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哥20:38岁陷入纠结，学术之路不知何去何从？该投奔董老师么？

火哥2003年回国后，在京照顾患病母亲的两年间，心情也挺纠结的，因为感情和事业的不稳定，又渡过了2-3年的混沌期。

他和纯子仍然保持联系，但有所疏远，毕竟距离千里之外，再好的感情也会慢慢消磨；

因为老太太术后康复的缘故，他和离婚后、独身带着孩子的雪姐互动较多。

老太太对这个前儿媳特别好，两人颇有婆媳之缘，一直希望两人复婚。

但既入高校，还得适应高校的晋升机制，承担科研和教学的压力，不然领导、同事看不起，学生们也会窃窃私语。

一般国内博士毕业后留校，或者他校博士毕业后就职于某高校，都是有一些导师、师兄弟人脉、信息资源的 ，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从零起步的。

但33岁的火哥，时隔六年，从日本回来后，相当于空降到了大学校园里，没有什么科研上的人脉和助力，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积累，期间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无法全身心的投入。

等到母亲病情缓解，复诊效果不错，可以回老家继续康复时，火哥已经到了35岁了，远远滞后了同龄人，堪称是院里没职称、没课题方向、没科研团队的“三无人员”了。

2006年前后，他以校企联络方秘书的身份，给一些项目穿针引线，沟通联络，获得了参与项目的机会，算得上有了科研的切入点。

尤其是重点参与了一位董教授承担的一个几百万大项目，自己还负担了一个基础研究的几十万小项目，这算是横向课题的成功开始，他还是很兴奋的。

随后，他以校企合作的两个项目，以及日本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申报了北京市、科技部的三个基金，本以为三个会中一个，结果颗粒无收。

原因当然是太卷了，十几比一的比例，校企合作项目原创性不够，博士成果有点过时了且发表论文支撑力度不够。

基金申请铩羽而归，让火哥有些郁闷，但还得硬着头皮朝前走。

他借了董教授的实验室，想延续东京实验室的内容，再深入做点东西。

A大学位于北京市的三环以内，寸土寸金，给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办公场所是按照平米算的，8平米、5平米和2平米以内是免费的，超出的部分要付费，一个教授不额外掏钱的话，都难以有独立的办公室。

下面院系的实验室，就更像是菜市场了，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运作。

大学是菜市场建设方和管理方，把市场内的摊位（实验室）“租借”给各大教授、副教授等课题组，实验室是按照平方米计算价格的。

1平米1天5~10块块的话，20平米的实验室，一年光付给学校的租金就是3.6~7.2万，算上水电、实验设备购置和维护、人员支出等，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支出就要5-10万块。

在这种市场竞争环境下，教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项目多，尤其是和企业横向课题多的，每年经费几百万、上千万的，他们的实验室就比较宽裕，上交校方的租金和管理费后，还可以有大笔的钱买实验设备、招学生，让学生帮着做论文，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而对于像火哥这样35岁空投进来的，没实验室、没课题、没学生，单枪匹马的，白手起家就比较难，不加入一个课题组，是难以生存的，即便是分析个样品、买点试验仪器，甚至是打印、复印一些材料，都有点寸步难行。

还好，他的老乡董教授，课题组还不错，里面6个老师，几十个学生，收留了他；但董教授团队的研究领域偏软、偏宏观，和火哥相差较大，火哥一时还不想放弃日本的研究方向。

火哥耳畔响起大岛教授分开时的殷殷嘱托，还想在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上深耕，这样一来，火哥和董教授的关系，就有点像门客和主人的关系，寄人篱下，又非全身心的投靠。

董教授知道火哥的性格和心中的执念，也不勉强，便利用他语言好、情商高的特点，主要让他参与自己和企业的合作、对外交流的项目，也帮着指导一些研究生的论文写作等事宜，算是一个松散型的合作。

我和火哥聊过，问他：为何不全身加入董教授的科研团队？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

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自己有点理想化，还有些酸儒，自觉和董老师相识之初，是在异国土地上，因老乡的缘分，前前后后， 他帮了董老师很多忙，这种付出是平等的，两人友情也是基于此的。

如果进入团队，就存在团队长和成员的“主从”的关系了，相处方式就要变了，这是有些理想化的他 ，所难以接受的。

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一次，课题组例会，董教授向来一言堂，定调布置任务后，旁人连插话提建议的份都没有。

一位副教授小心翼翼指出企业项目方向偏差，当场被董教授怼回 “只管执行，别操心方向”，弄得对方下不来台。

火哥在日本早习惯了平等探讨的学术氛围，自感受不了这种压制，怕自己进了团队，连深耕日本研究方向的话都没资格说。

一次是成果署名。

此前一个几百万的横向项目，火哥跑前跑后对接企业、整理核心数据，忙了大半年，付出的心血居团队前列，最后成果申报奖项，董教授排第一，核心成员紧随其后，火哥只挂了个末尾参与名，当时报的是一等奖，评定的是二等奖，火哥名字就被刷掉了。

火哥并不是计较的名分，却从中看清了团队规矩：个人努力再大都是附属品，若全身心加入，自己的研究就算做出成绩，怕是也得归到董教授名下，想靠此评职称、立门户，一切都要看董教授的脸色。

还有一次，是董教授用人的 “冷热脸”。

课题组有位老师帮董教授拿下千万级项目，落地时被天天带着赴饭局、认人脉，一口一个 “兄弟”；等项目结束，这位老师想申请实验室名额，董教授却以 “资源优先核心成员” 推脱。

火哥想起在日本帮董教授接待学者、跑手续时，两人是纯粹的老乡相称，他怕成了下属，哪天没了利用价值，连这份老乡情分都留不住。

此外，还有安排学生的话语权。

团队里的研究生全得围着董教授的课题转，有个博士生本想做和火哥方向相近的基础研究，却被硬安排去做宏观调研，前两年做的课题和博士论文都无相关性，纯粹给董老师打工赚钱，但人在屋檐下，敢怒不敢言，熬了4年半才毕业。

火哥憋着劲想带学生做自己的研究，可进了团队他连挑学生的资格都没有，到头来只会是帮董教授指导学生的工具人。

令火哥最后感触的，是一次董教授带他去见某日本著名公司（火哥是翻译），饭桌上对方问起火哥的研究方向，他刚想开口，就被董教授打断，把话题拉回自己的项目，还跟对方说火哥只是帮忙对接，具体工作是他们团队完成的。

火哥被撂在一边，冰水浇头，点滴在心，还得帮着翻译、周旋。

董教授行事霸道，一言堂，团队成员都得为他服务，个人价值根本不被重视.......

这些相处点滴，让火哥犹豫不已：他念着异国相识的老乡情，不想让平等的情分变成主从雇佣关系；守着自己的学术执念，不愿为背靠大树放弃深耕多年的研究方向；更习惯了平等尊重的氛围，不想丢了知识分子的酸儒体面，在一言堂的团队里委屈求全。

这是他犹豫，一直没有接受董教授橄榄枝的原因——他不愿为了生存，丢掉自己的学术风骨和交往底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