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王安石研究新路径 | 社会科学报

王安石作为宋代文化巨擘，其研究历来是宋史学界与文学界的焦点。上海市社科规划办课题“王安石的生平与文学研究”（2023BWY002)以跨学科视野，对其生平与创作进行考证和综合观照，不仅为王安石研究辟出新径，更通过个案切入，推动宋代文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原文 ：《拓展王安石研究新路径》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 刘成国

图片 |网络

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广涉四部的文化巨人。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宋代历史、文学领域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受到现代学科分类的限制，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本学科的视野，往往分别聚焦王安石的变法、文学或经学，彼此之间颇有隔阂。跨越学科的壁垒，对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等进行综合性观照，并借助个案，以点带面，将进一步深化宋代文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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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系与生平疑难考

首先，考证王安石的家族世系。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对此已有初步梳理。此后陆续有学者或据族谱，或据文集、笔记、方志等，进一步探赜索隐，成果颇丰。不过，由于所引文献不全，或轻率使用族谱记载，既有研究仍有不少缺憾和探讨空间；更有甚者，因误用族谱资料，导致王氏世系淆乱。根据一些新见史料，如王安石父兄、曾孙的墓志铭等，对王氏家族世系以及相关疑难争谳问题进行更全面、准确的考证，从而呈现出王氏家族在北宋由兴至衰的整体面貌。例如，考证出王雱与王旁分别是王安石的长子与幼子，王雱进士及第，才华横溢；次子王旁有心疾。宋人笔记中关于二人的记载，多有讹误或诬蔑，甚至蓄意混淆其事迹。又如，根据新出土王安国熙宁八年撰《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可推知，王安国当卒于熙宁十年八月十七日。《王平甫墓志》所载“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的“七”，是“十”之讹。

其次，考证王安石生平中的若干疑难行实问题。比如，首次梳理五代至两宋皇帝赐予宰执生辰礼物的仪式和惯例，考证出王氏生辰为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辰时，而非以往普遍认定的“十二日辰时”；根据宋代士人的改字之风，指出“王介卿”是“王介甫”的昵称；王氏于仁宗康定二年曾赴杭州探望大妹文淑，并于法喜院读书题诗；王氏曾于杭州拜谒范仲淹；王氏未曾赴广州；王氏未曾任三司户部副使；嘉祐五年春，王氏伴送辽使归国时，曾按惯例越过边界进入辽国，除此之外，未曾正式使辽；《唐百家诗选》编于嘉祐五年、六年间王氏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而非群牧判官任上；王氏确曾参预编修《英宗实录》；王氏因封爵“长安郡开国侯”，故或被称为“长安公”；考定王氏复相的具体时间，指出《宋史》对王（安石）吕（惠卿）交恶的叙述与史实不符；《四家诗选》应编撰于元丰五、六年间，未必有明确的贬李白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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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与著述考

根据若干新见史料，可重新梳理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编撰、刊刻及流传过程，还原其各版本的大致轮廓，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重新探讨“临川本”与“杭州本”的关系。王珏根据薛昂所编遗稿及家藏遗文，刻成《临川文集》一百卷，此为“杭州本”，亦今天流行的《临川文集》祖本。詹大和于抚州所刻的“临川本”，并非之前普遍认为的王珏所刻的底本，而仅是王珏所用校本之一；“临川本”卷数应为180卷，与王珏杭州百卷本相差甚大；明代以后，“杭州本”一枝独秀。何迁本翻刻的并非之前普遍认定的詹大和“临川本”，而是元明递修“杭州本”。《四部丛刊》覆印的并不完全是它所声称的何迁刻本。

王安石生前著述等身，大多未编订成完帙；宋室南渡后，亡佚严重。之前学者有所考证，然遗漏颇多。我们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力求全面考述王氏文集以外的其他著作，并从笔记、经解中勾辑若干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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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考

我们为王安石文集中若干篇疑难诗歌进行编年。考证发现，文学史上著名的“荆公体”最初所指并非王安石的后期绝句，而是集句创作——一种文字游戏。王安石之所以篡改名句“鸟鸣山更幽”为“一鸟不鸣山更幽”，并非单纯出于“争强好胜”，而是有意识运用“以物拟人”的手法，寄托党争的政治寓意。根据王安石来往江宁和开封的行程考证，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当为“春风自绿江南岸”。《明妃曲》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明妃诗歌典范；其在后世的聚讼纷纭，反映了思想史上“从道不从君”与理学家“从君即从道”思想的对峙。王安石名篇《示长安君》中“又作尘沙万里行”的主语，并非王安石，而是其妹王文淑。王安石擅作翻案文章，且多有精品。这首先与疑古的时代精神和他独特的史观有关。变法和党争是其翻案文学的重要语境，并赋予这些作品深广的政治内涵。王安石理想的“为士之道”，则构成了翻案文学的思想预设和逻辑前提，决定着翻案的指向。翻案文学的具体技巧包括揭过法、多用假设之笔、翻案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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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考

《许旌阳祠记》是王安石的集外文，作于其熙宁末退居江宁后，是迄今为止仅见的两篇记体文之一，堪称王氏晚年大作。此文为全面了解王氏晚年的思想趋向，提供了丰富信息。由此文可窥见，北宋士大夫面对宋代民间信仰时，往往采用较为开放、以调适为主的姿态。至于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所收《回皇亲谢及第启》，并非王安石所作，作者当为张璪。或因王安石主导了熙宁四年（1071）的贡举新制及随后的官学教育，此文被误收入王氏文集。又如《景定建康志》卷十八所载《乞废玄武湖为田疏》，或作于北宋末年，绝非王安石所撰；《永乐大典》卷一一〇〇一所收《除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作者应是元绛。新出佚文《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作者应为王公仪，墓志拓版署名“王安石撰并书”系后人挖改。王安石文集中有若干疑难人名，或以字行，或以官称，对于理解作品的内涵至关重要。如“潞山直与天为党，回首孙髙想见公”中的“孙高”，指孙沔与高若讷；《送孙子高》诗中的“孙子高”，指王安石好友孙侔之兄孙观（字子高）；王安石《贺致政杨侍读启》中的“杨侍读”，当为杨偕（字次公）；《上枢密王尚书启》中的“王尚书”，疑为“夏尚书”，即夏竦。通过考证王安石八封书启的作年及内容，可展现其广泛的社会交游网络，以及这一网络随着新法推行所产生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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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上的反思与瞻望

以上述王安石行实与作品的考证为基础，对近些年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范式和宋代文学研究前景，展开方法论上的反思与瞻望。首先，数据库检索为传统考证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更高平台，也带来尖锐挑战。以往以博闻强记为功底的考证，有可能逐渐沦为简单的“技术活”。为应对这一挑战，考证应追求高度的精确性、严谨的批判性、立体的动态化。除细读、精读文献外，研究者应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多学科、多重视角的观照。同时，需注重文献史料的书写、修辞、史源追溯，发掘其形成过程中因政治、文化权力的介入而可能产生的过滤、遮蔽、凸现、嫁接，警惕史料书写背后潜藏的叙事意图，进而分析此类意图与时代政治文化变迁的关系。论证过程尤须追求逻辑严谨、理路内在一致，超越纯粹技术层面的操作，更自觉、鲜明地考证背后的宏大问题。其次，新出土墓志能极大拓展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景。具体来说，可提供新材料，重建文学家生平中遗失、湮没的环节；可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及相关重大文学史实作出确切解答；可全面呈现家族世系，深化家族文学研究；可深化党争与文学的研究；可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珍贵个案。当然，利用新墓志，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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