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1942年，河南境内会爆发大饥荒？

他这趟去，是想求个情，看在老百姓都快饿死的份上，能不能先把征粮这事儿缓缓。

结果，对方直接甩过来一盆冷水。

这位司令官的算盘打得很精，他瞪着眼说：

“前线成千上万的弟兄正往死人堆里冲，一个月后还能剩几个活的谁也不知道。

这事儿就俩结果：如果两边都得饿死，饿死了老百姓，地盘还是咱中国的；可要是当兵的都饿死了，那国家可就真完了。”

这话听得人后脊背发凉，可在当时国民党那些高层看来，这压根不是什么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为了养活驻扎在河南境内那一百来万的大军，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军队。

但这笔账背后的代价，惨得让人没法看。

事后有人估摸了一下，在河南受灾的那三千万人里头，少说有一百万，多则三百万，直接死于饥饿和瘟疫。

还有差不多三百万人，被逼得背井离乡，逃难去了。

美国有个叫白修德的记者，1943年跑到灾区转了一圈，回去写道：“这是战时中国最大的劫难，放眼全世界，也是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很多人觉得这场灾就是“天灾”。

没错，1942年的河南确实旱得厉害。

可光盯着老天爷不下雨这事儿，你根本摸不透这场悲剧的骨子。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精细又冷血的“能量大挪移”。

通俗点讲，就是一个本来就快不行的农业底子，被迫割自己的肉去喂养那只庞大的战争鹰隼。

咱们把这笔带血的“历史账”拆开来算算。

头一笔，是四年前欠下的“生态债”。

把日历翻回1938年5月。

那会儿，中国的仗打得简直没法看。

除了郑州和武汉，大城市基本全丢了。

鬼子长驱直入，作为铁路心脏的郑州眼瞅着就要保不住。

蒋介石和手底下的将领们急得团团转：拿啥去堵日本人的枪口？

手里没兵，地利也不占。

最后，他们拍板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法子：炸开花园口。

“拿洪水当兵使”——这一招在战术上可能确实拖住了鬼子几天，但从生态上讲，等于给河南判了个死缓。

黄河一改道，水全灌进了淮河。

接下来的几年，河南、安徽、江苏那一片全成了黄泛区。

几百万亩好地彻底废了，十年都长不出庄稼。

更糟糕的是，洪水把这一片的水利底子全掏空了。

穆盛博（Micah Muscolino）做过研究，那场水不光在豫东卷走了32.5万人的命，还把那块地皮上32%的耕地全给淹了。

这就意味着，河南的农业生态变得像纸一样薄。

等到1942年旱灾蝗灾真来了，那些早就烂掉的水利设施根本顶不住，老百姓家里更是连把米都没有，拿什么去抗灾？

这是一场拖了四年的连锁反应。

1938年的那场水，彻底冲垮了1942年河南人的救命稻草。

再算第二笔账，叫“掺了水”的救命钱。

1942年10月，蒋介石派人来河南转了一圈，重庆那边转头拨了两亿法币救灾。

两个亿，听着挺吓人。

可你要是瞅瞅那时候的物价，就知道这钱在现实面前有多不经花。

当时的河南，钱毛得就像废纸一样。

这可是翻了二十倍啊。

到了1943年，那更是没法看了。

打仗前，一斗麦子才六毛钱。

1942年收麦子前，涨到了二十块。

等到1943年麦收，直接窜到了三百块。

在河南泌阳县传教的那个威廉·诺瓦克算过一笔生活账：以前闹灾，一个人一个月几美元就能活命。

可到了1943年1月，“每人每月得两三百美元才能填饱肚子”。

在这种疯涨的物价面前，政府那两个亿的救济款，扔水里都听不见响。

灾民手里就算有俩钱，也根本追不上粮价跑的速度。

第三笔账，也是最要命的一笔，叫“皇粮国税”。

如果说大旱是天灾，钱毛了是经济崩盘，那硬抢军粮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铁条。

当时河南地界上，蹲着差不多一百万的大兵。

这一百万人，每天一睁眼那张嘴就得吃东西。

这一百万人的“肚子问题”，全得从河南这块地里刨食。

穆盛博有个说法叫“社会新陈代谢”。

这时候的河南，就像个病得快咽气的病人，不光没法养病，还得被插上管子，拼命抽血输给军队。

安东尼·加诺特研究发现，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跌了四成。

地里产出少了一半，可军队伸的手却一点没缩回来。

为了不花高价买粮，1941年7月，上面搞了个“田赋征实”——不收钱了，直接找农民要粮食。

这招有多损？

拉纳·米特评价说：“这就等于把养兵的担子，直接卸到了农民肩膀上。”

连那些平时挺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传教士都看不下去了。

凯瑟琳·西蒙斯医生在西华县亲眼看见，“一车又一车的粮食往省外拉”，可本地老百姓家里早就空了。

咱们比对一组数，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荒唐：

大陆学者宋致新统计过，截止到1943年初，国民党在河南硬生生收走了3亿4000万斤小麦当军粮。

还记得上面拨的那两亿法币吗？

按当时的行情，那点钱顶大天能买2000万斤粮食。

一边是假惺惺地给了能买2000万斤粮的钱，另一边是真刀真枪抢走了3亿4000万斤的粮。

这一进一出差出来的，就是河南几百万条人命。

这种抄家式的征粮，让河南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恨意攒到了顶峰。

当时的河南建设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河南人把驻军头子汤恩伯，跟“水灾、旱灾、蝗灾”排一块儿，骂成是河南“四大害”。

你要是去翻翻1943年9月27日那份报告，会发现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官儿张光嗣都没法圆谎。

他在报告里列了饥荒严重的四个祸根：

第一，粮价上天；

第二，军粮压死人；

第三，地价贬得太快，农民卖地都活不下去；

第四，当官的挪用救灾款。

你看，连他自己都招了，这事儿不全是老天爷的锅。

从1938年的扒口子，到1942年的大旱，再到止不住的涨价和抢粮，这是一整套系统的坍塌。

在这个系统里，趴在最底下的河南农民，不光要挨大自然的揍，还得当成“干柴”，被硬塞进战争机器的炉子里烧成灰。

至于那个“饿死百姓还是饿死当兵”的选择题，从一开始，结局就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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