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死后30年，三个儿子找到当年举报者李克才：请为我父亲平反

1951年12月初，保定北郊的留置所灯火昏暗，寒风携着雪末透进窗缝。刘青山伏在木桌旁，搓手取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审讯员递来新的对照材料。这一晚，他已连续翻看两遍，却始终没能合上卷宗。之前那副“我享受点算什么”的洒脱，早被连夜审查写尽成灰。

时间往回拨两年。1949年冬，刚满三十七岁的刘青山与张子善肩负天津地委重任，身着灰布大衣走进和平路办公楼时，楼道两侧掌声一片。彼时冀中根据地的英勇故事仍在人们口口相传：高蠡暴动的血战、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的反击，刘青山屡次带队突围，身上子弹孔有数个，乡亲们管他叫“拼命青山”。这段经历，让他在新政权初期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

胜利带来的，不只是光环。1949年10月后，物资奇缺，行署内只有一辆缴获的吉普车。干部们下乡得蹬二十多里自行车，可不久后，一辆崭新的别克停在院内，引擎（engine）轰鸣，把石子卷得到处乱跳。它属于刘青山，进口手续由香港口岸转运完成，公文却用“接待用车”字样草草盖章。有人提醒他注意影响，他满口粗声：“轿车嘛，有条件就用呗！”

张子善同样动作频频。“生产自救”旗号立起，一年内九个工厂接连挂牌，资本投入合旧币二百七十亿元，招待所、罐头厂、制革厂纷纷上马。厂牌气派，可职工工资拖欠，账面赤字越滚越大。钱到哪里去了？很快，地委内部开始流传数字：刘、张两家私设“小金库”数十万元，并以“经营亏损”名义报销。

矛盾的爆发点在1951年6月。李克才——时任天津行署副专员，一向寡言——在地委会议上突然递交书面报告，列出刘、张诸多问题：公车私用、巨额挪款、违规办厂以及特权化招待。会场一片寂静，空气几乎凝固。散会后，有人劝李克才“低调点”，他只说一句：“对得起老百姓。”

中央很快派出联合工作组。到10月底，翔实账本和证言堆满三小车。毛泽东听取汇报后发问：“处置还是放过？”身边干部犹疑，他语调陡然上沉：“要他们俩，还是要新中国？”短短一句，定下基调。1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批准逮捕。刘青山、张子善被押往保定候审。

1952年2月9日晚，留置所安排最后一次晚餐：烧鸡、酱肘子、白酒半壶。张子善举箸，却没夹动菜肴。刘青山低声说：“真走到这一步了。”张子善嘴唇哆嗦，只吐出一个字：“唉。”两人对视片刻，同时放下酒盏。对话只占几秒，却像锤子敲在砖面，合牢了命运的封条。

次日清晨，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大教场召开公审大会。现场十余万人，寒风刺骨，却无人退场。宣判枪决后，两声枪响回荡在空旷天空。新华社通稿当晚发出，人民日报2月12日置顶刊登。干部夜读内参，不少人心口发紧：功劳再大，触碰纪律照办。

刘青山被执行死刑时，小儿子刘铁兵刚满三岁，尚不知“死”字含义。六岁的刘铁骑哭着问母亲：“爸爸去哪儿了？”范勇搂着孩子，答不出完整句。1952年4月，河北省委批复救济：长子、次子每月生活费15元，由省财政支付。小儿子随母自养。生活艰难，却没有人再提“罪犯家属”四字以外的刁难。

转眼二十余年。刘家兄弟各自成家立业：铁骑考入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支援大庆；铁甲当了维修班长；铁兵在曲阳煤矿从掘进工干到班组长。表面风平浪静，埋在心里的疑问却从未散去。1982年，纪录片《中国第一大案》上映，细节画面刺痛三人。1983年春，他们决定去找当年举报者李克才，想弄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天条”。

李克才已年近花甲，听说明来意，翻出旧背包，里面是1951年的原始材料：审查结论、财务清单、干部证言。兄弟三人沉默良久。铁甲仍不甘心，低声道：“真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李克才推了推老花镜：“证据在此，你们自己看。”言毕，起身烧了一壶热水，茶香在屋里慢慢散开。

数周后，刘家的上诉材料写到一半停笔。因为档案里连刘青山亲手签署的“资金调拨单”都在，公章笔迹清晰。北京方面没有接到任何实质复查申请。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公开一次谈话：“主席当年的决定没错，留着教训比什么都重要。”消息传回石家庄，几个老工人相视点头，唏嘘片刻。

1990年8月，李克才从沧州地委第一书记岗位上正式退休。他把几箱旧档案交给地委史志办，叮嘱“耐心保存”。如今，那些卷宗早被数字化，存入省档案馆恒温库。偶有学者调阅，里面的纸张已泛黄，却依旧留着墨香与手指划痕。文件封口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字样没有改动，也再未出现“平反”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