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领导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老领导点名让我去帮他整理书房。
这本是美差,意味着我在他心中的位置不一般。
可当我站在那面挂满老照片的墙前,一张85年的集体照让我愣住了。
我指着照片里一个面容模糊的中年人问:“老领导,您旁边这位是?”
他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淡淡说:“与你何干。”
我攥紧手里的抹布,声音压得极低:“那是我父亲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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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接到老领导秘书小周的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
“秦哥,老领导让您明天上午去一趟他家,帮他整理整理书房。”
小周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透着一股子羡慕,“这可是好事,老领导一般不叫人的。”
我心里一动。
老领导姓孙,是我们系统退了五年的老局长。
在位的时候雷厉风行,退了之后深居简出,极少和局里人打交道。
能被点名去他家,确实是一种认可。
我说好,明天一早就去。
挂了电话,老刘探头过来:“老秦,谁的电话?”
我说孙局长家的秘书,让我去帮忙整理书房。
老刘眼睛一亮:“好事啊,这说明老领导还记得你。”
我笑笑,没说话。
可心里,却莫名有点忐忑。
孙局长在位的时候,我只是个普通科员,和他没什么交集。
他退了五年,我慢慢熬成了副科长。
这些年逢年过节,我也去他家送过几次东西,都是放下就走,没说上几句话。
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我?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拎着两斤水果,去了孙局长家。
他家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开门的是孙局长的老伴,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她把我让进屋,笑着说:“小秦来了?老孙在书房等着呢。”
我换了鞋,跟着她往里走。
书房不大,十几个平方,四面墙有三面是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书。
剩下一面墙,挂满了照片。
孙局长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什么。
听见我进来,他抬起头,摘下眼镜,笑了笑:“小秦,来了?”
我说孙局长好,您找我有什么事?
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
然后说:“也没什么事,就是这书房乱得很,想找个人帮我收拾收拾。小周说你做事仔细,就让你来了。”
我说好,您放心,我慢慢收拾。
他点点头,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小秦,书架上的书别乱动,就擦擦灰。墙上的照片也别摘,抹布擦擦就行。”
我说好,记住了。
他走了,我一个人站在书房里,环顾四周。
书架上的书,大多是专业书籍,还有一些历史、政治类的。
墙上的照片,从六七十年代的黑白照,到最近几年的彩照,记录了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
我拿起抹布,开始干活。
02
书架上的灰不多,看来经常有人打扫。
我小心翼翼地擦着,不敢挪动任何一本书。
擦了半个多小时,书架擦完了。
我转向那面挂满照片的墙。
照片大大小小几十张,有的是会议合影,有的是考察留念,有的是和领导的单独合照。
一张张看过去,就像在看一部浓缩的历史。
最上面一排,是六七十年代的黑白照。
那时候孙局长还年轻,穿着中山装,站在人群里,一脸青涩。
我一张张擦过去,突然,目光停在了一张照片上。
那是一张集体照,下面用白字写着:1985年全县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照片上几十个人,分成三排,前排坐着领导,后排站着先进工作者。
孙局长坐在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那时候他四十出头,意气风发。
可让我愣住的,不是孙局长。
是站在他旁边的那个人。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岁左右,面容清瘦,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他站在人群里,不显眼,可那张脸,我却觉得无比熟悉。
像谁?
像我爸。
不,不是像我爸,是像我爸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
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是他师傅。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放下抹布,走到书房门口,朝客厅里喊了一声:“孙局长?”
孙局长正在客厅看报纸,听见我喊,抬起头:“怎么了?”
我说:“您能进来一下吗?”
他放下报纸,走进书房,看着我。
我指着墙上那张照片,问:“孙局长,您旁边这位,是谁?”
孙局长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看了一眼,然后收回目光,淡淡地说:“与你何干。”
就这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上。
我攥紧手里的抹布,声音压得极低:“孙局长,那是我父亲的师傅。”
03
孙局长愣住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复杂情绪。
沉默了很久,他才开口:“你说什么?”
我说:“那是我父亲的师傅。我爸年轻的时候跟他学手艺,那张脸,我记得。”
孙局长的目光,再次转向那张照片。
他盯着那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缓缓走到墙边,抬起手,轻轻摸了摸那张照片。
“他叫李建国。”
他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我心里一震。
李建国?
这个名字,我爸念叨过无数次。
他说他师傅叫李建国,是个好人,手艺好,人也好,可惜命不好,年纪轻轻就没了。
我问:“您认识他?”
