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原配夫人回忆12：物价飞涨与太太们关系不大，老百姓要发愁

家园重建

桂花街那幢美丽的小楼房，被日寇撤退时一把火烧了，但所有砖墙因建筑上乘，故未倒塌，要重新修复此屋，也不太难，但一年半载是修不起来的。而义学巷的屋子亦已毁了。义井头的老屋更破败零落，以至于我在桂林无一住处。遂与嘉球、起潜合计一下，大家认为干脆把义学巷建为旅馆，以便日后有所收入，亦是开源节流之计。于是由起潜着手规划建造此屋，将以前我住的后进仍建为适用于旅客住的二层楼，前面三进则一律以木板建成五十余间客房。竣工后由起潜经营，名为建新旅馆。听说一九五二年，起潜到广西化工研究所工作，才把旅馆移交给政府代管。此旅馆至今仍在营业。

与此同时，把义井头的老屋中进，建为一简单的二层楼房，作为临时住处，一俟桂花街的房子重新修复，再作搬迁。义井头这简单楼房，不到半年竣工。我在乡间，惦着桂花街的房子，怕房子施工马虎，遂先到桂林，住入义井头新居。此屋简单朴素，但亦颇舒服，战后得此，已是不错，我名之为"秀庐"。

与我在一起的是嘉球一家大小，侄女月波，褚、刘两家甥女，以及嘉球好友焯岗的儿子。仍然是六五煮食，春燕听使唤。

住在秀庐正好与王太紧邻，有事没事，天天见面。王太为人随和、善交际，常常拉我到处寻亲访友。我一日都少不了她，每日饭后，不是她过来，便是我过去。不过都是我过去的多。她那个家，经常是一两桌麻将，还有人坐背后补缺的。那些太太们真可谓胡地胡天了，只顾嘻嘻哈哈，牌桌上坐得腰酸背胀后，便又拉起娘子军去逛街，去裁缝店，上戏院。大家都说国难已过去了，何不多寻开心。

因此，每逢风和日丽，便联袂出游。坐厌了车，索性漫步而行。所到之处，笑声一串。路人往往摇头叹息，说这般人不知居家过日子。也有点头哈腰称羡道好的，说我们前世烧得高香，今世有享不完的福。

游到哪里，吃到哪里。花桥的酸菜，月牙楼的斋面，百食不厌。特别是花桥一带的酸菜，吸引着来往行人。别看它摊子小，都是围满食客，三分五分钱一小碟，一毛的一大碟，又酸又脆又辣，是游花桥者非一尝不可的。

那时游七星岩已比抗战前方便得多了，因抗日时七星岩是躲警报最好的防空洞，为此，里面已装有电灯照明，光复后电灯便留了下来方便游客。故此可以随便出人，不过里面还是暗幽幽的，要看岩顶的景象，还必须有电筒，否则看不清楚。但比起从前要请人点着火把带路要好得多了。可也有人说，打火把游七星岩特别有趣呢！

及至我一九七三年从美国回来，政府招待我和幼邻饱览桂林风景，重游七星岩时，不禁令我瞠目结舌。想不到从前黑洞洞的七星岩，如今里面电灯一开，金碧辉煌，呈现出各种景物、人像、田园风光。走进洞内，真似漫游仙境，踱步龙宫。那些以前我们看到的嶙峋怪石，如今都变为栩栩如生的人物了。难怪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叹为观止！

还有三月的尧山也是我们每年必须去应一下景的。其实看来看去，不过是山顶那几块天子田、菩萨坛前的香烟缭绕和求签问卜的一点满足。这些早看够了，看不够的倒是沿途那漫山遍野怒放的杜鹃花，以及如醉如痴的游人，真可谓人如流水花如潮，人面杜鹃相映红。故三月清明前几天，游尧山便成为桂林人的一种传统。既是踏青扫墓，又可尽情享受郊游的乐趣。人人游罢归来，总采回一束火红的杜鹃花，以示游过尧山了。

