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来华后便感到一种能拯救中国的精神，因反对殖民而被斥为叛徒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国革命处于最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年轻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勇敢地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陕北苏区采访了三个月，写出了轰动全球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一书和大量报道文章，实地拍摄了许多照片、纪录影片，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宣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介绍给各国人民，因此一举成名。

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斯诺同毛泽东相识，相交、相知，结下了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国际上赞誉斯诺是“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

到达中国的经历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15日，斯诺揣着股票交易中获的800美元，并在开往远东的“雷德诺”号轮船上谋得一个舱面临时工的工作。他买了一架旧柯达照相机，带着密苏里新闻学院给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一封介绍信开启了去中国的旅程。不料船到夏威夷时，轮船锅炉爆炸，被迫停留3个月。在此他写了一篇关于冲浪运动和当地风土人情的通讯《在胡拉的土地上》，被纽约《哈泼斯集市报》发表，获得300美元稿酬。这是他卖出的第1篇文章。他还写了三首诗发表在《火奴鲁鲁广告人》杂志上。

在朋友帮助下，他乘“神与丸”到日本呆了几个星期。他曾写了《神与丸偷渡记》，记述他从船上逃脱的经过。一位美国记者帮助他在《日本广告报》报找了一份差事，他未接受，继续前往中国。

7月6日，斯诺到达上海，接受鲍威尔邀请，他编辑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一期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歌功颂德的《新中国专辑》，有198页的特刊，于10月10日出版。

埃德加・斯诺

在斯诺单独署名的文章中，他从自己家乡密苏里的经验出发，认为“有一种精神或者至少有一种看起来很有希望的精神，‘把中国从泥淖之中解救出来！’”

9月，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另一说任广告经理助理），10月中旬，随鲍威尔赴南京。斯诺初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王正廷、孙科等政府部长。交通部长孙科对他说，“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建议他到中国各地旅行观光，进行宣传报道。从国民党政府注册局得到一份为期12个月的广告合同。

12月5日，斯诺根据当时有关中国各地灾情的消息和恩斯特・费伯著《中国史》中的史料，撰写出《中国的五大害》一文，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

12月末，斯诺乘火车经南京到日军控制下的山东济南采访。距城5公里处，列车被日军所阻，他步行入城采访了10天，报道了日本人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真相，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提出尖锐的抨击；返回上海途中，斯诺在严寒中登泰山。当时有错误报道称，日军拘留了美国记者“白云”（斯诺最早的中文笔名），出现在青岛、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香港的报纸头版上。

消息传到美国，他母亲来电恳求儿子立即回家。

在中国的游历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上半年，斯诺沿中国的沪杭、沪宁、津浦、京沈、沈哈、京绥等铁路线，作了近13000公里的旅行采访，写了许多旅游观光的报道文章，连续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所到之处他在游览风景名胜古迹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大地上的另一番景象。

埃德加・斯诺

3月21日，斯诺在写给父亲的一封长达10页的信中，他说，中国的“情况很凄惨”，到处是“苦难和民族的痛苦”，中国需要“社会改革运动的战士”，需要“特殊的理想主义者”。

5月，斯诺由北京出山海关到东北采访，看到日本人正在东北竭力扩张势力。他预感到：在满洲的每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迟早要把太阳旗插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之后，又访问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

6月，斯诺返回关内，经张家口、绥化（今呼和浩特），到萨拉齐（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他目睹了连续两年的旱灾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图景。面对中国人的苦难，他大为震惊，拍摄了大量灾情照片，于7月4日深夜，用沉重的笔触写下题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的5000字的现场报道，发表在8月3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呼吁中外社会的救援。

他把这次采访称为“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并且是我所有经历中最令我毛骨悚然的”。采访结束，返回上海后，他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代理主编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

7月，斯诺苏联军队越过边界，打败中国军队，恢复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斯诺再赴东北采访，在沈阳，会见了张学良。他在《满洲走哪一条路》一文中预测日本人不久会武装侵占全东北。

