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主持人赴瑞士安乐死，儿子讲述其死前惨状：我非常后悔

不是因为不能活下去，而是已经没法像一个人那样活。

他是傅达仁，曾经是打遍体育圈无敌手的主持一哥，但晚年却带着癌痛、黄疸、呕吐、皮肤剧痒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从镜头前那个精神矍铄的体育评述家，到病床上瘦得只剩一副骨头的老人，傅达仁用自己的最后旅程，把“死亡”这个沉重话题，丢进了舆论的正中央。

了解傅达仁的老观众应该都不会陌生，这位出生于四川、成名于台湾地区的知名主持人。

以其激情四射的体育解说风格深入人心，尤其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几乎是体坛报道的“代言人”。

他主持的节目、做的专访、解读的赛事，不仅影响了台岛，更连接起两岸体育迷的视野。

很多人都说，他是用麦克风在为我国选手呐喊。

可就是这样一位时代人物，2016年查出胰腺癌。

而这种被称为“癌王”的恶性疾病，几乎就是医学界公认的最难治疗的癌症之一。得这种病后，基本是等死。

傅达仁的身体，很快就进入垮塌式下滑。

他的体重一路暴跌，肌肉流失，整个人只剩下一层皮包骨。

长期的胆管阻塞让他全身发黄，全身无时无刻不感到瘙痒，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皮下撕咬。

从吃止痛药到止痛药都不管用，再到完全失眠、神志模糊，最后连饭也吃不进了，只吃就吐。

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傅俊豪亲口说出来。

根本没人相信在如今这个医疗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一个知名人士竟然会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熬着”等待死亡。

傅达仁不是没钱治病，也不是没有人照顾。他最初接受了美国最先进的治疗，化疗、放疗一项不少。

问题就在于，胰腺癌几乎不对治疗起反应，治与不治，延个几个月，并不等于有质量的活着。

更重要的是，那些治疗换来的，只是痛苦的延伸。

傅达仁的生活几乎完全丧失质量。

每天要靠的吗啡止痛，吃什么吐什么，全身瘙痒到无法入睡，在儿子面前痛哭流涕，甚至几度哀求医生能不能帮他一了百了。他说：

“这不是活着，这是苟活。”

他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相反，作为一位经历战乱年代、父母双亡、白手起家的老一辈人物，他对死亡有清晰认知。

他说他不怕死，只是不想在人前继续跌入失控又尴尬的晚景。他要活得有意义，也要死得体面。

于是，他选择用行动完成最后的自我决定：去瑞士，接受合法安乐死。

傅达仁不是一查出病就提安乐死的。他其实在确诊后，还是斗志满满地积极配合治疗。

他持续锻炼，保持心态乐观，还试图做一些康复训练。但身体非常诚实，很快给他泼了冷水。

就在身体越来越差之时，他首次和儿子傅俊豪谈到了“人要怎么走，怎么死”的问题。他告诉儿子：

“我已经不再是我了，如果你爱我，就不要留住一具空壳。”

可作为儿子，第一反应当然是不能接受。

傅俊豪当时很坚定地对父亲说：“爸，我希望你尽最大努力试着活着，哪怕多一年、半年也好。”

他甚至哭着求父亲不要去瑞士。因为在很多家庭的传统意识中，“死”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平静交流的话题。

傅达仁听了儿子的话，留下来了。可这一留下，就是多承受了几个月的病痛折磨。

被病魔折磨得“脸都变了形”，眼珠无神，意识涣散。

儿子这才开始慢慢理解父亲：人活得再久，如果没有了人的尊严、意识、意志，那么这个“活”与植物人有何分别？

这段时间，傅俊豪几乎夜夜噩梦。他说：

“我一直以为我的坚持，是孝顺。现在回头看，我的坚持，其实成了对我爸最大的伤害。”

想到这个人生的最后选择，傅达仁不是随便决定的。他咨询了包括美国、日本、瑞士等多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最后，他发现只有瑞士接纳非本国公民申请安乐死，而且审批流程相对公开透明。

但在瑞士接受安乐死，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首先，他得取得专业评估，包括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认知能力是否清晰、自主意志是否明确。

更重要的问题钱。

安乐死本身并不收费，但申请过程涉及的飞行住宿、医生费用、评估费、翻译费、接待机构服务等，全流程下来算下来超过300万新台币（约合70万元人民币）。

傅达仁没有犹豫。他用了自己在台岛一生积攒的私产，安排好家人，还特地录制了一支视频，说清自己的决定不是因为逃避。

在视频里他不止一次强调：“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公开发声，我希望大家记住我最后的模样，是有尊严的。”

2018年6月7日，傅达仁在瑞士苏黎世的“尊严屋”内，安静地喝下了药物溶液，停止了呼吸。

傅达仁的安乐死事件，引发大陆、台岛以及海外大量讨论。

有人说他是“逃避现实”；

也有人认为“他为临终尊严开了先河”。

但在这场看似伦理模糊的公共事件中，最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的并不是谁对谁错。

而是正常人该如何面对病痛、如何有尊严地活、又该怎么体面地告别。

傅达仁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人不是机器，人的生命不仅属于他人，也属于他自己。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一味挽留，更应该有放手的勇气。

对于傅俊豪来说，他曾是一位“孝子”，却因为不忍心父亲的离去，变成了剥夺父亲选择的“监护人”；

而对于傅达仁来说，他曾是一位被病痛逼到了墙角的“患者”，却用最后的尊严和清醒完成了对“死”的自我定义。

傅达仁的选择并不是鼓励所有人效仿，但他至少让我们开始愿意开口谈论一个几十年来都被视为“忌讳”的问题，如何死，才算不辜负这一场来人世的旅程？

对很多人来说，实现“好死”比“长寿”更难，它需要足够的经济、足够清楚的意志，还有一个理解你的家庭。

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在亲人临终时，做出那份“尊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