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仇恨到援助，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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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者”中国在日本视域中发生重大变化，面对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态势，“中国”之于日本，既是抗衡苏联现实威胁的有力“屏障”，又是巩固西方阵营力量的制胜“筹码”，由此可以逐步将“自由”“民主”理念渗透到中国的价值诉求之中。

1、“友好者”还是“威胁者”

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在美国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日本一部分战略家认为，日本支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能够促使中国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这样可以使中国“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转变为维持现状的势力”。

冷战结束后，日本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审视和观察中国，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旨在围堵和遏制中国。

1990年5月，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发表《新的中国“威胁”论》一文，从国力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并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成为冷战结束后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

该文指出：

“甲午战争后出现日本人蔑视中国的倾向，侵华战争失败并受到谴责并未改变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优越感。今天，日本人那种‘先进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富裕的日本和贫穷的中国’的意识。日本人的优越感越来越强。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和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中国仍然是对日本形成威胁的重要国家。”

2002年11月，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中日关系史学会上阐释“中国威胁论”的理由时说道：中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与西方国家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让人有一种模糊的不透明感。

2007年1月，安倍晋三首相在施政演说中重申，日本应该与拥有同样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构筑开放和民主的亚洲，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并再次强调进一步深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合作，扩大首脑交流。

安倍建立“价值观同盟”的构想甫一提出，便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被认为是以倡导“共同价值观”之名行构筑“对华包围圈”之实。

日本学者对此批评道：

“当今世纪，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在国际关系被民族和宗教等多种复杂因素驱动的今天，仍以价值观为基础描绘的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只能是一种虚幻。”

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战后又效仿美国实行民主主义体制，因此在面对中国这一“他者”时，时常徒生基于制度优势的无比自豪的“优越感”。具体体现在日本对华行动抉择层面，就是敌视和蔑视的情感转化为一系列对立的行动，中日两国关系在无邦交状态下艰难曲折前行。

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复交实现，（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基于阵营对垒意识的战略思维方式，以及日本视中国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对立者”的“他者”认知逐渐淡化；而随着中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日本视野中对中国的“对立者”的定位，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向“友好者”方向演进。

2、轻视与施舍

近代以来，中国沦为西洋列强的饵食，向世界暴露出软弱的体质，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尊敬消失，对中国的期待破灭。日本决心只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于是再一次拼命地学习外来文化，但这一次学习的对象则是西洋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并朝着“和魂洋才”方向前进。

从这一刻起，“日本乃是先进国家”的意识被固定下来，其中之一是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在深层思想意识中，日本自认为不再属于亚洲，而是欧美先进国家的一部分。另外，日本萌生一种情绪，认为最先进的“自我”乃是亚洲的领导人，后者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这话说起来相当地矫揉造作，它由于日本的战败而结束，日本落入从零开始重新出发的窘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次年，也就是1950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发表了《1949年历史学年报》，其中“东洋史、中国革命”一章写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决定性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对世界形势的影响不可估量，由此也将会展开新的亚细亚民族的历史。中国民族历经八十年——正确地说是十四年——针对日本侵略取得了英勇抗战的胜利，我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北，必须深刻反思为什么没有直接地对中国革命形成正确而精准的认识。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必须是人民的和民主的研究，必须在一个全新基础上，创建出新的传统。现代中国史就是贯穿了现在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探究这一研究的本质，就是要给我们日本人的战后民主主义运动提供指针。”

在战后日本知识精英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中国代表了新的民族解放力量。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成功，或者说以农民为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而日本为什么在与西方列强的“抵抗”中败北？这一问题，也成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持续追索的一个根本问题。

日本评论家粕谷一希在战后描述“日本的中国学”时指出：

“提到明治以后的东洋史学，以中国史学为核心，也包括了文学和哲学，呈现出多样性。这一学问的顶峰，就是以京都大学为中心，自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开始的中国学传统。与之对立的则是东京大学的汉文学，即武田泰淳、竹内好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形成了一种否定过去传统学风的风格。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王朝更替，在近代史上遭遇了半殖民化的悲剧，但是传统中国的研究者并没有将波澜起伏的近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关注现实的中国人也不会去关心一下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到新中国成立后则更为显著。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看起来得以实现的时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得不面对这一新的认识对象而开始了尝试性的研究。”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曾经是一个向自己输出文章典籍的“文明母国”，曾经是一个遭受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而走向衰败的“老大帝国”，曾经是一个落后于近代化的“停滞国家”，曾经是一个持续抵抗西方走上民族觉醒之路的“超近代国家”，曾经是一个未曾赶上时代浪潮的“贫穷国家”，曾经是一个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消费国家”。

在加藤嘉一看来，“这种‘想象中的中华’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绪化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背后始终存在对一个对历史认识的问题。

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没有明白，也没有努力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愤怒。我想一是因为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近现代史了解不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两国关系史上罕有的倡导“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中国这一“他者”在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对中国进行援助和帮扶，既可以凸显日本融入西方的“先进性”，也可以通过对中国施以援手映衬中国作为东方代表的“落后性”，其间，可以有效地彰显自身在亚洲区域的主体性和自豪感。

