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春节走亲戚，藏在记忆里的年味儿

80年代的春节，走亲戚是刻在年味儿里的仪式。初二的天还没亮透，母亲就蹲在灶屋门槛上拾掇竹篮，纸包的槽子糕码得方方正正，自家炸的麻花摞成小山，顶上盖一条洗得发白的新毛巾——这礼不算金贵，却是攒了整月的心意，要送到十里外的舅家。

父亲把那辆“二八大杠”推到院子里，车把上挂着用旧棉袄裹得严严实实的点心匣子，后座绑着我和弟弟的棉服。雪后的路冻得硬邦邦的，走上去“咯吱咯吱”响，父亲弓着腰蹬车，棉帽的耳罩上凝着一层白霜，嘴里呼出的气像一缕缕白烟。路过村头老柳树时，车突然打滑，他本能地往旁边歪，自己摔在雪地里，却把点心匣子抱得紧紧的。爬起来拍掉身上的雪，第一反应是掀开棉袄检查：“幸好没碎，你舅就好这口桃酥。”

半路上碰到村里的拖拉机去镇上，司机师傅探出头喊：“捎你们一段？”父亲笑着点头，我们挤上满是年货的车厢。里面有抱布包的婶子，扛酒坛的大叔，大家挤在一堆，说今年的麦子收了多少，说哪家的小子定了亲，寒风从车厢缝里钻进来，却被笑声裹成了暖乎乎的气儿。

到舅家村口时，舅已经站在老槐树下等了。他搓着冻红的手接过自行车，嘴里念叨：“可算来了，灶上的糖水都温了三回。”进了门，堂屋的煤火盆烧得旺旺的，火星子窜得老高，舅母赶紧搬来小板凳：“快坐，冻坏了吧？”母亲把竹篮往八仙桌上一放，舅母立刻说“来就来，还带这么多东西”，却转身把槽子糕塞进里屋的柜子——要等晚上留着我们吃脆的。

女人们钻进厨房，大铁锅“咕嘟咕嘟”炖着猪肉白菜，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舅母捏了个刚炸好的丸子塞给我：“热乎的，赶紧吃。”我咬了一口，金黄的外皮脆得掉渣，里面的萝卜丝甜津津的，母亲要拍我的手，舅母笑着拦：“过年嘛，让孩子造。”

中午的饭摆了满满一桌，炖猪肉肥瘦相间，筷子一夹就断；炒鸡蛋金黄油亮，那会儿鸡蛋金贵，只有过年才舍得炒这么一盘；还有蒸扣碗、炸麻叶，最后端上来的烩菜，把肉、菜、丸子都烩在一块，热气腾腾的。孩子们围着桌子转，眼睛盯着肉，大人不停往碗里夹：“多吃点，长个子。”

酒过三巡，父亲和舅开始聊今年的收成，声音越来越大，笑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我揣着舅母给的水果糖，含在嘴里甜得发腻，还有五毛钱的压岁钱，赶紧塞进棉裤的口袋里——那是我攒了一年的盼头。

天黑的时候要往家走，舅母往我们的布兜里塞了几个白面馒头、一把炸麻叶：“带回去给孩子当零食。”父亲跨上自行车，我坐在后座，抱着布兜，风还是冷的，可怀里的馒头暖得烫手。路上能看到三三两两往家赶的人，自行车的铃铛声、孩子的笑声，混在夜色里，像一串被风吹响的铜铃。

现在的春节，走亲戚成了踩油门的事，半天就能走完所有亲戚。礼品是包装精致的礼盒，可打开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母亲凌晨拾掇竹篮的认真，少了父亲摔在雪地里护着点心的模样，少了舅母塞给我丸子时的温度。那些裹在寒风里的热乎气，那些攒了整月的心意，都成了藏在记忆里的糖，越嚼越甜，却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