，要么脚底下抹油开溜，要么干脆跪在路边等着清军来收编，直接换个山头吃饭。

可就在这墙倒众人推的节骨眼上，偏偏有一帮人没动窝。

这帮人大多是两广（广东、广西）那边的硬茬子，他们跟钉子似的扎在幼天王身边，硬是要护着这根独苗往闽粤那边闯，想去跟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侍王李世贤和汪海洋汇合。

这支队伍，有个名号，叫“花旗军”。

哪怕折腾到最后，在江西石城，他们还是掉进了席宝田湘军和王开琳赣军的口袋阵。

场面那是相当惨：花旗军拼光了老本，基本上全交代在那儿了。

洪家叔侄俩也没跑掉，脑袋搬了家。

虽说事儿办砸了，但这帮人的举动，给后世留下个让人挠头的大问号：

当那艘大船都要沉底了，连掌舵的大副二副都跳水逃生，为什么这帮本来算不上“嫡系”的编外人员，非要跟着一起殉葬？

想把这个扣解开，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九年，去翻翻太平天国核心层的旧账本，看看这支“花旗军”是怎么入局的。

第一笔账：石达开的“借鸡生蛋”

把指针拨回1855年。

那会儿，翼王石达开正带着人马往江西挺进。

当时的石达开，处境其实挺尴尬：名头响亮得很，可手里的筹码实在寒酸。

翻翻老皇历就能知道，他手里真正的太平军嫡系，满打满算也就不到三万人。

可他对面站着的，是已经被曾国藩练出一身腱子肉的湘军主力。

拿三万人去硬碰湘军，这买卖怎么算怎么亏。

换个稍微怂点的将领，这会儿估计要么躲，要么喊救命了。

可石达开脑子活，他走了一步险棋：找外援。

他盯上了一股特殊的武装——花旗军。

这帮人压根不是太平天国的正规军，老底子是广东的天地会。

石达开看中他们就两条：第一，人多势众；第二，下手狠。

把这股力量一收编，石达开手里的兵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史书上说，他一下子多了“十万骁勇善战的花旗军”。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石达开能在短短半年里，把江西八个府五十二个州县像扫落叶一样全卷入囊中。

不是湘军突然不经打了，而是石达开手里藏了一张别人没看懂的“鬼牌”。

这笔“并购生意”的含金量，在石达开离开江西后看得更清楚。

后来石达开带着主力去东边搞事情，留在江西看家的嫡系少得可怜。

按常理，清军一反扑，江西地盘分分钟得易主。

可实际上，江西硬是在清军眼皮子底下撑了好几年。

靠啥？

靠的就是留在那儿蹲坑的这批花旗军生力军。

这是花旗军头一回亮出自己的“长期持有价值”。

第二笔账：李家兄弟的“滚雪球”

要说石达开是花旗军的“伯乐”，那后来的李秀成、李世贤哥俩，就是把这股力量用到极致的“操盘手”。

太平天国到了后半段，老一辈能打的都没了，全靠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这些后起之秀撑门面。

但摆在面前有个大难题：原始资本太少。

李秀成的老班底，起家时就几千号人；他堂弟李世贤更惨，本钱更薄。

从几千人，怎么变成后来号称“百万”大军（实打实也有二十五万）和“四十万”大军（也有十万之众）？

这中间巨大的人头缺口，拿什么填？

光靠抓壮丁？

那肯定不行，抓来的老百姓上战场就是送死。

他们的路子，还是盯着花旗军。

大概在1860到1862年这阵子，大批原本在赣、闽、粤、桂这些南方省份流窜的花旗军和天地会弟兄，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李家军的大营。

尤其是侍王李世贤。

他本来就是给堂哥李秀成打下手的，是个配角。

可他后来能窜起来，变成独当一面、实力最硬的“外将”，关键就在这几年里，他一口气吞下了好几万从南方过来的花旗兵。

这笔账算得精：花旗军是现成的老兵油子，不用费劲搞新兵训练，拉上来就能干仗。

事实摆在那儿，这笔买卖回报率高得吓人。

李世贤打浙南的时候，冲在最前头啃硬骨头的，永远是花旗军。

像武义、永康、浦江、东阳、义乌这些城池，全是花旗军拿下来并守住的。

李家军里有个心腹猛将叫戴王黄呈忠，打仗那是出了名的不要命。

史书上说他的队伍是“多广匪”——说白了，他手底下全是花旗军。

第三笔账：没退路的“死忠”

这就绕回了最开始的那个谜题：凭啥是他们？

凭啥到了1864年，连辅王杨辅清这种核心高层都跑没影了，反倒是这群“编外”的花旗军，护着幼天王死磕到底？

这里头，不光是讲义气的事儿，更是一场极其残酷的生存博弈。

对于那些江苏、安徽、江西籍的太平军来说，天京完了，他们把号衣一脱，或许还能溜回老家种地，或者改名换姓，甚至向清军投降还能混口饭吃。

可对于源出两广天地会的花旗军来说，他们是“客军”。

他们的老家在千里之外的南方，中间隔着清军的层层封锁线。

在江南这块地界，他们是外乡人，连话都说不利索；在朝廷眼里，他们是必须斩草除根的死硬反贼。

前面是深渊，后面是悬崖，没路了。

所以，当幼天王洪天贵福在供词里一遍遍念叨“我的花旗兵打胜”，对这帮人赞不绝口的时候，这孩子可能压根没明白，这份忠勇的背后，是花旗军“别无选择”的绝望。

哪怕是个别平时跟太平军若即若离的花旗头目，到了最后关头也硬气了一把。

就像有个叫陈荣的花旗将领，被封为感王。

打青阳没打下来，又转战石埭、孝丰，陈荣那是真出了死力。

最后兵败被抓，清军让他投降，他脖子一梗，拒绝了，结果被凌迟处死。

有学者说，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天京事变那个大坎儿之后，又硬挺了8年，花旗军出了大力气。

这8年，说白了是花旗军拿命给太平天国续上的最后一口气。

回过头再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所谓的“决策”，往往就是在别人的绝路上找自己的活路。

石达开借花旗军拿下了江西，李世贤借花旗军当上了巨头，而花旗军借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在那个乱世里轰轰烈烈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这笔账，双方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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