埃德加・斯诺

11月9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强烈地抨击西方人在上海的种族歧视行径。他指出，“那些采取侮辱中国人荒唐作法的外国人，仍然在继承他们前辈的衣钵，正是这些人在九十年前在中国建立起白人的特权地位。”

民国十九年（1930年），斯诺任美国统一报业驻远东旅游记者。继续发表文章抨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殖民主义传统观念。

《美国信使》杂志8月号发表了他的《侨居上海的美国人》一文。他写道：“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说，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是忙着拼命赚钱。”

他揭露外国租界的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的。为此，他引起在上海的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恼怒和反对，咒骂他是“亲华分子”、“白人的叛徒”，在租界里受到孤立，而他我行我素，引以为荣。

9月以后，斯诺用一年多时间，访问了台湾、福建、两广和云南等地。他还与美国博物学家罗克博士的远征队一道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徒步穿过丛林小道，沿着伊洛瓦底江边的隘道进入了缅甸，游览了仰光；接着，又访问了印度，会见了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在那里呆了4个多月。之后，乘船取道新加坡，返回中国。

对台湾，斯诺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下，台湾的中国人已经“日本化”了。中国人向日本交纳沉重的赋税，被迫把孩子送到日语学校去读书。斯诺参观了台湾中部土著居民的居留地。在他走后一个星期，那里爆发了土著民族的反日起义。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斯诺在《当代历史》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红军的文章《新型盗贼》。文章使用了大量来自上海的第二手资料，不甚准确。当时他抱着对红军又爱又恨的心理，在文中反映了两种相对立的观点。

同年8月初，同由美国刚到上海任美国领事馆秘书的海伦・福斯特相识。他们一见钟情，坠入热恋之中。

斯诺对中国的政治观感

9月初，斯诺随记者团租用的轮船溯长江而上，从东到西采访从镇江到武汉的大片地方发生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洪灾。写出《中国洪水纪实》的报道文章，发表于12月6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1932年1月23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此文），揭露“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参加中外记者团赴东北采访。他本期望能采写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地新闻，然而大失所望。

在他写的文章中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抨击了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绥靖主义态度，并对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的抵抗来取信于民，但它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有骨气。”

宋庆龄

从印度返回中国后，斯诺受《纽约先驱论坛》周刊主编梅洛尼女士之约，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一篇人物专访。

经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介绍，他多次采访宋庆龄，从此她成了他终生的良师益友。他写的《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记中国自由运动著名领袖的遗孀孙逸仙夫人》，发表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6日《纽约先驱论坛》上。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从所占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爱国将领蔡廷锴率19路军奋起抵抗。斯诺立即奔赴前线采访，迅速发出第一篇关于“一・二八”抗战的电讯。他目睹并采访了这场战事的全过程，对19路军官兵英勇抗敌和上海市人民支援抗战作了大量的报道。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敢于面对死亡大笑……”“像这样的中国士兵，过去从来没有过”。当看到一位认识的上海歌女，也到前线抬担架、抢救伤兵时，斯诺感慨地说，“中国在战火中苏醒了！”

他关于“一・二八”抗战的出色报道，包括有关第一天的战况的独家新闻，在美国一些大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头版刊出，并受到编辑们的热烈祝贺。

斯诺第一个提醒闸北火车站站长，告诉他日军将于28日午夜前发动进攻。使该站长及时挽救了价值一千万元的铁路机车，免遭战火的毁坏。

5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上海各界联合通电反对。后来，斯诺曾对卡尔逊说：“我替那些当权者难受，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去年我又亲眼看到上海的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抗击日军，我感到中国的希望在这些普通的中国士兵身上，而不是坐在南京的统治者手里。”

埃德加・斯诺

同年6月，斯诺写信给友人埃普斯表示，他对“中国中部的共产党情况”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如果能到红区作一次旅行，将能“提供特别有趣而且有价值的报道，因为迄今还没有任何人从实地考察中获得任何可靠的消息。”

