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贪污被抓入狱，全局只有我去探监，3天后“帽子叔叔”找到我

局长被带走的那天，是一个灰蒙蒙的阴雨天。

没有警笛长鸣，没有围观群众，只有几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停在办公楼前。当张局长被两个穿着深色夹克的人一左一右架着胳膊带出来时，他正好经过我的工位窗前。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那眼神里没有惊恐，反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和死寂。

那一刻，我知道，天塌了。

张局长在任八年，在这个局里可谓是一手遮天。有人恨他，因为他脾气暴躁、独断专行；有人爱他，因为他确实能干事，也能“办事”。但当他进去的消息传开，整个局面瞬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

昔日里对他阿谀奉承、恨不得把他捧上天的几个副局长和中层干部，一夜之间换了副嘴脸。有人在酒局上拍着桌子大骂他“独裁”，有人说早就看他不顺眼，甚至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他的办公室和分管领域。

这就是官场，人走茶凉，何况是人还没走，茶就已经泼到了地上。

我是局里的一名普通科长，算是张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我不属于他的任何派系，也没给他送过礼，仅仅是因为五年前的一份调研报告写得扎实，被他越级提拔。他常说我是个“木讷的书呆子”，但也只有在他需要起草重要文件时，才会想到我。

在他被羁押的第三个月，判决下来了：有期徒刑十二年。

消息传出，全局上下竟有一种诡异的轻松感，仿佛卸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上一丝晦气，连他的司机和秘书都换了手机号，甚至有人在传他们已经主动向新领导表了忠心。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或者说是哪里来的“傻气”，在他入狱后的第一个探视日，我去了。

那是市郊的一座监狱，高墙电网，铁门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大概是在想：这人是不是脑子坏了？这时候还有人来探视？

等到见面室的那扇小门打开，张局长穿着灰蓝色的囚服走了进来。

如果不仔细看，我都快认不出他了。曾经那个意气风发、发际线梳得一丝不苟的“张局”，此刻头发花白凌乱，背佝偻着，整个人像是缩水了一圈。他坐在我对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眼神空洞地盯着手上的铁铐。

拿起话筒，他迟迟没有说话。

“局长……张叔，我来看您。”我打破了沉默，声音有些发颤。

他猛地抬起头，像是才发现对面坐着人一样。看到是我，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是小李啊……你怎么来了？我不记得我有叫律师通知家属。”

“没人通知我，我自己要来的。”我说。

他愣住了，眼眶瞬间红了。他低下头，用那粗糙的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声音沙哑：“全局几百号人……竟然是你这个闷葫芦来了。”

这半个小时的探视，我们聊得不多。主要是他说，我听。他没有喊冤，也没有抱怨判决不公，只是絮絮叨叨地说起家里的那盆兰花没人浇水可能会死，说起他女儿在国外读书不知道能不能毕业。这些琐碎的家常话，和他以前在会议室里挥斥方遒的样子判若两人。

临走前，他突然紧紧贴着玻璃，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像是恢复了一丝往日的威严：“小李，你是个老实人。记住我的话，在局里，少说话，多做事。把你那个技术搞好，别掺和人事斗争。这是清流，也是保命符。”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走出监狱大门时，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高墙，心里五味杂陈。这次探视，对我来说，只是出于一个下属对一个落魄长者的基本怜悯，或者是对知遇之恩的一份回报。

但我万万没想到，这只是风暴的开始。

探监后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核对一份报表，局里的保卫处处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脸色煞白：“李科长，楼下有两个人找你，是……是‘帽子叔叔’。”

“帽子叔叔”，这是我们这边对公安干警的俗称。

我的心猛地“咯噔”一下。那一瞬间，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难道我去探监违反了什么规定？还是说张局长的案子有了新情况，我成了嫌疑人？又或者，局里有人举报我和张局长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

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同事们像看瘟神一样看着我，有人甚至下意识地捂住了口鼻，生怕吸入我身上的“晦气”。

我硬着头皮下了楼。

大厅里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神情严肃，目光如炬。看到我下来，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出示了证件：“李明同志？我们是市局经侦支队的，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请跟我们要走一趟。”

“好……好的。”我双腿有些发软，但还是强作镇定。

警车一路呼啸，直接把我带到了市局的一间审讯室。灯光惨白，对面坐着那个年纪稍长的警官，年轻的一个在旁边做着笔录。

“李明，你前天去探视张建国（化名）了？”警官开门见山。

“是。”我回答，“张局长以前是我的领导，我去看望一下，符合规定。”

