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分大舅二舅各2套房，我妈0套，她也没闹，一周后大办一场家宴

腊月十九那天，上海老弄堂里刮着能把人骨头吹透的西北风，可外婆那间小屋却暖烘烘的。炉子上的铝壶正哼着小曲，屋里坐满了人——大舅大舅妈、二舅二舅妈，还有我妈。这是要分房子了，六套拆迁还建房，在外婆手里攥着，今天就要分出去。

谁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大舅二舅各拿两套，我妈两手空空。大舅当年结婚没房子，在东门那间冬天挂霜夏天漏雨的披厦里住了五年；二舅下岗后漂泊了二十年，一家三口挤在筒子楼里。外婆说，这是还他们的债。轮到我妈，她只说了一句：“晓得了，妈。”然后就弯腰把炉子边烘着的外婆那双棉鞋翻了个面——鞋帮子被雪水洇湿了一块。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学不会空手上门。那天她天不亮就去菜市场，自行车两边挂得满满当当，前筐里还躺着一条活鲫鱼。她到得最晚，站在炉子边，手里攥着菜篮子，听完外婆的分房决定，愣是一句怨言没有。你说她心里不委屈？那是骗鬼。可她说，房子是外婆的，怎么分自然有她的道理。她只是想看看，两个舅舅接不接得住这份沉甸甸的馈赠。

这话说得轻巧，可里头藏着多少年的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

外婆孙阿娣二十六岁那年守了寡，外公过黄浦江时船翻了，人捞上来已经没气。那年大舅七岁，二舅五岁，我妈才刚满周岁。有人劝她把小闺女送人，趁着年轻改嫁。外婆没应，在弄堂口支了个茶水摊，还纳鞋底卖。她纳鞋底不用顶针，光手捏着针往头皮上蹭两下，一针扎下去扯出长长的麻线。一双棉鞋要纳上千针，她纳完一双，指腹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挤一挤能沁出血珠子来。

我妈十二岁就进街道厂糊纸盒，手浸在浆糊里，冬天裂得全是血口子。十七岁顶外婆的职去饮食店端盘子，一个月工资十八块如数交回家，自己只留两块钱买卫生纸和头绳。二十四岁结婚那天，外婆翻遍箱底拿不出一床新棉被，我妈自己攒了一床，被面是大红色的的确良，她在灯下缝了三个晚上。出嫁时跨过门槛回头望，外婆站在门洞底下，满脸都是水。

这是她头一回看见外婆流眼泪。

可就是这样，我妈还是没等来一句软话。外婆这辈子把心疼两个字都纳进鞋底里了，扯得紧紧的密密的，面上瞧不出，踩在脚下才知有多厚实。

分房后那一周，好戏才刚开始。

大舅拿到房子的当晚没回家，在外婆屋里坐到很晚。他望着我妈蹲在那儿归置菜的背影——鲫鱼养在搪瓷盆里，豆腐浸在凉水里，青菜择干净了用湿屉布盖着——始终没开口。等他回到家，大舅妈正在织毛衣，问他房子拿到了？他嗯一声，把信封搁在五斗柜上没拆。大舅妈嘟囔说妈偏心，大舅却问她还记不记得东门那间披厦。那年冬天，她怀着孕上厕所要走一段露天楼梯，他每天睡前先把楼梯上的霜铲干净。他们的大儿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外婆送来一床新弹的棉被，灰扑扑的老蓝布面子，她嫌抠门。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外婆连着半个月熬夜，把攒了一冬的棉花票凑齐，又蹬着缝纫机轧出来的。

第二天一早，大舅打开信封，里头除了钥匙还有一张叠成方块的宣纸，边角毛毛糙糙，是外婆的笔迹，歪歪扭扭写着五个字：“欠建国一套。今还。”大舅妈捧着那张纸，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这字条搁了四十年，外婆攒了四十年。

二舅那边也没闲着。他拿到房子的第三天往成都打了个长途，打给支援三线建设的小舅。小舅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问：“姐一套都没有？”二舅把外婆的话复述了一遍，忽然说不下去了。挂了电话，他把自己关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他想起当年买断工龄后把钱投进股市亏掉一半，是外婆从床底翻出存折取了两万块塞给他，说“当我借你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两万块他还没还上。

第五天，我妈回娘家修洗衣机。外婆那台老家伙脱水时哐当作响，她等不了维修师傅，直接把被单捞出来徒手拧干。外婆立在一旁问：“淑琴，你怨不怨我？”我妈把拧干的被单抖开搭上晾衣竿，说：“妈，您当年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大舅辍学去船厂学徒，二舅发烧烧到四十度舍不得叫救护车，小舅考上大学那年您在大暑天给人纳了三十二双棉鞋。您亏欠过谁，自己不记得，我们都记着。”

外婆从柜子里摸出一本老相册。翻开第一页是外公的单身照，第二页是大舅的满月照，第三页二舅，第四页小舅，翻到第五页，空白。那年我妈满月，正好是外公走后第二十九天，外婆腾不出心思去照相馆，也腾不出那几毛钱。后来想去补照，我妈已经会走路了，追着弄堂里的鸡跑，怎么也按不住。相册最后一页是我妈的结婚照，穿一件借来的红西装，头发烫得蓬蓬的，我爸站在旁边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照片是外婆拿傻瓜相机拍的，取景有些歪，可她一直留着。

我妈轻轻合上相册，说：“妈，这比房子金贵。”

