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起：从仇视到援华，日本人的图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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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者”中国在日本视域中发生重大变化，面对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态势，“中国”之于日本，既是抗衡苏联现实威胁的有力“屏障”，又是巩固西方阵营力量的制胜“筹码”，由此可以逐步将“自由”“民主”理念渗透到中国的价值诉求之中。

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在美国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日本一部分战略家认为，日本支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能够促使中国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这样可以使中国“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转变为维持现状的势力”。

冷战结束后，日本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审视和观察中国，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旨在围堵和遏制中国。

2002年11月，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中日关系史学会上阐释“中国威胁论”的理由时说道：中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与西方国家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让人有一种模糊的不透明感。

2007年1月，安倍晋三首相在施政演说中重申，日本应该与拥有同样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构筑开放和民主的亚洲，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并再次强调进一步深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合作，扩大首脑交流。

安倍建立“价值观同盟”的构想甫一提出，便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被认为是以倡导“共同价值观”之名行构筑“对华包围圈”之实。

日本学者对此批评道：

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战后又效仿美国实行民主主义体制，因此在面对中国这一“他者”时，时常徒生基于制度优势的无比自豪的“优越感”。具体体现在日本对华行动抉择层面，就是敌视和蔑视的情感转化为一系列对立的行动，中日两国关系在无邦交状态下艰难曲折前行。

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复交实现，（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基于阵营对垒意识的战略思维方式，以及日本视中国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对立者”的“他者”认知逐渐淡化；而随着中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日本视野中对中国的“对立者”的定位，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向“友好者”方向演进。

从这一刻起，“日本乃是先进国家”的意识被固定下来，其中之一是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在深层思想意识中，日本自认为不再属于亚洲，而是欧美先进国家的一部分。另外，日本萌生一种情绪，认为最先进的“自我”乃是亚洲的领导人，后者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这话说起来相当地矫揉造作，它由于日本的战败而结束，日本落入从零开始重新出发的窘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次年，也就是1950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发表了《1949年历史学年报》，其中“东洋史、中国革命”一章写道：

在战后日本知识精英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中国代表了新的民族解放力量。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成功，或者说以农民为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而日本为什么在与西方列强的“抵抗”中败北？这一问题，也成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持续追索的一个根本问题。

日本评论家粕谷一希在战后描述“日本的中国学”时指出：

在加藤嘉一看来，“这种‘想象中的中华’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绪化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背后始终存在对一个对历史认识的问题。

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没有明白，也没有努力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愤怒。我想一是因为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近现代史了解不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两国关系史上罕有的倡导“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中国这一“他者”在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对中国进行援助和帮扶，既可以凸显日本融入西方的“先进性”，也可以通过对中国施以援手映衬中国作为东方代表的“落后性”，其间，可以有效地彰显自身在亚洲区域的主体性和自豪感。

此外，由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大义之举深表赞赏，且对中国怀有“歉疚感”和“同情心”，这一心理层面的积极对华友好认知，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日本各界人士加强对华援助与友好合作的深层思想动因。

总之，日本视域中的中国这一“他者”，绝不仅仅是“对立”与“竞争”的客体，也包含“友好”与“合作”的侧面，而这也与建构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议题息息相关。

战后日本视域中的“他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日本往往将中国视为落后的“东方”，导致其在审视和确立自我时不免具有优越感，在观察和打量中国时又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蔑视情感。

大平正芳认为美国的“遏制”政策似乎并不妥当，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和美国人不同，有着作为邻国的亲切感，也有对战争时犯下错误的罪恶感。

1977年12月，大平出版了《风尘杂俎》。

这本书以“战后的阴影”结尾：

大平声称力图确立“新的主体性”，同时想要“在国际社会上名副其实地恢复成员国地位”。

大平正芳认为：

据姬鹏飞回忆，大平正芳强调：

大平认为，人们期待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的出现，因为这与更加美好的世界相连，日本要与为实现现代化努力的中国积极合作。大平正芳最初下决心辅佐田中首相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不仅立足于日本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而且预见到在迎接亚洲和太平洋时代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中中日友好合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大平认为，“日中关系不单单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它会对东南亚产生影响，进而对美苏的世界战略产生影响”，进一步“加深日中友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大平主张中日友好，并与“亲台派”势力抵制中日复交的行动做斗争，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日复交开启了两国由对立转向友好的进程，在此期间，田中角荣首相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中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田中进一步就恢复中日邦交的理由做了如下说明：“中日问题在日本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内政问题，它已成为自明治时代以来各届内阁最为棘手的问题。中日问题得以解决，国内的混乱状态就会消失。”

同时，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自由民主”的国度，内心涌动着向中国输出“自由和民主”的使命感，这也是推动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国进行扶植和帮助的重要心理资源。日本视域中形成的对“他者”中国或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定位，依循日本自身的政治诉求而不断调整。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不稳定容易导致政治动荡，引起路线变化，也可能“倒向苏联”；中国的实力如更强一些，中苏关系便可稳定在“不战不和”和“长期对立”的状态。这样日本就可借中国钳制苏联，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

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正是基于这种安全层面的战略考虑。

20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国力昌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的时期，中国在日本政界人士眼中还是经济落后、尚欠发达的国度，基于历史的原因，认为“扶中国一把、送中国一程”也没关系，因为中国和日本尚存在很大差距，日本认为中国要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至少也要在50年或100年以后，他们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相当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一时期也很少听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时，十分重视首脑之间的友谊，在谈到日本外交方略时指出：“我的外交方针是首先调整日韩关系；其次是和美国牢牢携手，然后是建立同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当时，我是以这个顺序设想的，也明确地这样提出过。”

他还同全斗焕、里根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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