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钱学森,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中国的“航天之父”。
但在那段被美国软禁的至暗岁月里,如果不是另一个人的存在,钱学森可能早就疯了。
她叫蒋英,如果不了解她在那五年里的牺牲与博弈,你就读不懂钱学森的归途。
——《壹》——
很多人对蒋英的印象,停留在她是金庸的表姐、徐志摩的亲戚、蒋百里的女儿这些显赫的标签上,但这种“名媛”叙事,恰恰掩盖了她作为一名顶级艺术家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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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掩盖了她作为妻子在灾难面前的硬度。
1947年的上海,那是一场轰动全城的婚礼,36岁的麻省理工最年轻终身教授钱学森,娶了28岁的欧洲古典歌剧女高音蒋英。
那时候的他们,是真正的“神仙眷侣”。
钱学森在美国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蒋英则刚刚结束在欧洲十年的音乐苦旅,准备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为了让妻子在异国他乡延续音乐梦想。
钱学森那台著名的黑色施坦威三角钢琴,就是在那时买下的,在波士顿,在帕萨迪纳,他们家的客厅是科学界名流和艺术家聚会的中心。
那是他们人生中最惬意、最闪光的三年。
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才最残忍,1950年,风云突变,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动了归乡的念头,但这触碰了美国当局的逆鳞。
麦卡锡主义的幽灵正在美国上空盘旋。
任何与中国有关联的举动都被视为背叛,冲突在1950年8月23日爆发, 洛杉矶机场,钱学森一家整装待发,但这趟航班他们永远没能登上去。
海关查扣了他们全部的行李,借口极其荒谬,涉嫌窃取机密。
哪怕钱学森反复解释,那800公斤的箱子里装的只是教科书和笔记本,对方依然置若罔闻,这一刻,蒋英的身份瞬间从尊贵的教授夫人,变成了“嫌疑犯家属”。
所有的体面被暴力剥夺,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长达五年的噩梦。
——《贰》——
如果说被扣留行李只是羞辱,那么接下来的牢狱之灾,就是实打实的肉体摧残,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强行带走。
理由是莫须有的“企图非法离境”和“共产党嫌疑”。
他被关进了洛杉矶以南的特米纳岛拘留所,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海上监狱,钱学森遭遇了什么?没有严刑拷打,但比拷打更恶毒。
美方对他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精神刑讯”。
狱警每隔10分钟就开一次探照灯,用强光直射他的眼睛,并且用力敲打铁门,大声呵斥,整整15天,钱学森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对于一位高度用脑的科学家来说。
这种剥夺睡眠的折磨是毁灭性的,此时的蒋英在做什么?她刚生下女儿不久,怀里抱着婴儿,身边牵着幼儿,家里被特务搜得底朝天。
但这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女子,爆发出了惊人的韧性。
她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像一头护崽的母狮,她四处奔走,找遍了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和朋友,甚至向媒体控诉美国政府的暴行。
她深知,如果不尽快把人捞出来。
钱学森不仅身体会垮,精神也会崩溃,1.5万美金,这是美方开出的保释金天价,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足以在洛杉矶买下几栋豪宅。
蒋英没有犹豫,她变卖了家里值钱的家当。
甚至向亲友借债,硬是凑齐了这笔巨款,当蒋英在拘留所门口接到钱学森时,她几乎认不出自己的丈夫, 那个意气风发的科学家不见了。
短短15天,钱学森体重暴跌了30磅。
面容枯槁,眼神呆滞,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的惊恐和失声,他竟然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只会点头和摇头,如果不把人救出来,中国航天史可能在1950年就画上了句号。
蒋英这一救,救的不只是丈夫,更是中国国防未来的希望。
——《叁》——
出狱不代表自由,钱学森虽然回到了家,但他们一家四口被彻底圈禁在了洛杉矶,这是长达五年的全天候监视。
移民局规定,钱学森必须每月向当局报到一次。
而且不能离开洛杉矶县界,FBI的特务就像幽灵一样,时刻盘旋在他们周围,家里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封,甚至有特务公然闯入家中。
哪怕蒋英在给孩子洗澡,这群人也会大摇大摆地进来“检查”。
对于心气极高的钱学森来说,这种像囚犯一样的日子,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的情绪变得极度焦躁,充满了愤怒,几次想要强行冲闯关卡。
都在蒋英的极力劝阻下才作罢。
这时候的蒋英,做出了她职业生涯中最惨烈的一次牺牲,她曾是欧洲著名女高音,她的嗓子是为了歌剧院的穹顶而生的。
但在软禁期间,为了不给美国政府任何把柄。
为了全心全意守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蒋英彻底断绝了自己的舞台生涯,她辞去了一切公开演出,变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
一个正值巅峰的艺术家,被迫封印了自己的才华。
但她没有让家里的钢琴蒙尘, 在特务的监视下,在那间充满压抑气息的客厅里,那架施坦威钢琴成了钱学森唯一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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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钱学森被愤怒吞噬时,蒋英就坐下来弹琴。
她弹莫扎特,弹贝多芬,唱德国古典艺术歌曲,音乐成了对抗强权的武器, 在那五年里,蒋英用音乐为钱学森构建了一个精神屏障。
把那些屈辱、监视和恐吓隔绝在外。
正是在蒋英的这种精神支撑下,钱学森调整了策略,既然不能搞火箭,那我就搞纯理论!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是特务看不懂的世界。
在蒋英料理好一切家务、挡住外界干扰的背景下。
钱学森完成了那本著名的《工程控制论》,这本40多万字的巨著,每一页都浸透着蒋英在背后的隐忍与支撑,没有她在前台挡住风雨。
钱学森根本不可能在软禁中完成如此高强度的学术创作。
——《肆》——
陈叔通先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这个信号让钱学森意识到:祖国没有忘记他,求救的通道可能就在这里,但是,怎么把信送出去?
每一封从钱家寄出的信都会经过FBI的严格审查。
蒋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她让钱学森把求救信写在了一张极薄的香烟纸上,这封信不仅体积小,而且极易隐藏。
信写好后,并没有直接寄给陈叔通。
而是夹在了寄给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为了掩人耳目,蒋英特意模仿了孩子稚嫩的笔迹来写信封,这就是一场真实的谍战。
如果这封信被截获,后果不堪设想。
信件成功躲过了特务的检查,飞越大西洋到了比利时,再由蒋华转寄给陈叔通,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血泪书,成为了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重磅筹码。
面对美方代表“钱学森不想回国”的无赖谎言。
中方亮出了这封信,当场揭穿了美国的虚伪,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移民局允许离境的通知,但危险并没有结束。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蒋英的神经依然紧绷到了极点,在船上,关于特务要暗杀钱学森的传言甚嚣尘上,蒋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保镖, 晚上睡觉,她让钱学森睡在最里面的床铺。
自己睡在靠门的位置,一旦有动静,她能第一个挡在前面。
甚至连船上的食物她都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有人下毒,蒋英甚至准备了应急的干粮,那漫长的20多天航程,蒋英几乎寸步不离丈夫和孩子。
直到10月8日,船只驶入香港九龙,看到五星红旗的那一刻,她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2009年,钱学森逝世,三年后的2012年2月5日,蒋英追随而去,享年92岁,我们欠蒋英一句谢谢,这句谢谢,不是因为她是钱学森的妻子。
而是因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一个女人用她的柔韧、智慧和牺牲,护住了中国科学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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