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很多中下游的人到现在还记得数字:1526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大约2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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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当年在武汉守堤的老水利工程师说,那年夏天他在堤上连着站了10多夜,江水离脚尖不到半米,谁都不敢睡,怕一睡过去,几十公里长的堤坝就被冲出一个口子。
现在同样的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抬到了“百年一遇”,这四个字背后,是三峡在汛期一口气拦下270亿立方米洪水的能力。
仅2020年那次大洪水,专家估算,光那一轮调度就帮下游少了约1500亿元的损失,这样的拦洪调度近20年已经做了将近70次,累计避免的直接经济损失被保守估算在“千亿级”。
换个角度看,同样是“千亿”,三峡本身的账却早在几年前就翻过去了。
一开始立项时测算的静态投资是1352亿元,算上利息和物价等因素后的动态投资大约2485亿元,这个数字被争论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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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盯着发电这一块,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截至2025年8月,三峡累计发电量已经超过1.8万亿度,按每度0.25元电价粗算,带来的电费收入大约在4500亿元上下,也就是说那2485亿元的总投资,在2018年前后已经完成“回本”,此后每多出的一度电更多像是“净收益”。
而三峡集团整个清洁能源板块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单一水电站的想象。
2025年,清洁能源年发电量首次突破3000亿度,全国平均每6度水电,就有大约1度来自这个系统,影响范围从上海、江苏到广东、河南,粗算覆盖人口接近6亿人。
这6亿人每天开启的空调、冰箱、地铁和电梯,背后是26亿吨二氧化碳没有排进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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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林业部门常用的换算,相当于20多年“折算”出大约70亿棵树的减排效果,这样的数字在“双碳”语境下,比纸面上的几百亿利润更有说服力。
电之外,还有航运的账。
三峡枢纽建成后,航道能力被成倍放大:到2025年,累计过货量已经超过23亿吨,年最大过货量是蓄水前的10倍左右,仅2023年一年,就为沿江企业节约运输费用约240亿元。
运费的具体变化,掉在企业主账本上的感觉更明显。
以前枯水季从宜昌到重庆,吨货物运一趟大概要120块,如今常态价在40块左右,一来一回差出80元,对一条年运输量10万吨的船队来说,就是800万元级别的额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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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蜀道难”的印象停留在古诗里,但在库区,货物早就习惯走水路。
2025年1月,三峡库区通过滚装船运出的整车就有1.27万辆,除汽车外,机械设备、农林产品、化工原料等也在同一条线上流动,把重庆、宜昌和下游几千公里长的产业链串在一起。
这种“看得见”的效益,其实并不是工程最初被质疑最多的地方。
2003年首批机组并网时,国际上不少声音盯着的是泥沙、地震和移民三件事,其中泥沙淤积甚至被一些境外媒体断言为“早晚要堵船”的定时炸弹。
后来事实走向有点出乎他们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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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蓄清排浑”的运行策略——汛期沙多时加大下泄流量冲沙,枯水期多蓄相对清水——三峡把泥沙在库区的淤积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长江上游来沙量和下泄泥沙浓度的监测数据,多年保持在安全范围内。
真正让国内水电行业完成“脱胎换骨”的,是机组技术的那次“逼着合作”。
当年招标条件要求外资企业必须和哈电、东电联合设计机组,把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一起放到联合团队中,几轮项目下来,中国工程师不仅吃透了成套图纸,还在后续机组中把国产化率推到接近100%。
如今世界各地的新建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动辄几百万千瓦,前来咨询机组和水力机械设计的工程师里,中国团队已成为常客。
这背后那2485亿元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被“折算”成一整套可输出的工程体系,而不是一堆一次性消耗掉的混凝土和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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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同样实打实,最常被提起的是那场上百万人的大移民。
公开数据披露的移民安置费用就超过900亿元,涉及上百个乡镇的搬迁与新城镇建设,这些人从原来的江边坡地搬到新社区,收入结构在十几年内经历了从传统种植到二三产业的两次转型。
以重庆开州的汉丰湖为例,过去消落带每年裸露出来就是几千亩泥地,风一吹扬尘指数直线上升。
经过十多年的生态修复和景观改造,如今同一片区域被分成湿地、梯田、基塘和林泽等不同利用类型,近几年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数十种,旅游收入也成了当地GDP的重要一块。
类似的故事在奉节、巫山、忠县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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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脐橙、巫山脆李、忠县竹餐具等农产品品牌陆续做出来,2025年巫山脆李的品牌价值评估突破百亿元,整个三峡库区多年保持GDP年均增长约15.9%,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约6.6个百分点。
如果把视角拉远,这15.9%背后其实对应的是“有没有机会留下来”的选择题。
早年被迫搬走的人里,不少在十几年后选择回到库区再创业,一些原本难以运出山的农产品现在可以搭上轨道车下山,再走水路进入沿海城市超市,单价往往比十年前翻两三倍。
生态方面的忧虑从未完全消失。
鱼类洄游受阻、消落带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在建库初期确实存在,专家测算某些水生生物种群一度出现两位数比例的下降,让“该不该建”这道题始终留在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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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的方式,不是简单以封闭取代开发,而是试着“补上缺失的环节”。
截至目前,三峡水域及其上下游累计向江中投放各类鱼苗已超过50亿尾,中华鲟的人工繁育达到子三代水平,这在全球同类物种保护项目中极少见,重庆江段干流水质也连续9年被监测为Ⅱ类水体。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约6300公里长的大江在重新寻找平衡。
出境水质优于入境,意味着上游的来水经过库区后,部分污染负荷被拦截、降解或沉降,对下游城市的自来水厂来说,长期节约的处理成本同样可以量化成不小的金额。
回到开头那道“算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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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的投资约2485亿元,换来的是一座可以年发上千亿度电的水电枢纽、一条可承担23亿吨货运的黄金水道,以及一块把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升到百年一遇的安全缓冲区。
但另一边,1526这个写在1998年洪水报告里的数字,也逐渐被新的记录替代:多年没有出现同级别灾难、更多人远离“守堤熬夜”的夏天、以及库区内超过百万人口重新安家的过程。
这部分收益很难折算成确切的元或吨。
或许,关于三峡到底“值不值”的讨论,不会因为4500亿元电费收入、26亿吨减排数据,或者15.9%的增长率就画上句号。
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道题还会不断被翻出来,答案也许只能交给不同立场的观察者,继续各自给出新的数字和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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