不过我们游尧山，却给游人煞风景，因为我们不愿走这么远的路，总要坐车到山腰，才下来步行。但路上行人却如过江之鲫，断乎不能开快车的，只好一边响喇叭，一边慢慢滑行。与其说是坐车，倒不如说像给路上游人拥着走。他们见这些贵妇们，一个个涂脂抹粉，花枝招展，不少人投来厌恶的目光。我身在车中，却巴不得行路才好，免得看到那些不悦的面孔以及听到那嗤之以鼻的声音。回想我初出家乡到新会县时，也看不惯那些满身金玉的女人。难道如今我也给人这样的印象了吗？

尽管如此，尧山盛会，还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的。当然满载的是杜鹃花了。

总之抗战胜利后这几年，是我最为快乐的几年。春暖踏青时，采花撷草；夏日小院纳凉，浮瓜沉李；秋日重阳，登高览胜；冬日围炉，取暖聊天。真不知天下还有忧心事啊！可是，老百姓的忧心事正一步步接踵而来。那便是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人人怨声载道，欲哭无泪。

老百姓的苦难

物价飞涨，与太太们关系不大，自有政府去支撑；老百姓呢，就要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一般的公教人员，家中老小嗷嗷待哺，眼巴巴盼到薪水发下来，市场上票值已一落千丈。早上五万元一担米，下午便要七万，所谓早晚时价不同，便是此时的写照。

老百姓逐渐不相信钞票了，管它叫做湿柴，意思是点火点不燃，但又非不可。

记得我从北平回来之时，金圆券已被叫做湿柴。我每月所得生活费，要用一个麻袋装了送来，我还必须叫人到银行去换成硬币，否则我这个家，也是不容易支撑的。不过比起老百姓，我们好得多，银行为我们开方便之门。老百姓可就难了，在银行大门外排长龙，半夜去站队。排不上队的望洋兴叹，怨声载道。遂有黑市应运而生。有人出钱请人代站队，有人半夜去排队。换得了银元，便即刻到市场搞黑市买卖。

黑市也好，老百姓只要换得硬币，宁愿忍痛多出几成。于是，渐渐地黑市遍地开花，还要争先恐后，否则也换不到。那时只要去市场走走，随时可见到黑市交易，如嗡嗡蜂窝。连黑市也换不到银元的，只好赶快去买米。或者去买点什么囤着，日后好换米。

对于物价的飞涨，纸票的贬值，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我临近去香港之时，金圆券已等于废纸，市场上无法通用，政府只好改发银圆券。但是老百姓对滥发的纸币已毫无信心，自发抵制银圆券，直接要银元。甚至当时的公益事业如邮电、交通等部门的营业收入，都公开拒收银圆券。对于公教人员微薄的收入，政府只好发给光洋。

我的记忆，从抗战初期到解放前不久，这十年多的岁月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纸票从法币到关金，到金圆券、银圆券，都如过眼云烟，一纸不值，老百姓不信任，政府也无力收拾。

到上海

在义井头住了一年多，桂花街房子还未落成，接到幼邻来信说，父亲写信给他，要他此时带珍妮和孙女回国团聚。我得到这个消息，便再也无心去看新屋施工了。那时德邻任北平行辕主任，表弟黄敬修任行辕军法处长，他女儿琼英、儿子杏生要去北平，我们正好同行，由外甥起潜伴送。时幼邻家小尚未起程，只是我急着母子团圆，早一个多星期便来到上海住下。

到上海时，有德邻的故友杨先生的儿子杨春曦夫妇同来迎接。德邻事先已说好，借住他家一幢花园小洋房。此屋位于海格路，那里大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别墅，因而环境幽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幼邻虽未回到，有琼英姐弟陪伴，亦不寂寞。日中或步行南京路观光，或游国际饭店，或到黄浦江边漫步散心。人逢喜事精神爽，觉得眼前一切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

儿媳回来，需要较好的摆设，因此，每天除了去观光十里洋场的上海，还花许多时间去商店买东西，还觉得不齐全。

正当我盘算不定，德邻看我来了。

一天晚上，大约七八点钟，德邻一个人驱车到海格路，正好春曦妻子秀春看见，陪他进来。秀春沏了一杯龙井，递上香烟，笑嘻嘻说："干爹好久不见大妈妈了，怎不早来呢？来了大家吃饭热闹，我这就去热桂圆给你们吃，二老好好说话吧。"

