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风暴致200余人遇难，天灾人祸五十年待解

受“尼尔斯”风暴影响，法国西南部再次被滔滔洪水席卷。这场灾难不仅重创了拉雷奥勒等沿岸城市，更在舆论场中引燃了关于土地利用规划与洪灾关联性的激烈辩论。作为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洪水的成因往往交织着多重变量，土地利用规划在其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评估起来仍是极大的科学挑战。

近年来，欧洲大陆频繁陷入极端洪灾的泥淖，人员伤亡触目惊心。2021年7月，德国、比利时等四国洪灾夺走243条生命；2023年5月，意大利北部遭遇洪水；2024年9月，风暴“鲍里斯”横扫中欧；紧接着在10月，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特大洪灾导致237人遇难。即便在相对稳定的北半球另一端，2026年1月维莱讷河的泛滥也再次唤醒了当地居民对水的原始恐惧。

这类悲剧总能迅速占据新闻头条，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针对土地政策的集体控诉。在西班牙，右翼势力攻击环保人士拆除障碍物的行为；而在布列塔尼，舆论将矛头直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革命”时期的农田整理与排水工程。面对极端洪灾，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单一的罪魁祸首，还是应当审视多个因素共同编织的连锁反应？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的改变确实共同催生了灾难，但它们各自的“贡献度”却因洪水的类型和地理特征而大相径庭。

要理清气候变化对极端天气的影响，科学界依赖一种被称为“归因分析”的新兴学科。针对2024年10月西班牙暴雨的研究显示，变暖的气候使当地降水量增加了约15%。这意味着，每六滴雨中就有一滴可归因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

降雨归因并不等同于洪水归因。从暴雨落地到河流决堤，流域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缓冲器或加速器。这取决于土壤的湿度、地质构造以及管理方式。不同的流域对同等降雨量的反应迥异，甚至同一流域在旱季与雨季的表现也完全不同。简而言之，洪水的爆发取决于两个关键因子的博弈：流域承载的降雨总量，以及该流域自身的吸收能力。

气候变化正让夏季更干旱、冬季更潮湿，这种不平衡极大地考验着土地的吸收极限。人类的开发活动正在系统性地削弱这种天然的韧性。

城市化首当其冲。混凝土与沥青将原本可以渗透的田野和草地变成了不透水的密封层，显著降低了水分入渗，加剧了地表径流。虽然城市化在大尺度流域的影响或许有限，但在局部地区，尤其是那些溪流被渠化或覆盖的城郊地带，其破坏力不容小觑。

农业发展的负面效应同样深远。为了便于机械作业而进行的土地整合，导致数以万计的树篱和沟渠消失，天然的水流屏障被大面积的单一农田取代。深层排水系统的普及旨在排干过湿的农田，却在无形中削弱了地貌在暴雨期间的蓄水潜力。加上为了航运和防洪而修建的堤坝、运河以及拉直的河岸，河流逐渐失去了自然的蜿蜒与扩张空间，大陆水循环被彻底加速。

这种加速流向海洋的过程已在地下水位上留下了刻痕。在科唐坦半岛的沼泽地带，自1950年以来，平均地下水位已下降约1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种水位的下降趋势在法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将进一步加剧。

这些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力，随着流域规模的大小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在法国里维埃拉面积小于10平方公里的小型沿海流域，城市化的洪水效应极其显著；而对于维莱讷河这样跨越1400平方公里的中大型流域，农业活动带来的改变则更具决定性。

目前，要精确量化每一项因素对特定洪水的相对贡献仍极其困难。在河流上游，某些改变可能通过湿地或洪泛区增加局部蓄水，从而延缓洪水的向下游传播；但在下游，流量的加速和累积效应往往占据了主导。

在像瓦伦西亚那样的特大洪灾中，降雨量往往是主导性的决定因素，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相对较小。在那些发生频率日益增高的小规模洪灾中，人为的土地规划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科学预测显示，气温每升高2摄氏度，十年一遇的洪水强度将增加10%至40%，而百年一遇的极值洪水强度增幅甚至可能超过40%。

洪水引发的政治反响极为激烈。一些势力开始质疑旨在恢复河道自然状态、保护湿地及拆除废旧拦水障碍的环保政策。在农业抗议活动中，甚至出现了要求废除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的声音。

但土地科学给出的答案却截然相反。最新的一系列举措正致力于恢复更广阔的水循环空间，通过重建湿地、拓宽河道来降低水流速度，以此作为防灾的天然屏障。这不仅是针对洪涝的防御，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流行病病媒生物（如虎蚊）的必然选择。尽管这需要划拨部分农田，但它能有效地补充地下水，而地下水才是雨季最高效的蓄水库。

重新审视那些过去一个世纪里盛行的河道整治、土地整合及城市硬化政策，已不再仅仅是环保主义者的诉求，而是气候变化适应的必然要求。这本质上是在限制人类贪婪的需求与脆弱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

卢克·阿奎利纳，法国雷恩第一大学环境科学教授，水资源与领土管理领域的资深专家，致力于研究人类活动对大陆水循环的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