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这头“怪兽”把把脉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的诞生根植于新中国学术事业方兴未艾却信息闭塞的特殊年代。彼时，印刷品流通不畅，学者们要了解国内同行研究动态，不得不翻阅分散全国各地的报刊，时间与经济成本高昂。人大复印资料的出现，正是对时代痛点的回应——通过全文复印与专题分类，打破信息壁垒，为学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内容策展服务。其初心清晰而纯粹——精选千家报刊，荟萃中华学术，核心价值体现在资料保存、信息整合与学术传播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初创时期它并不承担任何学术评价功能，只是一个服务导向的"工具"与"窗口"，而非"标尺"与"法官"，这种定位与当时依靠同行评议的学术生态相适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纯粹的服务功能开始发生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悖于其初心的"异化"。异化的起点源于"被转载"这一行为被赋予了远超信息传播本身的象征意义。由于所宣称的"精中选精"的筛选机制，被转载逐渐等同于"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在量化考核的压力下，这种认可迅速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资本"。梳理时间线可以发现，2001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每年发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标志着其正式介入学术评价领域。此后，"被转载"开始成为衡量论文、学者、机构学术水平的关键指标，被写入职称评审文件与学科评估标准，其性质从"编辑选择"异化为"学术认证"。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破唯C刊论"的政策语境下，人大复印资料不仅未能成为解药，反而演变为新的病灶。官方宣称"不看期刊级别和作者身份，只看论文质量"，每年从约3500种中文报刊、75万余篇论文中精选2-3万篇转载，声称"至少15%转载论文来自非核心期刊"。但现实则呈现出残酷的悖论——尽管有此承诺，源自C刊的论文仍占据极高比例。这说明其实际操作仍在复制和强化既有期刊等级体系，非但没有成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伯乐，反而沦为"C刊俱乐部"的延伸，形成对核心期刊体系的"二次认证"或"加权认证"。许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可视同C刊发表，而C刊文章被转载则等同于两篇C刊，这种"叠加计分"的逻辑不仅未破除"唯C刊"弊病，反而在C刊之上叠加新的权威光环，使学术等级体系更加复杂和固化。

功能异化的背后，是审稿机制长期缺乏透明度的运作。官方宣称拥有"编辑初审、外审专家复审、终审评级"的严格流程，外审环节更有超过2900名专家组成的匿名评审库，然而流程的严谨性不等于过程的透明性。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遴选标准的不公开：不同学科的侧重点是什么？理论文章与实证文章的评判标准有何异同？外审专家意见在最终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如果专家意见相左，终审编辑如何裁决？是否拥有一票否决权？整个遴选过程是单向封闭的系统，作者只能被动等待，无法查询进度，更无从得知落选原因。与常规期刊投稿不同，其遴选不存在申诉或复议渠道，这种缺乏反馈的机制强化了其作为权威裁定者的单向权力地位。

更令人质疑的是其"配额式"的宣传话语，例如声称"至少15%来自青年学者"。如果真正实行"以文评文"，为何需要预设来源比例？这种"政治正确"式的比例要求，恰恰暴露了评价标准的随意性和可操作性，为"关系稿""人情稿"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权力的不透明必然导致公信力受损，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评审记录，外界无法判断文章被转载或被拒的真正原因，编辑的个人学术品味或特定范式偏好可能无形中主导筛选结果，扼杀学术多元化。

与此同时，巨大的功利价值催生了围绕"转载"的灰色产业链。相关案例显示，不法分子利用青年教师对"被转载"的迫切需求，通过伪造、调包重印等方式制作虚假转载证明；市场上甚至出现假冒人大复印资料的非法出版物。这些现象虽非其直接造成，却是功能异化后巨大声誉被不法分子利用的直接后果，反映出当学术荣誉被过度量化和功利化后，必然催生相应的投机行为，包括投机性的学术公关行为以及可能的寻租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学术惯例中，二次发表通常需要严格规范且学术价值低于首发，然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却发生了奇特的价值倒转，其荣誉和评价权重往往远超原文首发期刊。这直接导致来学术评价权力的转移——数千种学术期刊的自主性被削弱，无形中沦为"稿件来源库"，自身品牌被相对矮化。一篇论文的价值究竟由首发期刊的同行评议决定，还是由人大复印资料的编辑选择决定？这种身份的模糊本质上是对期刊编辑权的僭越，也加剧了学术资源的严重错配——C刊凭借优势地位吸引优质稿件，非C刊陷入"低水平循环"；学者为获得"认证"不得不优先选择C刊投稿，即使非C刊更适合其研究主题；期刊为提升被转载概率投入精力"公关"，这些资源本应用于真正的学术研究。

面对这一系列积弊，未来改革的关键，或许在于推动人大复印资料从"学术评价标尺"向其"学术信息服务者"初心的回归。政府主管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带头改革评价体系，逐步降低乃至取消将"被转载"作为关键性评价指标的做法，引导学术界将其重新视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导读"平台，而非学术水平的终极"认证机构"。其价值应体现在服务学者发现优秀研究，而非帮助机构评价学者。

更为重要的是，人大复印资料自身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透明度改革，例如分学科详细公布选文原则与偏好，尝试公开匿名外审意见，让遴选过程"可见、可感"，并建立反馈与沟通渠道，探索建立规范的申诉复议机制，使决策过程接受学术共同体监督。唯有打破"黑箱"，才能重建公信力，避免编辑个人偏好主导筛选结果。

当然，问题的根源绝不仅仅在于单一机构，更在于僵化、单一的量化评价体系。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已出台文件破除"SCI至上"，这一导向同样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我们需要推行代表作制度，强调对学者代表性成果的深度定性评议；强化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将评价重心回归小同行的专业判断；鼓励多元评价，认可专著、研究报告、社会服务等多种贡献；实行分类评价，让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跨学科研究各有其评价体系。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独特产物，其历史贡献不可否认。然而，在量化考核的浪潮中，它被推上"学术仲裁者"的神坛，功能发生深刻异化，伴生透明度缺失与生态失衡。站在今天回顾其历史，并非要否定其价值，而是为了看清未来。这一机制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有勇气回归服务初心、拥抱透明化改革；而中国学术的未来，则取决于我们能否共同构建一个科学、公正、多元、告别指标崇拜的评价体系。这不仅是对一个机构的期许，更是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呼唤——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评价服务于创新而非凌驾于创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