德邻听我叙说路上事情，看我摆了一屋子东西，得知都是为幼邻他们回来准备的，忙说："快别操这份心，他们带的东西多着呢，连雪柜都运了回来，还说汽车也运回来呢，不信上海连福特车都没有。"

还谈了一下德洁，德邻说："德洁也越来越不像话了嘛，她自己来回桂林，跑来跑去的我都不管。办学校是好事，可是我要到哪里，她倒要管七管八，真岂有此理。"

我一向秉承闺教，无违夫子，在丈夫面前，我不违拗半句，对丈夫的事情，也从不过问。德洁是新女性，样样讲平等，当然要想管丈夫了。但是管得太宽了，肯定也会有反感。无怪乎后来我们到北平，听春曦说，德洁半夜十一点打电话给他父亲，请他帮忙劝德邻回家，说是德邻生气，一人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了。德洁打电话请他回来，德邻在电话中斥怪了德洁一顿，结果，是春曦父亲去怀仁堂婉言相劝，才气冲冲回到南长街官邸。

五月中旬，幼邻携珍妮和女儿玛茜、莱丝琳才到达上海，我和琼英姐弟同到黄浦码头接船。

幼邻从一九三七年出国至一九四七年回国，我们母子分别了整整十年之久。这十年里我望眼欲穿，没说回国还好，一说归期，我便觉得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才盼到今天。

出国时儿子稚气未消，此时站在眼前的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半美式青年。他一看见我，立即飞奔过来，拥抱着我，频频呼唤妈妈，眼泪盈眶。我一时间觉得十年间尝尽了酸甜苦辣，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碟，不免也泪下衫襟。码头上行人看我们母子相依情景，也觉动情而驻足观望。有知我们母子情况的，均为之啧啧感叹。

还是琼英表侄女过来说："表伯娘，快看看你的媳妇和孙女吧，她们过来啦。"幼邻才放开我的手，赶忙去把莱丝琳抱起，挽着珍妮和玛茜来到我跟前，对珍妮说："这就是我亲爱的妈妈，也是你亲爱的妈妈！"珍妮学会几句简单的中国话，遂同我拥抱说："妈妈，你好！"孙女玛茜约四岁，小鸟般跳过来，我一手抱起，听她叫我奶奶好！啊，多么幸福美好的时刻啊！我如人梦境。我想，要是德邻也在一起，就更为满足了。

珍妮虽说是做过妈妈的人了，仍然如少女一般腼腆，婀娜多姿，既温柔又彬彬有礼。儿子成家立业，媳妇温柔可爱，孙女天真活泼，我觉得幸福注满了心田。

全家团圆，当晚厨师六五做了一桌好菜，给幼邻和珍妮接风。

珍妮

珍妮是个混血女子，生长在美国，习惯一如美国人，与幼邻婚后，幼邻略为告知我国生活和语言习惯。在美国还带她去唐人街吃过中国饭菜，接触过一些中国朋友，使她对中国有所认识，也略懂一些中国话。她对中国饭菜十分喜爱，进餐时我看她用筷子比我还妥帖，不禁惊奇。我自己是中国人，却拿不好筷子，常常因举起一个食指被母亲责骂，此时看着珍妮吃饭，忽然想起我年轻时的往事，忍不住笑了起来。珍妮以为是笑她，问幼邻："妈妈笑我？"幼邻问我笑什么，我说："我拿筷子比不上珍妮，因此好笑。"幼邻对珍妮说了以后，她也高兴地笑了起来。玛茜则一迭声地说："奶奶，我拿筷子最好啦，爸爸都说我本来就是中国姑娘嘛！"大家热烈碰杯。

珍妮带来的用具很多，我在上海买的许多东西似乎都不合用，特别是小孩子用。他们真的带回一部崭新的福特小卧车，窗帘帷幔之类应有尽有，衣服笼箱几十件，光是鞋子就装满两个箱子。

