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脱钩、“投靠”印度，立陶宛这场豪赌，赢面有多大？

立陶宛对华经贸依存度本就十分显著，却偏偏放弃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执着等待中方率先“让步”。久等未果后，它竟将印度视作替代中国的“应急选项”，态度之急切，仿佛急于完成一场仓促的“跨国联姻”。

然而，这场匆忙开启的“情感转移”，真能助其走出困局？当全部关键指标被逐一呈现，现实给出的答案，恐怕比预想中更令人清醒。

困局之下：立陶宛的经济，早已不堪内耗重负

外界或许尚未充分察觉，该国近两年的财政表现实则持续承压，而症结所在，正与其对华关系的剧烈波动紧密相连。

有人或质疑：一个地处波罗的海的小型经济体，怎会深度绑定中国市场？但统计数据从不虚言，亦不会为任何主观判断让路。

2020年，立陶宛对华出口额高达3.58亿美元，创历史高位。彼时，木材、乳制品等传统优势品类在中国市场广受青睐，大量本土企业借力对华贸易实现盈利跃升，甚至将中国列为首要海外拓展目标之一。

转折发生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对华出口连续多年下滑，截至当前仅余1.03亿美元左右，缩水幅度超过七成，远超“腰斩”标准。

曾风光无限的林木加工与乳品加工业，瞬间遭遇断崖式冲击，多数企业面临停产风险，部分选择收缩产能，另一些则被迫转向陌生领域，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一边是出口通道持续收窄，另一边却是自华进口规模稳步攀升，这种日益加剧的贸易失衡，正不断加剧其宏观经济负担。

自2016年起，立陶宛自华进口额便保持上行态势，当年尚在10亿美元区间；至2024年，已突破20.2亿美元大关；按现有增长曲线推演，2025年有望逼近25.5亿美元。

即便双边政治氛围长期处于低位，其自华进口增速仍稳居欧盟前列。仅以去年上半年为例，立陶宛自华进口增幅达36.1%，而同期整个欧盟平均值仅为12.8%。

由此观之，立陶宛表面姿态强硬，实际行为却极为务实——其产业链运转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供给，“去中国化”口号背后，掩盖不了真实经济肌体对华支撑的深层依赖。

立陶宛SCB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维塔利斯·劳斯卡斯在近期访谈中明确指出：当前结构性失衡，已成为拖累本国增长的核心阻力之一。

尤其对华出口骤降，使原本就抗风险能力偏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对一个体量有限的国家而言，骤然失去一个体量庞大、采购稳定、支付及时的终端市场，短期内根本无法寻得同等量级的替代方案。

病急乱投医：欧印自贸协定，与立陶宛无关的“单方面狂欢”

正当立陶宛深陷对华贸易泥潭之际，上月下旬一则国际消息令其精神为之一振——历经二十年漫长磋商，欧盟与印度正式签署《欧印全面自由贸易协定》。

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莫迪面前盛赞此举为“历史性外交突破”，言语间洋溢着对未来合作前景的高度期许。

这本属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对接，按常理，最应欢欣鼓舞的，当属德国、法国等制造业强国。

协定条款清晰列明：欧盟产汽车对印出口关税将由110%骤降至10%；工业设备、烈性酒、高端巧克力等商品关税亦将大幅下调乃至归零。

此类政策红利，无疑将极大提升德法企业在印度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与利润空间。

耐人寻味的是，德法两国反应冷静克制，反倒是立陶宛国内媒体率先掀起报道热潮，字里行间充满憧憬，宛如这份协定已为其量身定制，即将成为扭转颓势的关键支点。

稍具国际贸易常识者皆可判断，这场热闹非凡的“签约盛宴”，本质上与立陶宛并无实质关联。它之所以如此亢奋，实为焦虑驱动下的非理性反应。

它迫切渴望锁定一个可替代中国的贸易新支点，迫切希望摆脱地缘政治带来的被动局面，以至于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协定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并未向立陶宛这类中小成员国倾斜，它的激动，不过是自我设定剧本中的一场独角演出。

备胎尴尬：印度，注定无法复刻中国的角色

立陶宛执意将印度塑造为中国之外的“第二选择”，频频释放善意信号，试图促成一场高调“结盟”。但它似乎从未深入思考过一个根本问题：印度是否具备成为中国替代者的现实基础？

