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修好600万机器谈好15万，完工只给2600，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事情做完了，心却迟迟放不下。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那一刻的落差，像风从领口灌进去，说不清冷在哪里。人站在路边，车来车往，明明该往前走，却总会多停一会儿。

那天，舅舅走出厂区大门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他背着用了多年的工具包，肩带被磨得发亮，脚步不快。前台的人追出来，替负责人转了一句话：钱是按本地维修工算的，一小时三百多，忙了八个小时，没有亏待。舅舅点点头，没有接话，也没有回头，只把钱收好，往马路方向走。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那是一台价值六百万元的进口设备，生产线停着，每天的损失都不小。厂里技术人员折腾了半个多月，问题始终找不到，才辗转托人联系到他。来之前，说得清楚，修好一次性给十五万元。正因为这句话，他才放下手里的活，连夜赶过去。

真正动手那天，他在设备旁一蹲就是八个小时。没喝热水，也没完整坐下来歇过。电路、结构、传感器、控制系统，一项项排查，最后卡在一个极不起眼的细小故障点上。开机恢复运转的时候，车间里松了一口气。只是有些表情的变化，很快，却也足够明显。

谈到报酬，对方的说法变了。话里话外，强调“本地干活”“行情如此”，最后只给了两千多元。舅舅没有争辩。他心里明白，设备已经修好，再吵也改变不了结果。那笔钱被随手塞进工具包里，脸上那点笑，更像是一种结束。

如果从旁人的角度看，他并不缺这点日常开销。快五十岁的人，做精密设备维修三十年，手上是老茧和烫痕，指关节早已变形。这类设备，普通维修工连拆都不敢拆，一旦出问题，后果谁都担不起。可当难题真正被解决，价值和风险却像被一并折叠，只剩下时薪的算法。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径。现实的限制摆在那里：没有白纸黑字，只是口头约定；时间也耗不起。他还要回去照顾生病的伴侣，还要接下一单能按约结算的活。在这个行当里，很多时候靠的是口碑和流转的消息，而不是当场的输赢。

走到路边，风有点凉，他把工具包往肩上紧了紧。没有打电话，没有回头理论。事情已经发生，他能做的选择并不多。只是心里清楚，有些合作，走到这里就停了。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他大概也会更谨慎一些。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几次这样的时刻：事情完成了，结果却和最初的约定不一样。你可以追问，也可以转身离开。站在当下的位置，如果换作是你，会怎么走接下来的那几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