同时，日本之所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援助，一方面蕴含着自古以来日本对中华文化的迷恋与倾慕；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以来日本“古典的亚细亚主义”理念一脉相承，通过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增强与中国的“连带感”和一体化意识，凸显自身在亚洲区域的引领角色和主导作用。

此外，由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大义之举深表赞赏，且对中国怀有“歉疚感”和“同情心”，这一心理层面的积极对华友好认知，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日本各界人士加强对华援助与友好合作的深层思想动因。

总之，日本视域中的中国这一“他者”，绝不仅仅是“对立”与“竞争”的客体，也包含“友好”与“合作”的侧面，而这也与建构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议题息息相关。

3、日元贷款的背后

战后日本视域中的“他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日本往往将中国视为落后的“东方”，导致其在审视和确立自我时不免具有优越感，在观察和打量中国时又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蔑视情感。

“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是以西方的普遍主义认识论来建构日本自身的特殊主义，这一过程中日本发展了一套‘东方的’东方主义认识论，在亚洲内建构自己的他者，并且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定义好的文明等级。”因此，日本基本上毫无批判地继承了西方定义的“西方-东方”、“先进-落后”以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日本也将这一思维模式运用到“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与“他者”中国的区隔和界定上来。

大平正芳认为美国的“遏制”政策似乎并不妥当，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和美国人不同，有着作为邻国的亲切感，也有对战争时犯下错误的罪恶感。

1977年12月，大平出版了《风尘杂俎》。

这本书以“战后的阴影”结尾：

“战争结束已有三十余年，但在国内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仍然残留着自虐意识的阴影，像这样的国家除了我国以外已经很难见到。我们应该摆脱这种依赖于充满战争罪恶意识的自虐状态，抑或是躲在避难所的状态。时代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到国际秩序中去，并且促进独立且有主体性的国家的形成。”

大平声称力图确立“新的主体性”，同时想要“在国际社会上名副其实地恢复成员国地位”。

大平正芳认为：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两国之间似近还远，似远还近，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我国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日本又培育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而，日中两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在日本国内，历来就存在着主张与中国保持真正友好关系的力量；反之，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企图在中国确立霸权的势力。回顾战后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只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斗争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据姬鹏飞回忆，大平正芳强调：

“日中友好合作关系是亚洲、西太洋地区稳定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使是在遥远的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日中两国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友好下去，并决定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实现了中日两国全面的经济合作。”

大平认为，人们期待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的出现，因为这与更加美好的世界相连，日本要与为实现现代化努力的中国积极合作。大平正芳最初下决心辅佐田中首相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不仅立足于日本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而且预见到在迎接亚洲和太平洋时代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中中日友好合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大平认为，“日中关系不单单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它会对东南亚产生影响，进而对美苏的世界战略产生影响”，进一步“加深日中友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大平主张中日友好，并与“亲台派”势力抵制中日复交的行动做斗争，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日复交开启了两国由对立转向友好的进程，在此期间，田中角荣首相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中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正如明治以来百年历史所昭示的那样，对于我国而言，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交问题，一半是内政问题。历代政权也有如此认识。我国政治混乱的原因可以说有大半归于中国问题。在我担任总理之后也是如此。中日问题还是应该更多地从内政问题的视角加以解决。当时适值美国开始认真探索转变封锁中国的政策。尼克松总统越过日本访问中国，同时美国也推动了中国政策的巨大转变。不过，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当时日本人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是，当时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无论从远东的现实和中日两国的历史来看，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

田中进一步就恢复中日邦交的理由做了如下说明：“中日问题在日本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内政问题，它已成为自明治时代以来各届内阁最为棘手的问题。中日问题得以解决，国内的混乱状态就会消失。”

同时，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自由民主”的国度，内心涌动着向中国输出“自由和民主”的使命感，这也是推动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国进行扶植和帮助的重要心理资源。日本视域中形成的对“他者”中国或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定位，依循日本自身的政治诉求而不断调整。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不稳定容易导致政治动荡，引起路线变化，也可能“倒向苏联”；中国的实力如更强一些，中苏关系便可稳定在“不战不和”和“长期对立”的状态。这样日本就可借中国钳制苏联，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

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正是基于这种安全层面的战略考虑。

20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国力昌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的时期，中国在日本政界人士眼中还是经济落后、尚欠发达的国度，基于历史的原因，认为“扶中国一把、送中国一程”也没关系，因为中国和日本尚存在很大差距，日本认为中国要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至少也要在50年或100年以后，他们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相当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一时期也很少听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时，十分重视首脑之间的友谊，在谈到日本外交方略时指出：“我的外交方针是首先调整日韩关系；其次是和美国牢牢携手，然后是建立同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当时，我是以这个顺序设想的，也明确地这样提出过。”

他还同全斗焕、里根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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