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写信给陈毅要求交出企业，陈毅反问他：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1950年春天的上海，乍暖还寒。外表上看，电车照样叮当作响，黄浦江上船来船往，街头的报童吆喝着最新消息，可不少厂房里，机器已经悄悄停了。工人站在车间门口抽烟闲聊，老板躲在办公室翻账本，越算越头疼。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封写着“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送进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

一

这封信出自一位在旧上海呼风唤雨的人物之手。

刘鸿生，188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商人家庭，早年走南闯北，做洋行买办，摸清了近代工业的门道。1920年代起，他先在上海开办火柴厂，后来投资煤矿、纺织、水泥，一步步做大，被叫作“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料大王”，在工商业界几乎无人不识。

抗战时期，他的工厂多次被迫内迁，坚持维持生产，供应物资。抗战胜利后，他又把企业迁回上海，打算大干一场。但1948年开始，国民党当局推行“金圆券”，疯狂印钞，物价飞涨，每天都在变。刘鸿生的企业虽然庞大，却一样被通货膨胀拖进泥潭，资金链断裂，订单混乱，连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

1949年年初，上海局势紧张，枪炮声越来越近，许多工商界人士选择离开。刘鸿生也在动荡中前往香港，表面看是“避风头”，实际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十年打下的产业，就这样在眼前摇摇欲坠，换谁也不会轻松。

到了香港，他没有急着“另起炉灶”，反而天天盯着上海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当时在一些西方媒体和国民党宣传口中，上海一旦“共军来了”，就会物价飞涨、工厂全停、商人都跑光。但刘鸿生听来的、看到的，却是别的画面——解放军进城守纪律，市面秩序恢复得比想象中快，几个月过去，街头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混乱。

半年多过去，1949年秋天，他越想越觉得，继续躲在香港只是“苟且”。上海是他事业的根，能不能再回去，成了心头绕不开的结。

这一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北京成立。几天后，刘鸿生通过熟人托话，希望能回到上海继续经营企业。10月中旬，他的儿子刘念义来到上海，登门拜访新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父亲的请求。

“陈市长，我父亲想回来。”刘念义略带紧张地开口，“他在香港，心里不踏实。”

陈毅听完，只是点点头，没有多说大道理，只表示欢迎爱国实业家回来。态度很明白：只要愿意留下来搞生产、守法经营，政府不会拒之门外。

不过，真正让刘鸿生下定决心的，是另一个细节。就在他准备返沪时，潜伏的敌对势力给他寄来威胁信，暗示如果他回到“共区”，后果自负。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恐吓，他没有躲闪，而是提笔给陈毅写信，态度鲜明：

“即便中共再打游击，也要跟共产党走。”

这句话不算华丽，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说明了他的站队。

随后，他先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鼓励他回到上海恢复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新政权的经济建设。这番谈话，让这位历经风浪的老实业家，重新燃起了信心。

二

1949年12月，刘鸿生正式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这些头衔，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信任：新政权愿意听取民族资本家的意见，也需要这些人恢复工厂生产，稳定市场。

说到底，当时国家财政非常紧张。东北、华北、华东几大战场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要抚恤军烈属，要修桥修路，要接收大量旧政权留下的烂摊子，资金缺口极大。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中央决定统一财政金融，整顿税制，发行公债，集中力量控制物价。

刘鸿生接到任务后，没有再犹豫，着手恢复自己名下企业的生产。他的思路很简单：既然认定要跟新政权走，那就干脆一点，把工厂尽快转起来，工人有活干，市场有货源，也算尽一份力量。

然而，现实比想象更复杂。

1950年1月到3月初，短短三个月，刘氏企业的钱就像漏了孔的水桶一样往外流。缴公债、交税款、补过去拖欠的税、发工资、维持日常开支，看着一行行数字，连刘鸿生本人也有些心惊。产品倒是生产出来了，可市场上的购买力明显不如从前，堆在仓库里卖不动，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

到了1950年3月上旬，他终于明白，仅凭一腔热情撑不下去。

这时，他做了一个看似“决绝”的决定——向陈毅写信，表示愿意把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经营。

在不少人看来，这几乎等于“放弃家业”。但在当时，那封信背后更多是一种焦虑：企业养不起，工人养不起，税也要交，公债也要认，捧着一摊好资产，却快成了脱不开身的枷锁。

三

收到信后，陈毅没有急着批示“同意”或“不同意”，而是心情凝重地把信重新看了几遍。第二天，他让秘书通知刘鸿生到市政府来谈。

1950年3月中旬，两人在市长办公室面对面坐下。

“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陈毅开门见山，没有绕弯。

这个问题问得不算客气，却打在了点上。刘鸿生在商界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从军阀混战到抗战到内战，什么场面没见过，可在新政权面前，还是难免局促。他老老实实摊牌：