7月，斯诺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中外知名人士营救第三国际世界泛太平洋同盟秘书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委员会主席，斯诺是委员之一。他对宋庆龄等人在12月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给予积极切实的支持。

12月，斯诺赴东京与海伦・福斯特女士举行婚礼前，斯诺与中国青年作家姚克计划合作翻译鲁迅的作品，由姚克先致函鲁迅，请求给予翻译权的许可，并拜访鲁迅请予赐教。鲁迅慨然应允，约见了他们（据海伦・福斯特回忆，她也参加了会见）。在座的还有作家林语堂。

会见鲁迅后，斯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应该向世界人民介绍，以增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国情。他决心编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并定名为《活的中国》。在编译过程中，得到鲁迅多方面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斯诺和鲁迅多次交往，有时专程拜访，探讨问题，聆听指教；有时在公共场合、私人聚会上见面交谈。这些都使斯诺获益匪浅。他认为：“鲁迅与别的作家不同，别人会由于年龄的增长，趋于老练而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文艺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为激进论者。”他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周樟寿

鲁迅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8日给郑振铎的信中曾赞誉斯诺：“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12月26日，在日本东京美国大使馆，斯诺与海伦・福斯特女士举行了婚礼。接着，他们在日本各地开始蜜月旅行，之后乘船去南洋群岛、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观光。

在中国安家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斯诺同妻子海伦到北平（今北京）安家，共住了4年多。4月，住进靠近协和医院的煤渣胡同21号一座四合院内。他出任美国国际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并开始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撰稿。

5月20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斯诺的《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指出：“最近日本对河北的占领，历史性地结束了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自1883年以来，中国迅速丧失了近2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在世界史是少有的。”“中国领土现正被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统治着……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

8月，国际统一新闻协会因负债累累解散，斯诺失业。同月，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他的《西方国家威信的衰落》一文。这篇7000字的长文，总结了他和海伦旅行东方欧洲殖民地的观感，认为荷、英帝国主义已经衰败，日本帝国主义却在崛起。不久，他收到该报总编辑洛里默来信，请他继续为该报撰稿。并寄来750美元稿费。从此，斯诺为该报写文章达15年之久。

埃德加・斯诺

9月，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在英国伦敦由Jarrolds出版。书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真相，评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满洲国”状况和“华北停战协定”等。他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当需要军队保卫国土，抗击日本侵略时”，蒋介石却把数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和空军调到中国中部与红军作战。

12月16日，他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报道。文中介绍了他采访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一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洛克菲勒的赞助下，正在河北定县地区进行的乡村“群众教育实验”。斯诺对当时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寄予希望，曾认为“这个办法可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秩序使中国得以发展”；但他也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大权都掌握在……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官僚、贪污行贿者手里，他们难道会进行这种实验吗？”他认为，把实行社会改革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只是一种幻想。他开始寻觅中国社会改革的新力量、新出路。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斯诺受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第一天讲课时，斯诺对学生们说：“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他上课不像是讲学，而是和学生们谈心。他喜欢询问学生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用启发式教育。他对待学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白种人那种“肤色优越感”。这年春天，斯诺夫妇从城中移居城郊海淀乡村，靠近燕京大学南门的军机处8号一所乡村住宅。使他们有机会更多地与学校师生交往，同许多人成了好朋友，接触到中国进步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1月，美国《当代历史》月刊上发表斯诺写的《统治孱弱中国的铁腕人物》一文，介绍了蒋介石的生平。他认为，蒋介石“既不是大政治家，也不是真正杰出的将领，而从某些方面看来，他还是平庸之辈。”他历数蒋介石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的事实，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一个‘地方观念很浓的军阀'；他关心的是保存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挽救中国。”

埃德加・斯诺

2月，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他的《日本建立新的殖民地》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这一年，斯诺读到史沫特莱赠给他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小册子，但史沫特莱没有去过江西苏区。斯诺打算亲自到苏区去寻找毛泽东、朱德和他们领导的红军。