珍妮这人最讲究穿着，特别是鞋子，天天所穿不同，一般些的鞋子穿一两次就不要了。她喜欢自己做衣服，带了一台电动手摇两用衣车，小巧轻便，日中无事，便裁缝大人小孩衣裳。

幼邻初回上海，社交不多，他们天天坐车逛马路，逛公司，上饭店，起初还蛮有兴致，日子久了便觉无味。珍妮有时也人厨弄弄西餐，做布丁、牛排、茄汁牛肉之类的西菜。他们喜吃番茄、洋葱、马铃薯，天天吃不厌。我们吃了几餐便腻味了，更喜欢吃的是南方各种时令鲜菜，天天换口味。幼邻一去十年口味也变了，他已忘记在广州时喜欢吃的凉拌鸡、醉鸡，更忘记了童年时吃的萝卜干丁丁。我和琼英常笑说，你们吃你们的外国茄汁牛排、马铃薯、洋葱，我们吃凉拌鸡、醉鸡，看谁的味道好。结果是我们胜了，连珍妮也喜欢用手撕着醉鸡吃。

六五自从来跟我，也向田嫂学会煮一手好菜，那也是大嫂的传统手艺，什么凉拌鸡、盐焗鸡、醉鸡、纸包鸡，还有在桂林跟四川厨师学的麻辣鸡等等，比之大嫂、田嫂又更进一步。无怪人家说厨师总是男人当的。后来，田嫂也承认她不如六五煮菜好。

珍妮带回来一个大雪柜（冰箱）。冰箱是外国家庭中必不可缺的家用电器，不论天气冷热，一年四季，都要用冰箱贮存食物。

此外，还有雪糕机、蛋糕机、电烤炉等等，这也是珍妮居家常用的东西。她带了各种各样的配料，做出来的雪糕什么味道都有，有橙味、香蕉、牛奶、椰子……比之我们在广州吃的雪糕式样还多些。除了做雪糕，还做西点，但是品种就不多了，只能做些蛋糕和多士。珍妮她不善于烹饪。

我们在上海，吃的可以说是中西合璧，丰富多彩，正如我们这家人一样，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珍妮本来是个舞蹈家，一次饭后余兴，幼邻逗杏生："杏生，珍妮跳踢踏舞可好哩，你去请她跳舞给大家看嘛。"杏生果然去请，珍妮听不懂，幼邻说："请你跳踢踏舞，可以吗？"珍妮听后，提起了她的兴致，便高高兴兴地去换了鞋子，跳起舞来。

这样的舞，我从未听说过，我只看过人家跳交际舞，觉得没味道。此时看珍妮跳舞，只见她双脚不停地在地板上踢得踢踢踏踏，声音清脆而有节奏。大家看得兴高采烈，我却不感到什么好看，只不过见大家高兴，我也高兴罢了。琼英则一等珍妮跳完后，便要求幼邻让珍妮教她。幼邻说："这种舞蹈不比交际舞，不容易学，还要有专用的鞋子，否则既不好跳，也不好听，就失去踢踏舞的意义了。"

孙女玛茜也和她妈妈一样，喜欢跳舞。幼邻回到上海不久，便送玛茜到附近幼儿园，说是让她多学点中国语言，好和奶奶对话，小孩学话快，不到一个月，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唱中文歌，跳中国舞。放学回来，就叫我看她表演白兔妈妈。有一次，我笑："玛茜，你才四岁，就做妈妈，羞羞刮刮。"玛茜着急说："人家表演的嘛，奶奶不懂，奶奶不懂。"一家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一屋子的笑声，一屋子的快乐，我感到无比的甜蜜，无比的满足。我想，此时德邻若也在一起，那就十足了。

不过，人哪有十足的呢？德邻虽说带兵带将成了个大人物，但他成日为国事为军事忧心忡忡，谈不上安逸。而几十年跟随丈夫的郭氏德洁，虽前呼后拥，她又何尝算得十足？她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因她未有生育，也自有她的烦恼。

李秀文（1891年4月24日—1992年6月18日），李宗仁原配夫人，原名李四妹，广西桂林市临桂区榔头村人。5岁时，李秀文曾得一场大病，被李宗仁的爷爷李如玺救治。1911年李秀文与李宗仁成亲。1918年2月在新会生下儿子幼邻。当时李宗仁正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随后李宗仁从军，从排长开始，逐步成为桂系首领。抗战时期，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李秀文则长住广西，历尽离乱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李秀文则艰难辗转他乡，于1958年到达美国。1973年遵从李宗仁遗嘱，回国定居桂林，安享晚年。1977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桂林市政协常委。1992年6月18日去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