“陈市长，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卖不动，资金周转不开……”

账面上的压力，他一条条列出来，说到后来，声音有些发闷。

陈毅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等对方停下，他忽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后悔从香港回来了？”

刘鸿生愣住了，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好在陈毅紧接着就接过话头：“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来的。”

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申新九厂。这家厂子纱锭十三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之一。按理说，这样的规模应该很有竞争力，但实际情况却是举步维艰。为什么？

陈毅分析得很直白：解放前，企业大量资金被抽去香港，股东分红过多，厂里又惯于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迟迟没有恢复。更关键的是，随着物价平稳，过去那种靠通货膨胀、靠囤货炒货赚快钱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价格回落到接近成本，货却不容易卖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陈毅点头，并没有否认现实的艰难，“但有一点要想清楚，政府不会坐在一边看着你们倒下。”

他提到一个细节：前段时间，上海许多工厂的年终奖已经比往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工人虽然有意见，但还是咬着牙接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形势不容易。这一点，在陈毅看来，是工人对企业、对国家的一种理解。

说到毛料厂时，他特意提了章华厂——这正是刘鸿生最心疼的一块资产。章华毛料呢绒工艺精细，在国内首屈一指，可眼下市场冷清，库存压力巨大。

“章华是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一定好，还可以出口。”陈毅语气很肯定，“难得有这么好的厂子，不能就这么垮了。”

这番话，让刘鸿生心头一震。把毛料打到国际市场，一直是他的心愿，如今有人在另一个角度替他算这笔账，他当然听得懂其中的意味。

只是眼前的问题绕不过去——缺钱。

陈毅索性问：“现在要维持生产，大概要多少钱？”

刘鸿生沉吟片刻，还是报了一个实数：“大约二百六十亿旧币。”

“好！”陈毅当场拍了桌子，“你回去跟章华厂工会谈，只要工会愿意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

这句话，可以说是把一条绳子抛了过去。刘鸿生一时间既惊喜，又有些不敢完全放心。贷款毕竟是大事，他禁不住追问眼神里的疑虑。

陈毅看得明白，干脆把话说透：

“对真正有困难、又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企业，国家舍得拿钱扶持。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不是看你们那点钱，想揩油，而是要增强国家财力，从根上稳住物价，也好让正当工商业活下去。”

不得不说，这一番解释很直接，没有套话。刘鸿生听完，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不少。他后来回忆起这段谈话，一直认为，这一次“没有接过交企业”的信，而是转成贷款扶持，是新政权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一次关键选择。

四

刘鸿生的困难，并不是孤立个案。要弄清这点，还得把视线往前拉一段。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在这场被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役中，尽量避免重炮破坏，把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完整接收下来。战役成功了，但接管后的难题随之而来。

解放前，上海工业产值和贸易额约占全国一半。这座城市的命脉，不是几栋楼，而是成千上万家工厂、商号、码头、银行。一旦经济陷入失控，不仅上海自身难以支撑，全国经济都会震荡。

新政权在军事斗争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大城市经济管理方面，还在摸索中。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当局都放过狠话：共产党可以打下上海，却管不好上海，尤其管不好经济。

实际上，上海刚解放时面临的确十分棘手：金融秩序混乱，票子多、信用少；物资缺乏，尤其是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紧张；许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物价一度继续上冲。可以说，战事虽停，经济“战争”才刚开始。

中央对这座城市格外重视。华东局、中财委不断向上海调拨物资，支援粮食、棉花、煤炭，力图让城市先运转起来。经过半年的调整，到了1949年底，上海市面逐渐稳定，街头摊贩、店铺恢复营业，一批民族资本家的工厂也开始重新点火开机。

看上去形势好转，可真正的难关，实际上还在后头。

1950年初，全国开始统一财政，严控货币发行，稳定物价。上海的物价总算压下来，市场由过去的“乱涨”变成相对平稳，居民买东西的心理逐渐变化，不再一味抢购囤货。

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对习惯在通货膨胀中赚钱的一部分企业来说，却意味着旧路走不通了。过去靠囤积居奇、靠提前提价获取暴利的手段，失去了空间。

更麻烦的是，在长期战乱和国民党反动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上海工商界早已染上“急功近利”的通病。大企业抽逃资本出境，小商贩哄抬物价，这股风气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一时很难扭转。