“符合规定。”警官冷笑了一声，“那你知不知道，张建国涉案金额巨大，且案情复杂，目前还有部分赃款去向不明。在他入狱前，他曾销毁了大量文件，但在你探视他之后，狱方监听到他情绪异常激动，并且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向外传递信息。我们怀疑，你是他的‘线人’。”

我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警官，这不可能！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赃款，他也没让我传什么话！”

“没传话？”警官目光如刀，“那这半个小时，你们都在聊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天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包括兰花，包括他女儿，包括最后他对我的嘱托。

警官听完，眉头紧锁，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击着节奏。过了许久，他突然叹了口气，换了一种语气：“李明，张建国在位期间，确实提拔过你，对吧？”

“是的。”

“那你有没有参与过他的利益输送？”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只是做技术的，所有提拔都是公开竞聘，有文件可查。我家里没有任何来路不明的财产。”

审讯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大约过了十分钟，门开了，另一个穿着便衣的人走了进来，对警官耳语了几句。

警官看着我，眼神里的敌意消退了一些，但依旧严肃：“李明，你是个聪明人。张建国现在的处境，谁沾谁死。你这个时候去探监，不仅我们怀疑，你们单位的人更怀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可能是个傻子。”我苦笑着说。

警官竟然笑了，那是他第一次露出笑容：“确实有点傻。不过，我们查了你的底细，也调取了监狱的监控录像。你确实没有传递任何违禁物品，你们的对话内容我们也掌握了。”

他站起身，合上文件夹：“但他最后嘱咐你‘搞技术’那句话，我们会持续关注。李明，今天叫你来，一是例行排查，二是给你个忠告：身在局中，有时候‘太重感情’是会送命的。张建国的事还没完，拔出萝卜带出泥，你现在回到单位，大概率会被针对。你好自为之。”

走出市局大门，天已经黑了。

回到小区楼下，我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路灯下。是我的妻子，她显然听说了单位的事，眼睛红肿。

“他们找你干什么？”妻子冲上来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颤抖。

“没事，就是问话，查清楚了。”我安慰她。

那一晚，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回想着张局长隔着玻璃那双锐利的眼睛，回想着警官那句“拔出萝卜带出泥”。

第二天回到单位，气氛果然变了。

原本见我会打招呼的同事，现在都刻意避开视线；那个平时对我笑脸相迎的办公室主任，此刻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见我进来，皮笑肉不笑地说：“李科长，经局党组研究决定，鉴于你近期……嗯，精力可能分散，那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就换成小王吧，你先把手头工作交接一下，去后勤帮忙整理档案。”

剥夺实权，发配后勤。这是典型的“清算”。

我没有任何争辩，默默收拾了东西，搬到了角落里的一张旧桌子前。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后，局里又出事了。

那个急着接替张局长位置的常务副局长，那个在酒局上大骂张局长“独裁”、并且第一个把我发配到后勤的“新贵”，被市纪委带走了。理由是违规干预工程项目招投标。

随后，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局里又有三四个中层干部接连落马。

原来，张局长虽然倒了，但他留下的那个巨大的利益漩涡并没有停止转动。那些急于上位的人，在瓜分权力的过程中，露出了更多的马脚，甚至比张局长吃相还要难看。

那天下午，我正在档案室里整理陈年旧卷。透过窗户，看着楼下又一轮警车呼啸而去。

那个曾经把我带走问话的“帽子叔叔”警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经侦支队的副队长——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档案室门口。

他倚着门框，看着我手里满是灰尘的档案袋，意味深长地说：“李明，看来你那‘一傻’，倒是傻人有傻福。张建国最后那句‘搞技术、别掺和’，救了你一命啊。”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轻轻点了点头。

“张局长……他在里面还好吗？”我问道。

“还行，心态平稳了不少。”警官递给我一根烟，但我没接，他便自己点上，“他说了，你是唯一一个去看他的人。他在里面交代了好多事，有些是为了减刑，有些……大概是为了还你这份‘探监’的人情吧。”

警官走了，留下一句：“好人难做，但在烂泥塘里，做个干净的好人，虽然累，但睡得着觉。”

我坐在档案堆里，看着那张被冷落的旧办公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平静。

张局长贪了，他付出了代价。

那些背叛他、甚至比他更贪婪的人，也付出了代价。

而我，这个因为念旧情而被视为异类、被排挤到角落的“傻子”，却成了这局里最安全的人。

或许，这就是张局长隔着玻璃想告诉我的最后一句话：在欲望的洪流里，只有守住底线，才能不被淹没。

我重新拿起档案袋，开始我的

工作。窗外，久违的阳光终于穿透了云层，洒在了满是灰尘的桌面上。那一刻，我觉得这光，比任何时候都要刺眼，也都要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