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宣布对华行动，27国联合响应，中方准时反制

欧盟真能拧成一股绳对付中国吗？

答案很快就来了，不仅没拧成，反而自己先散了架。

2026年2月9日，法国方面抛出一份重量级政策建议：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30%关税，并推动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两个“30%”叠加在一起，核心逻辑并不复杂——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压低本币汇率，双向改变价格结构，让欧洲商品在竞争中获得短期优势。

这份提案之所以引发市场震动，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它触及了欧盟贸易政策与汇率稳定的底层框架。

从法国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止血式”回应，2025年中欧贸易逆差突破3000亿欧元，部分制造业承压明显，汽车、化工、高端消费品领域的市场份额持续被压缩。

国内舆论对“去工业化”焦虑上升，政策层面开始寻找强力工具，关税和汇率，是最直接、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手段，通过行政方式改变价格条件，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企业争取缓冲空间。

但问题在于，这不是单一国家层面的简单操作，贸易政策属于欧盟共同事务，欧元汇率更涉及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法国若想将方案落地，必须争取成员国支持，并在制度框架内推动，于是，提案被带上欧洲内部会议桌，试图从“法国主张”升级为“欧洲共识”。

这一步棋风险很高，一旦成员国利益分歧显现，提案不仅难以通过，还可能削弱法国的领导力，事实证明，真正的阻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欧盟内部结构差异，随着安特卫普峰会临近，分歧逐渐公开化，局势开始转向。

2月12日的安特卫普峰会成为关键节点，法国希望借G7轮值主席的政治影响力，推动成员国形成统一立场，然而德国率先明确反对，德国总理指出，核心问题在于自身效率与结构，而非单纯外部价格优势，这一表态等于否定了“以关税替代改革”的路径。

德国的态度有其现实依据，中国市场是德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宝马、巴斯夫等企业在华投资规模庞大，供应链深度交织。

如果欧盟整体提高关税或卷入汇率博弈，企业可能面临双向压力——既失去出口市场，也承担成本上升风险，对德国而言，稳定的经贸环境比短期政策刺激更重要。

随后，荷兰、芬兰、西班牙等国公开表达谨慎甚至反对态度，荷兰的半导体设备企业、芬兰的高端制造、西班牙的农业出口，都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六国联名反对，使原本可能形成的政策联盟迅速瓦解。

最终会议成果被大幅弱化，仅保留“优先采购欧洲商品”等原则性共识，未涉及全面关税与汇率干预，这一结果说明，在欧盟内部，各国对外贸易结构差异明显，法国希望通过外部压力促成内部整合，但现实是，成员国优先考虑自身产业利益。

这一阶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欧盟是统一市场，却不是统一经济体，产业布局、出口依赖度、财政空间各不相同，导致对风险的判断也不同，当政策影响范围跨越整个区域时，分歧几乎不可避免。

就在欧洲内部还在消化分裂后果之际，外部回应已迅速展开，2月12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启动针对部分欧盟乳制品的反补贴调查，并在次日实施相关措施，税率区间为7.4%至11.7%。

同时，对法国葡萄酒启动反倾销调查，选择的行业并非偶然，法国与荷兰在乳制品和高端农产品领域对华出口规模较大，相关措施对特定企业影响直接。

与情绪化对冲不同，这些措施在程序上遵循WTO规则，立案、调查、听证、裁决均在既定框架内展开，通过规则路径回应政策主张，使博弈从政治口号转向制度层面，这种方式既避免了全面升级，也形成现实压力。

在全球供应链高度交织的背景下，单边关税或汇率调整很难独立发挥效果，任何激进行动都可能通过产业链反向传导，欧洲企业在华投资规模庞大，中国市场在多个行业占据关键地位，若双方政策互动升级，成本将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

从更长远视角看，这场风波反映的是结构竞争与内部改革的张力，贸易逆差是结果，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成本效率才是根源，若效率问题得不到解决，关税只能提供短期缓冲，而无法改变长期趋势。

因此，2026年初春的这一轮交锋，更像一次压力测试，它检验了欧盟内部协调能力，也检验了各方在规则体系内处理分歧的意愿。

博弈并未结束，但方向已经清晰：在多边框架与产业现实的双重约束下，任何试图通过单一政策工具重塑格局的努力，都将面临复杂的连锁反应，接下来，真正决定走向的，不是某一次会议声明，而是各方如何在内部改革与外部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