解放后，一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还在暗中兴风作浪，趁市场紧缺之机囤货操纵，想通过破坏经济秩序来影响民心。对这些行为，新政府采取了坚决打击措施。随着取缔、收缴、管制的行动展开，那些依赖投机的“虚假需求”被迅速压下去。

结果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情况：市场上的真正购买力显得不足了。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有刚性需求，但毛料、某些纺织品、日用品等，短时间内卖得不快。工厂产品出不去，货压在仓库里，资金无法回笼，不少企业的日子越来越紧。

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也没停。

1950年2月6日，蒋介石集团的空军派出多批轰炸机，对上海实施空袭，在市区投弹67枚，电厂、自来水厂、机电企业等多处受损，人员伤亡严重，一些工厂因此又被迫停工。对于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上海来说，这无疑又是一记重击。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1950年3月的税收数字反而异常“亮眼”——应征税额连同上缴欠税，计划收5000多亿旧币，实际完成5800多亿，比计划多收约16%。数字好看，却让陈毅坐不住。

“牛奶要挤，可不能把牛挤伤。”他在内部谈话中用了这样一句形象的话。税收任务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于刚性，不考虑企业承受能力，短期数字漂亮，长期却可能把工商业的根基拖垮。

事实的确朝这个方向发展：工厂经营困难加剧，厂长、经理纷纷想办法“跑路”。到1950年春，已有三百多名厂长、经理逃往香港。全市停工、歇业的工厂、商号超过一万两千家，失业工人约十六万人。考虑到家庭负担，需要救济的人数超过五十万。

失业潮带来的，直接就是社会矛盾凸显。工人罢工、上街示威，找劳动局要工作、要饭的队伍越排越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殴打资本家的极端行为。劳资关系、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都在升级。

这一连串状况，让陈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五

在抓经济的过程中，陈毅既要维护国家利益，也要平衡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1950年初，他连夜召集工商界座谈会，让上海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一起来“畅所欲言”。

会上，企业家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基本还是钱和税：

货卖不动，税却天天催；

贷款难，利息重；

公债要认购，旧税还要补；

工人要开资，要发年终奖。

说到底，最核心的就是“撑不住”三个字。

陈毅没有打断这些“诉苦”，只是听完之后，轻声问身旁的谭震林：“你怎么看？”

谭震林笑了一下：“他们叫苦，多少有组织的咧。不过提出的一些具体困难，比如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还有税收的负担，应该认真考虑。”

真正让陈毅不满的，是另一位官员的态度。会上，税务局长居然当众说了一句：“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潜台词就是——不挤他们一点，怎么出油水？

陈毅听到这里，忍不住拍桌，冲着他发火：“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这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而是触及政策执行导向的偏差：税收是为了国家建设，不是为了“整”某一类人，更不是为了表现政绩去拼命多收。

可以看到，一个新政权在处理私营工商业时，是在不断试探和校正中前进的。既要防止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又要防止简单粗暴的“一挤了之”，这是实打实的平衡。

陈毅没有停留在会上发几句脾气，而是选择把问题讲清楚。他从1950年3月12日到5月10日，连续给中央发了六份报告，详细汇报上海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难，并提出调整建议：包括适当减轻税负、增加贷款、扩大加工订货、采取以工代赈安置失业工人等。

毛泽东看完陈毅的报告，给出高度评价，并将报告转发全国大城市党委，供各地研究执行。在中央层面，“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被进一步强调。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国家和私人都要顾，工人和资本家两头都不能一棍子打死。

1950年4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陈毅在大会上公开做了一个重要说明，坦率承认上海自2月以来存在的问题，并向各界表示：中央已经开始调整，上海不会被丢在一边。随后，一系列具体措施迅速铺开。

人民银行增加对私营企业的信贷，仅1950年5月就放出贷款二千三百多亿旧币，而此前从解放到1950年4月的总贷款也不过两千六百多亿。与此同时，对税收的征收方式进行了改进，在保证国家收入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硬挤”。

对已失业的工人，政府一边发救济，一边动员他们参加以工代赈，参加城市建设、郊区生产，还有一部分人被组织回乡参与农业生产。劳动部门在处理中，既稳住情绪，又尽力避免劳资矛盾失控。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像荣毅仁这样的红色资本家也在主动寻找出路。荣氏企业集团同样遭遇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荣毅仁多次跑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提出可行的方案，只要对恢复生产有利，政府基本都予以支持。

多年后，荣毅仁回忆时坦言：“凡是我提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政府总是很快同意，从没为难。”这句看似平淡的话，折射出当时政策执行层面的一个特点——只要有利于生产，就尽量放开手脚。