他曾与美国纽约史密斯公司签订一项赞助他去访问苏区，写一本关于红军和毛泽东的书的合同。但是正值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转移，开始长征，他未能成行。

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到北平以检查身体为名住进协和医院休养。斯诺采访了蒋介石。蒋介石亲口向他宣布：“红军已被剿灭”，斯诺认为，如果“宣布的是事实，那么，看来，江西的共产党基地实际已经不存在了。”他只好取消了与史密斯公司的采访写书合同。

12月，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斯诺向全校教师作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讲座，使人们了解斯诺的反法西斯主义政治观点。

延安之行的缘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美国《亚洲》杂志第1期发表斯诺的《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他认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左派革命者。”

埃德加・斯诺

夏天，斯诺赴东北和日本采访了两个月。在东北，他目睹自“九・一八”事变后，那里的中国人在日本人殖民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在日本，他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穷兵赎武的空气弥漫三岛。

7月，美国《当代历史》月刊，发表斯诺的《中国书报检查官的处事之道》一文，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在文化新闻领域的法西斯专政。秋天，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并继续在燕大新闻系讲课，参加该校新闻学会的活动。他和海伦移居北平城内崇文门盔甲厂13号。他们家小客厅成为中国爱国青年经常秘密聚会，议论时局，商讨抗日救亡活动的场所。

12月9日，北平爆发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得到斯诺夫妇的同情和支持。运动前，斯诺通过各种渠道，甚至亲自采访日军头目梅津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及北平地方当局宋哲元的秘书，了解日本侵占华北的阴谋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内幕。

他和一些进步外国记者设法向国外发出消息，揭露真相；把被国民党封锁了的消息透露给爱国学生。斯诺夫妇把学生送给他们的《天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交由合众社向国际上报道，并在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斯诺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在古老亚洲的门口》。

运动中，斯诺夫妇亲临游行请愿示威现场进行采访，拍摄了许多新闻照片，向国际上发出了许多新闻报道，称“一二・九”运动又是一次“五・四”运动。他们反对和斥责国民党军警对示威游行爱国学生的野蛮殴打镇压，到医院慰问受伤学生，在家中掩护爱国学生安全转移，免遭逮捕；12月12日，他们和一些外国记者出席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并讲了话。

斯诺目睹了“一二・九”运动的全过程。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我和尼姆第一次看到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这一情景，令参加者和旁观者都感到振奋，成千上万身穿蓝色制服的青年学生不把军警放在眼里，不听他们保守的父母的劝阻，高歌阔步向紫禁城迈进。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这种景象8年来还是第一次，我和尼姆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学生们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美国《亚洲》杂志发表斯诺《论鲁迅》一文。春季，斯诺获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同在西安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达成秘密协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陕北苏区的封锁有了松动的消息，他决定去访问红军和毛泽东。

4月下旬赴上海，会见宋庆龄请求帮助他去陕北苏区，得到她向中共领导人的推荐。

4月26日，在姚克陪同下，斯诺往访鲁迅，不巧鲁迅和夫人许广平携子外出看电影未遇。到5月初，才得以会见。这是鲁迅生前同斯诺的最后一次相会。尽管鲁迅沉疴在身，仍同斯诺长谈，并对尼姆・韦尔斯书面提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23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

5月15日，在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收到斯诺通过中共的秘密交通送到陕北的采访问题单子。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罗迈（李维汉）、林伯渠、杨尚昆、吴亮平、陆定一等人开会，以“对外邦如何态度一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为议题，就斯诺提出的11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随时准备迎接斯诺的到来。

6月3日，斯诺揣着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授权，柯庆施（北方局组织部长）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介绍信，由北平乘火车踏上去陕北苏区的旅程。行前，他在给自己的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中写道，“如果我成功了，就会得到世界上最抢手的新闻。”途经郑州时，与由上海来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博士会合，一同奔赴陕北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