孙局长点点头,又摇摇头。
“认识,”他说,“也不算认识。”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很深:“小秦,你爸跟你讲过他的事吗?”
我说讲过,说他是我爸的师傅,手艺好,人也好,后来没了,怎么没的,我爸没说清楚。
孙局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爸没说清楚,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我问:“那您知道?”
孙局长看着我,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小秦,”他说,“有些事,过去三十多年了,本不该再提。”
我说:“孙局长,我想知道。”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吧。”
我坐下,等着他开口。
他看着窗外,像是在回忆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
“1985年,”他说,“那年出了个事。”
我屏住呼吸,听他讲。
他继续说:“那年咱们县发大水,好几个乡镇受灾。局里派了一批人去抗洪,李建国也在其中。”
我点点头。
“他表现很出色,”孙局长说,“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救了几十个人。洪水退了之后,县里要表彰先进工作者,他是候选人之一。”
我问:“那他后来怎么……”
孙局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痛苦。
“后来出了个岔子,”他说,“有人举报他,说他贪污救灾物资。”
我愣住了。
贪污?
我爸的师傅?
孙局长继续说:“举报信写得很详细,有鼻子有眼。局里派人去查,查了半个月,最后查清了是诬告。”
我问:“那后来呢?”
孙局长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后来,他自杀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自杀?
孙局长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
“调查期间,他受了些委屈。等查清了,人已经没了。”
他说,“那年他三十九岁。”
我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04
那天从孙局长家出来,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走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脑子里全是孙局长那句话:后来,他自杀了。
三十九岁。
我爸的师傅,三十九岁就没了。
我爸从来没说过这事。
他只说师傅是个好人,手艺好,人也好,可惜命不好,年纪轻轻就没了。
原来,是这么没的。
我回到家,翻出我爸留下的那些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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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是他和他师傅的合影。
两个人站在一个工棚前,穿着满是泥土的工作服,脸上带着笑。
我爸那时候二十出头,他师傅三十出头,看着精神得很。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师傅姓李,叫李建国。
徒弟姓秦,叫秦大山。
那个秦大山,是我爸。
我爸已经走了八年了。
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
可我知道,他心里一直装着这个师傅。
每年清明,他都要去一个地方烧纸。
我问他是谁,他只说是个老朋友。
现在想来,那是给他师傅烧的。
第二天,我又去了孙局长家。
他好像知道我会来,早就泡好了茶,在书房等着我。
我坐下,开门见山:“孙局长,我想知道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小秦,”他说,“这事过去三十多年了,知道的人没几个。你真想听?”
我说想听。
他叹了口气,开始讲。
“1985年那场洪水,你是知道的。咱们县死了好几个人,损失惨重。李建国在抗洪中表现突出,县里要表彰他,这是真的。”
我点点头。
“可有人不想让他受这个表彰,”孙局长继续说,“那个人,是当时局里的一个科长,姓王。”
我问:“为什么?”
孙局长说:“因为李建国挡了他的路。那个科长也想往上爬,可李建国在局里口碑好,群众基础好,是重点培养对象。他想上去,就得先把李建国踩下去。”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写了举报信,”孙局长说,“说李建国贪污救灾物资。那时候局势紧张,有人举报就得查。局里派了调查组,调查了半个月,什么也没查到。可那半个月,李建国被停职反省,天天被人问话。”
他顿了顿,继续说:“他这个人,自尊心强,受不了这种委屈。调查还没结束,他就……”
他没说下去,但我明白了。
我问:“那个姓王的科长,后来怎么样了?”
孙局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痛苦。
“后来,”他说,“他当上了副局长。再后来,他成了局长。再后来,他退休了。”
我心里一震:“您是说……”
孙局长点点头:“那个姓王的,就是我。”
05
我愣住了。
那个姓王的科长,是他?