若将中立、立印双边贸易数据并列审视，便会发现，立陶宛寄予厚望的“新出路”，实则缺乏扎实支撑。

先看立印出口结构：2024年立陶宛对印出口总额约1.36亿美元，其中真正源于本国制造的货物仅占1.01亿美元，其余均属转口业务，难以体现其真实产业输出能力。

进口端同样不容乐观：立陶宛自印采购额峰值不过3.12亿美元，低谷期甚至不足1.87亿美元，波动剧烈且缺乏稳定性。

再观中立贸易现状：即便双边关系持续承压，双方实际经贸往来强度仍远超立印之间。

数据显示，尽管立陶宛对华出口大幅回落，仍维持在1.03亿美元以上；而自华进口额已达20.2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立印进出口总和的六倍之多。

更需注意的是，中国曾长期位居立陶宛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列，而印度目前仅排在其第32位。世人常见用备胎施压前任，却罕见有人把通讯录第32号联系人当作谈判筹码——立陶宛或是首例。

此外，这种依托中间渠道的间接贸易模式，本身即蕴含极高不确定性：立陶宛既无终端定价主导权，亦无品牌价值沉淀，更难直接触达印度终端用户，多数产品经由西欧分销商层层转手，利润微薄且受制于人。

多位本土经济学家私下坦言：立陶宛在此轮协定框架下，充其量只是链条末端的边缘参与者，指望借由微弱的传导效应填补中国市场空缺，无异于缘木求鱼。

终局已定：情绪化决策，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立陶宛热衷拥抱印度，除经济动因外，更深层驱动力在于地缘站队需求——它试图以实际行动证明所谓“民主供应链”的可行性，向跨大西洋盟友展现自身政治忠诚度。

但它忽略了一条铁律：商业合作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而非立场表态；一旦将经贸选择嵌入意识形态框架，最终买单的，必然是本国企业与民众。

印度绝非另一个中国，这一认知盲区，立陶宛至今未能真正跨越。

印度营商环境复杂程度远超预期，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各邦法规差异巨大，对习惯统一市场规则的立陶宛企业而言，每一步落地都需重新学习、反复试错。

尤为关键的是，印度现阶段核心进口需求集中于大宗原材料与基础工业制成品，而这恰恰是中国最具规模优势的供应领域。印度若需采购，首选必然是性价比更高、交付更稳定的中国供应商，而非绕道立陶宛增加成本。

立陶宛引以为傲的精密激光设备与生物诊断试剂，虽技术含量高，却与印度当前发展阶段匹配度极低。

印度当前发展重心聚焦于基建扩张、基础制造业升级与民生保障强化，对尖端科研仪器及高附加值医疗耗材的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化采购能力。即便立陶宛主动推介优势产品，也难获实质性响应，更遑论打开增量空间、弥补对华损失。

放眼全球贸易格局，没有任何单一市场能在体量、纵深、效率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上与中国相提并论，即便是局部替代，也面临巨大现实障碍。

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消费市场、覆盖全产业链的制造生态、高效协同的物流网络以及持续优化的制度环境——这些综合优势，是印度短期内无法复制的，也是立陶宛永远无法在别处复制的“黄金市场”。

所谓“降低对华依存”，所谓“押注印度”，本质是一场服务于西方叙事的政治表演，既无经济逻辑支撑，亦无产业基础保障。

相较之下，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姿态，根本不需在意个别国家的短视之举。作为东亚最具活力的增长极，我们从不缺少真诚合作的伙伴。仅今年1月，来自欧洲的商务代表团来访即达五批次，其中多个代表团代表的经济体量与产业层级，均远超立陶宛。

对于这些诚意满满的合作者，我们均予以高度重视、专业对接；而对立陶宛，既曾给予充分信任与市场机会，又屡遭无端挑衅与单边切割，如今更欲借“拉拢第三方”施压，此种策略，未免过于幼稚。

归根结底，立陶宛今日之困局，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其自身战略误判、定位失准、节奏失控所致。

或许不久之后，它就会意识到，当初那个看似“果断”的决定，实则充满荒诞性；而所有因盲目追随、错误押注所付出的代价，终究要由本国纳税人与实体经济一并承担——这，正是立陶宛仓促“另觅新欢”后，最真实、也最无可回避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