从结果看，1950年上半年那场“上海危机”并没有演变成失控局面。毛泽东在批示中把那段紧张局势称为“四月危急”，但通过政治上、经济上的一连串调整，这场危机被稳住了。

六

回到刘鸿生身上。

在中央和上海市的政策调整下，他的企业很快拿到了贷款，章华毛料厂和其他工厂逐步恢复生产。那封原本准备“把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的信，最终变成了一次坦诚沟通的起点。

几年后，他提起这件事时，感叹道：“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没有亏待我。”这不是客套，而是一个老资本家在反复比较之后得出的感受。旧社会时，企业虽说“是自己的”，但时刻要担心权贵勒索、军队征用、官员敲诈，稍有风向不对，就可能前功尽弃。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作战。消息传来，上海滩从上到下议论纷纷。刘鸿生过去和洋行、外国公司打过多年交道，很清楚美国的工业和军事实力，一听说要“碰美国”，心里别提多犯嘀咕。

“美国是世界上的大老板。”他有一天对儿子刘念义说，“碰谁都行，为什么偏要碰这个大老板？太冒险了。”在他眼中，如果战争扩大，上海很可能遭到猛烈轰炸，几十年建设的工业基础极有可能毁于一旦。即便政权站稳，工业被炸成废墟，一切又要从头再来。

不得不说，这种担忧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思维。只不过，朝鲜战场的情况一步步发展，并没有朝一些人预测的方向走。志愿军入朝后，接连打出几个漂亮仗，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战报传到国内，各界反应不一，有人振奋，有人仍旧半信半疑。

刘鸿生属于后者。他始终觉得，美国不可能在战争中吃亏太大，直到有一天，刘念义从朝鲜战地回到上海，详细讲起在前线亲眼看到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面色慢慢松弛下来。

“这么说，打得真不坏。”他自言自语一般，语气中多了一丝释然。

情绪一旦转变，行动就跟上。他在工商界提议发起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号召上海企业界用实际物资支持志愿军。上海水泥公司董事会和全厂职工一起，捐出二十多亿旧币，相当于厂里一笔不小的资金。对一个刚刚从经营困境中走出来的企业来说，这样的举动，已经说明了态度。

七

1953年，是刘鸿生格外看重的一年。这一年，他念念不忘的章华毛料呢绒，终于打上了“中国制造”的金色标签，出口到海外市场。多年以前，他在旧上海就有把国产毛料推向国际的想法，只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限制太多，迟迟无法落地。

这一次，货真价实地走到了国外柜台上，口碑不错，订单一批接一批。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实业家来说，这不只是生意上的成绩，更是心里的一种补偿——手里的工厂，真的能在新制度下活下去，还能活出新路。

1956年，国家开始实行公私合营政策，私营企业逐步与公营经济结合，改为公私合营企业，由国家和原企业主共同经营管理。这一波调整，对很多资本家来说，是一次大的选择关口。

刘鸿生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带头把刘氏企业价值两千多万元的资本投入公私合营，不搞拖延，也不搞讨价还价。有朋友忍不住问他：“这产业做了一辈子，舍得吗？”

他回答得很实在：“过去，哪个资本家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算侥幸做成功了，子孙的命运谁说得准？现在公私合营，让国家派真懂行的人来掌大权，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

这番话中，有悲观，也有释然。旧社会里，资本家名义上掌握企业，实际上时时受制于政局和权力，倒台的例子随处可见。到了新社会，虽然不再是“独自当家”，但企业是在国家整体经济布局中运转，风浪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反复无常。

国家领导层对刘鸿生这样的选择，心里是有数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评价他：“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简短几句，把一个老资本家在新旧制度更替中的姿态勾勒得很清楚：看得透，放得下，也舍得干。

1956年9月30日，刘鸿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临终前，他把四子刘念智叫到床前，吐露了心里压了多年的两件担忧：

“一件是怕企业倒闭，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将来为了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接着说道：“这两件事，现在都由共产党替我解决了。企业不会轻易倒，子女不会因为争家当走偏。我可以放心了。”

从青年到暮年，他见证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替，也经历了企业起伏、政策变迁。走到生命尽头时，给出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对整个人生选择的一种总结。

在上海那间办公室里，当年那封准备交出企业的信，被一句“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打断；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一次次政策调整、一轮轮经济波动，又把这封信背后的问题延伸得更长。刘鸿生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求生存、求出路的故事，也折射出新中国初期如何在旧经济基础上重建秩序、重塑关系的过程。

在1950年代那段关键岁月里，很多人做了各自的选项，有人离开，有人观望，也有人像刘鸿生这样，认准一条路，艰难地走完了后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