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692年,康熙老爷子坐龙椅的第三十一个年头。
紫禁城深处,康熙正翻阅着一叠厚厚的手稿。
看着看着,这位大清掌门人的脸色越来越沉,最后甚至一拍桌子,把旁边负责记录的官员吓了一跳。
摆在案头的这部稿子,正是还在修撰中的《明史》。
照着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新朝代给旧朝代写史,通常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套路:那就是要把前朝往泥里踩。
前朝被写得越是不堪、越是昏聩,新朝代坐天下才显得顺理成章。
修史的文官们自以为摸透了心思,写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笔尖下全是贬损的词儿。
在他们想来,这才是“站队正确”,是递给康熙的一份见面礼。
谁知道,康熙完全不吃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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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稿子推回去,撂下了这么一段话:
“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
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
这话翻译过来特别直白:朱元璋那是开国的大英雄,朱瞻基是守业的好皇帝,你们这帮人拿着放大镜找茬,专挑人家的小毛病骂,我没这个德行,也没这个本事,更没想过要干这种缺德事。
为了这茬儿,康熙后来甚至给明朝定了个极高的调门,叫“治隆唐宋”。
言下之意,明朝治理国家的水平,比唐朝宋朝那会儿还要强。
这事儿乍一琢磨,挺邪门。
大清明明是踩着大明的尸骨进的关,康熙干嘛要费这个劲去维护“死对头”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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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在算账。
一笔关乎“人心向背”和“谁是正统”的政治账。
在康熙眼里,要是任由史官往明朝身上泼脏水,确实能图一时痛快,但这后面的麻烦可大了去了。
大清入关没多久,汉人的反抗劲头还没过。
要是把明朝彻底否定了,那就等于否定了汉文化的根儿,大清作为一个“关外来”的政权,往后就只能靠刀把子压人,别想让读书人真心归顺。
反过头来,把朱元璋供起来,承认明朝的伟大,其实是在对外释放信号:大清不是“外人”,而是接过明朝接力棒的合法继承人。
康熙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只有把前朝捧高了,现在的位子才能坐稳。
可偏偏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康熙当年拼命维护的“大明形象”,到了后来的几百年里,还是稀碎了。
有很长一段日子,只要提这俩字,大伙儿脑子里蹦出的词通常是:政治黑漆漆、特务满天飞、大门紧闭谁也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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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这就得翻开另一本账簿了。
但这回算账的,不是咱们中国人,而是欧洲人。
带头的是那个叫黑格尔的德国大哲学家。
在他那套著名的历史哲学理论里,直接给中国判了“死刑”。
他放话说:“停滞不前,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宿命。”
马克思后来的说法也受了这个影响,把中国形容成“小心翼翼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只要一碰着外面的新鲜空气(也就是西方的冲击),立马就得散架。
在这种视角底下,明清两代被一股脑儿打包,贴上了“封建末世”、“没落”、“死水一潭”的标签。
这种论调在学术圈和舆论场里霸榜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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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这几十年,咱们把那个时代的账本重新抖落出来,搞了一次彻底的审计。
这一查,把大伙儿都惊着了。
头一个就是经济账。
美国有个汉学家叫彭慕然,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把数据细细算了一遍。
结果发现,在18世纪工业革命那个节点之前,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家底,一点不比欧洲薄。
那个所谓的“大分流”,也就是欧美全面甩开中国,那是18世纪往后的事儿了。
换句话说,明朝压根就不是那个走下坡路的“拐点”。
那会儿的明朝,别说不是“木乃伊”了,简直就是世界贸易的“超级吸金兽”。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是这么描述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地大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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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来的瓷器和布匹,比欧洲最顶尖的工艺还要好上十倍。
老百姓日子过得富足,穿得那叫一个光鲜亮丽。”
靠着这种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全世界的白银都像潮水一样往中国流。
这哪有一点“停滞”帝国的影子?
再一个就是阶层流动的账。
好多人印象里,明朝阶级固化,豪强霸道。
可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里,死磕科举数据,最后挖出了一个吓人的结论:
明代官员的“向上流动率”高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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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意思呢?
就是满朝文武里,有一半人是真真正正从穷苦人家考上来的。
何炳棣说得很实在,这个流动比例,“哪怕是近代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恐怕都很难赶得上”。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在这个系统里,普通老百姓是真的有路子往上爬的,社会根本没有变成一潭死水。
既然明朝其实“挺能打”,那为啥现在这几年“明粉”越来越多了?
除了口袋里有钱、手里有家伙,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这是一次关于“身份”的选择题。
大伙儿都知道,明朝是汉族为主建立的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国祚延续了276年。
咱们对比一下,汉朝分西汉东汉,宋朝分北宋南宋,唐朝中间还被武则天插了一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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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这个“276年”,含金量那是相当足。
明朝刚开张那会儿,其实做了一个特别关键的文化决策,叫“再造华夏”。
朱元璋那拨人,为了洗掉蒙古统治留下的印记,玩命推行“恢复汉官威仪”。
从官方推崇的朱子学,到科举考的四书五经,再到老百姓身上穿的衣裳,都在搞一场浩浩荡荡的“去胡化”运动。
甚至对那些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也没搞种族清洗,而是定下制度,把他们慢慢融进华夏这个大族群里。
这种“华夏多元一体”的架构,说白了就是在修复汉民族的历史记忆硬盘。
如今这么多人喜欢明朝,潜意识里其实是在投一张“身份认同”的票。
随着中国经济腰杆子硬了,大伙儿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历史。
这才发现,原来咱们不总是那个挨打的受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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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到17世纪,明朝那是东亚的带头大哥,是综合国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
《剑桥中国明代史》给的评价极高,说明朝是“一个充满巨大活力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也最先进的国家”。
这种历史自信一回来,明朝的口碑自然就触底反弹了。
当然,这里头还有个没法忽视的情绪因素。
不少历史类自媒体分析“明朝热”的时候,总爱提B站、抖音上那些科普视频的功劳。
这没毛病,但还有一个更直白的原因,就像文章开头康熙算的那笔账一样——
既然清朝作为近代落后挨打的“背锅侠”,名声越来越臭,那作为对照组的明朝,自然就承载了大伙儿对“如果当初不这样”的所有美好幻想。
回过头看,历史其实就是无数个决策摞在一起。
康熙为了大清江山稳固,决定把明朝捧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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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为了证明欧洲是中心,决定把中国踩下来;
现代学者为了求个真相,决定让数据说话;
而今天的咱们,在看懂了这些决策背后的门道后,选择了重新去认识那个被误解的王朝。
这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信息来源:
中华书局版《明史》利玛窦《中国札记》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彭慕然《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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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历史学家吕士朋相关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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