不,他不姓王,他姓孙。
可刚才他说,那个写举报信的科长姓王。
孙局长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
“小秦,”他说,“我姓孙,不姓王。那个姓王的,不是我。”
我糊涂了。
他继续说:“那个姓王的科长,是我当时的搭档。他写举报信的事,我知道。可我什么都没说。”
我听着,心里渐渐明白了什么。
“我知道他是诬告,”孙局长说,“可我没站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事和我无关。他查他的,我干我的。等查清了,自然就没事了。”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可我没想到,李建国会……”
他说不下去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什么都没做。
可正因为什么都没做,李建国死了。
孙局长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
“小秦,”他说,“这三十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站出来说句话,他是不是就不会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继续说:“可我那时候年轻,胆小,怕得罪人。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就这一个念头,让我背了三十多年的良心债。”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看着那张照片。
“每年清明,我都去给他烧纸。”
他说,“可我知道,烧再多纸,也换不回他。”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
那个背影,突然显得那么苍老,那么疲惫。
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说:“孙局长,我爸每年清明也去烧纸。他一直不知道他师傅是怎么没的。”
孙局长转过身,看着我。
“那你现在知道了。”
他说。
我说:“知道了。”
他问:“你恨我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
“不是我恨不恨的问题,”我说,“是他已经没了。恨谁,都换不回他。”
孙局长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意外。
“小秦,”他说,“你和你爸一样,是好人。”
我没说话。
那天离开孙局长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走在街上,看着满城的灯火,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三十多年前的事,今天终于知道了真相。
可知道了,又能怎样?
06
那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孙局长家。
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
他欠我爸师傅一个公道,可那个公道,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能怎么还?
可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
两个月后,局里搞老干部座谈会,孙局长也来了。
散会后,他叫住我,说想跟我单独聊聊。
我们去了单位旁边的一个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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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点了茶,他看着我,开门见山。
“小秦,”他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您说。
他说:“那个姓王的科长,去年走了。”
我心里一动。
他继续说:“他走之前,我去看过他。我跟他说了李建国的事,说了这三十多年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顿了顿,接着说:“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问:“什么话?”
孙局长看着我,眼神很深:“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写了那封举报信。可后悔也没用了。”
我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个姓王的,写了举报信,毁了李建国,然后当上了副局长、局长,安安稳稳退了休。
可临死之前,他说他后悔了。
后悔有什么用?
孙局长看着我的表情,叹了口气。
“小秦,”他说,“我不是替他开脱。我只是想说,有些事,做错了,就是一辈子。他后悔也好,不后悔也好,都改变不了什么。”
我说我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泛黄了。
“这是当年调查组的结论,”他说,“证明李建国是清白的。我留了三十多年,今天交给你。”
我接过信封,打开,抽出一张纸。
纸上写得很清楚:经调查,李建国同志在救灾物资管理过程中无任何违纪行为,举报内容不实,予以澄清。
下面盖着公章,日期是1985年9月。
李建国是那年8月走的。
我拿着那张纸,手有些发抖。
孙局长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小秦,”他说,“对不起。”
就这三个字,轻飘飘的,可我听出了他三十多年的愧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沉默了很久,我把那张纸收起来,放进口袋里。
然后我说:“孙局长,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东西。
“小秦,”他说,“你比你爸大度。”
我说不是大度,是没办法。
他看着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07
那天晚上,我去了我爸的坟前。
我把那张调查结论的复印件烧给他,告诉他:师傅的清白,三十多年后,终于还了。
纸灰在风中飘散,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
我站在坟前,说了很多话。
说师傅的事,说孙局长的事,说那个姓王的科长的事。
我爸听不见,可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临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墓碑上,我爸的照片正对着我,笑得慈祥。
我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爸,你在那边,见到师傅了吗?
没有答案。
只有风吹过,树叶沙沙响。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孙局长说的那些话。
他说他这三十多年,一直背着良心债。
他说他每年清明都去给李建国烧纸。
他说他最后悔的,是当年没站出来说句话。
可这些,对李建国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可对人来说,有些东西,比意义更重要。
那就是良心。
一个月后,孙局长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
我去了。
他精神比上次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笑容。
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茶,然后说:“小秦,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他说:“我决定把那个姓王的科长当年写举报信的事,写进回忆录里。”
我一愣。
他继续说:“我想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些人,当年做过什么,错在哪里。不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是想给后人留个教训。”
我听着,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他看着我,问:“你觉得呢?”
我想了想,说:“孙局长,您这么做,不怕别人说闲话?”
他笑了:“闲话?我这把年纪了,还怕什么闲话?能让后人知道,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敢担当,比什么都强。”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天离开的时候,他送到门口,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小秦,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他说:“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把这件事说出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泪光,但更多的是释然。
08
孙局长的回忆录,半年后出版了。
里面有一章,专门写了1985年那件事。
他写了李建国的事迹,写了那封举报信,写了自己的沉默,写了三十多年的愧疚。
最后他写道: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希望后人读到这段历史,能明白一个道理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敢担当。
书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又去了一趟我爸的坟前。
我把那一章念给他听。
念完,我把书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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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灰飘散的时候,我对着墓碑说:“爸,师傅的清白,终于昭告天下了。”
风停了,四周静悄悄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墓碑上我爸的照片,心里突然很平静。
后来,局里有人问我,孙局长那本书里写的是不是你爸的师傅?
我说是。
他们又问,那你恨孙局长吗?
我说不恨。
他们不理解,说孙局长当年要是站出来说句话,你爸的师傅就不会死。
你为什么不恨?
我说,恨有什么用?
恨能换回一条命吗?
能换回三十多年的清白吗?
他们沉默了。
我继续说,孙局长用三十多年的愧疚,用最后一本书,还了这笔良心债。
他做了他能做的。
至于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记着,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好人,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这就够了。
那年清明,我又去了一趟李建国的坟。
坟在老家的山坡上,很简陋,只有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李建国同志之墓”。
听我爸说,这是他当年凑钱给师傅立的。
我在坟前站了很久,烧了纸,说了话。
临走的时候,我在坟头放了一张纸。
是那张调查结论的复印件。
我说:“师傅,您的清白,还给您了。”
风起了,纸被吹起来,在空中打了个旋,然后飘向远方。
我看着它飘远,直到看不见。
转身下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孙局长说的那句话: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敢担当。
李建国是个有良心的人,也是个敢担当的人。
所以他走了三十多年,还有人记着他。
这就够了。
09
那年冬天,孙局长走了。
走得很安详,据说是在睡梦里走的。
他老伴说,走之前几天,他一直在念叨一本书,说终于写完了,终于可以安心了。
追悼会那天,我去了。
灵堂里摆满了花圈,来的人很多,有领导,有同事,也有普通老百姓。
孙局长在位的时候口碑不错,退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他的遗像。
照片上的他,穿着中山装,微笑着,和生前一样慈祥。
追悼会结束的时候,他老伴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
“小秦,”她说,“老孙走之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照片。
是那张1985年的集体照。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李建国同志,我的好战友,永远怀念。
下面,是孙局长的签名。
我拿着那张照片,久久说不出话。
他老伴说:“老孙说,这张照片他留了三十多年,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他说,你是李建国的后人,这张照片应该由你保存。”
我点点头,把照片收起来,贴身放好。
离开灵堂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孙局长的遗像还在那儿,微笑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敢担当。
他做到了。
回家的路上,我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很久。
照片上,李建国站在孙局长旁边,面容清瘦,眼神疲惫。
可仔细看,那疲惫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坚毅。
那是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有的眼神。
我把照片收好,放进抽屉里,和那张调查结论放在一起。
两样东西,是两个人的一生。
一个是被冤枉的好人,一个是用一生还债的好人。
他们都走了。
可他们留下的东西,还在。
10
转眼间,又过了几年。
我已经从副科长熬成了科长,再过几年,也该退休了。
这些年,我经手过无数材料,处理过无数事情,可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张照片,和那张调查结论。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把抽屉打开,看看那两样东西。
看着看着,就会想起我爸,想起李建国,想起孙局长。
他们三个人,我爸是徒弟,李建国是师傅,孙局长是旁观者。
因为一封信,三个人的命运被改变了。
李建国死了,我爸一辈子心里装着这件事,孙局长背了三十多年良心债。
可现在呢?
他们都走了。
留下的,只有一张照片,一张纸,和一段没人记得的历史。
可我记得。
那年清明,我又去了李建国的坟。
坟还是老样子,小小的,简陋的,可周围长满了野花,五颜六色的,开得正好。
不知道是谁种的,也许是风带来的种子,也许是路过的人随手撒的。
我在坟前站了很久,烧了纸,说了话。
临走的时候,我说:“师傅,明年清明,我还来看您。”
下山的时候,天快黑了。
夕阳把山坡染成金色,风里带着泥土的气息。
我走在山路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心里很平静。
走到山脚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山坡上,李建国的坟静静地立在那儿,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边。
周围的花开得正好,红的、黄的、紫的,像一幅画。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突然想起孙局长那句话: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敢担当。
李建国做到了。
他用自己的命,守住了自己的清白。
孙局长做到了。
他用三十多年的愧疚,还了良心债。
我爸也做到了。
他用一辈子,记着师傅的好。
那我呢?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从今往后,每年的清明,我都会来这儿,站一站,烧烧纸,说说话。
不为别的,就为了让那个人知道,还有人记着他。
记着那个叫李建国的,清瘦的,穿洗得发白中山装的中年人。
他是好人。
他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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