第六天，我妈宣布要办家宴。不是外婆的意思，是她自己提的。她说咱们家好些年没正经聚过了，趁房子分完心里都定当，大家吃顿热乎饭。她在电话里跟大舅说，大舅沉默几秒问：“淑琴，你别撑着。”我妈没接这句，自顾自往下说定在下周六，就在妈那屋，菜我来弄，你们人来就行。

她列了十一道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鳜鱼油焖笋，外婆爱吃的狮子头，大舅爱吃的白斩鸡，二舅妈娘家那边的粉蒸肉，表弟点名要的炸春卷，小舅从成都赶回来得给他备一道麻婆豆腐，还有一道筒子骨炖萝卜，要煨三遍把骨髓都熬进汤里。我妈今年五十三了，膝盖站久了会积水，肩膀天一阴就酸胀。我问要不要找家饭店，她说饭店的菜没有魂。什么叫有魂？大概是一道菜端上来，不只尝得出油盐酱醋，还能尝出是谁切的谁烧的谁守着灶台不敢走开。

腊月二十六，落了今年头一场雪。我妈四点半起床，五点钟到了外婆家。她把夜里发好的面团倒出来揉了百来下，准备做外婆爱吃的豆沙包。天亮了人陆陆续续到，大舅妈拎着自家灌的香肠，二舅妈挽着一兜子马蹄，小舅风尘仆仆从机场赶来，进门先唤一声“姐”。我妈正站在灶前炸狮子头，热油滋滋响，肉馅在锅里慢慢转成金黄，香气蓬起来满屋子都是暖的。她没回头，应了一声“回来了”，就三个字，小舅的眼眶红了。

大舅被分配杀鱼，几十年没干过这活，握着刀背不知从何下手，鳜鱼在砧板上蹦了个高，表弟笑得直不起腰。二舅蹲在天井里削马蹄，表弟凑过去帮忙削了半盆，手指头先破了两道口。孩子们满院子跑，把雪拢成团你丢我一个我丢你一个。大人们挤在灶间，油烟与笑声齐飞，酱油共豆瓣酱一色。我妈始终站在灶台边，后背湿透了额前的碎发粘在鬓角，可她的眼神很定，手里的锅铲稳稳的，一样菜起锅另一样菜落锅，像将军调兵遣将。

正午十二点，菜齐了。圆桌面拉开嵌进老榆木的大圆盘，十一只碗碟次第落座，热气腾腾把窗玻璃熏成一片毛玻璃。外婆被请到上座，穿一件暗红色的棉袄，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银胸针，是用她年轻时一只耳环改的。大舅挨着左边坐下，二舅坐在右边，小舅挨着二舅，大舅妈二舅妈带着表弟围成半圈。

我妈端出最后一道汤，立在桌边。

外婆望着一桌菜，很久没动筷子。然后她的目光越过狮子头越过白斩鸡越过那盆清清白白的萝卜汤，落在女儿身上。“淑琴，你过来。”她握住我妈的手，那只手已经老了，皮肤松了骨节粗了，虎口处有一道深深的茧痕——是六十年捏针线留下的印记。

“这些年，你怨过我。”外婆说，“你十二岁糊纸盒手烂了四个冬天，十七岁上班工资全交家，结婚时我只给你打了一床棉被还是旧布面子。”我妈摇头想说别说了，外婆打断她：“你两个舅舅我各欠他们一套房，这两份债我今天还了。可我欠你的，不是房子。”

她从怀里摸出一个褪了色的红绸包，打开，里头是一对银镯子。细细的圈口素面没有花纹，却打磨得很亮。“这是我妈给我的，那年我出嫁她翻遍箱底只有这个。你外公走后我当掉一只给你大舅交学费，剩这一只我攥了六十多年，原本想带进棺材。”

她把镯子套进我妈的手腕，圈口刚刚好，一分不松一分不紧。

我妈低头望着那道银白的光泽，笑了，泪珠滚下来砸在镯子面上，溅成细碎的水花。“妈，”她说，“这比房子沉。”

菜凉了。表弟举着春卷啃，腮帮子鼓成两个小包。大舅给外婆夹菜，挑了狮子头里最软糯的那块。二舅妈把酸萝卜转到我妈面前，我妈夹了一筷子说腌得刚好。大家都埋头吃饭，窗外雪停了，太阳从云缝里漏下一束光，正好落在桌心那盆白萝卜汤上。

外婆把汤喝得干干净净，放下碗说：“我这一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没把淑琴送人。那年你外公走，有人劝我把小闺女送掉，说丫头命贱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人。我不舍得。不是觉得丫头比小子金贵，是那会儿你才刚会爬，趴在被窝里冲我笑，露两颗小米牙。我想，这世上就剩你分到我的奶水了，我怎么舍得。”

屋里静静的。大舅夹菜的手停在半空，二舅垂着头，小舅把脸埋进掌心。

外婆转向大舅，说那两套是还你的，往后淑琴那边有什么难处你多想着点。大舅点头，声音很沉：“晓得了，妈。”外婆又转向二舅，说那两套你自己住一套，另一套将来给淑琴的外孙女月清。月清今年十六了，再过几年该上大学，城里房价贵，丫头毕业了想留在外面，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二舅把钥匙推过来，推到桌中央：“妈，不用等将来。我那套，明天就过户。”大舅也把钥匙推过来：“我那套也匀一套出来。淑琴不要，给月清。”

两张红纸两把银匙并排躺在玻璃转盘上，灯光从吊灯洒下，在钥匙齿间折出细碎的光斑。

我妈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银镯子从腕上褪下来，用那块褪了色的红绸包好，揣进贴身的内袋里。然后她起身把桌上的汤盆收走，说凉了，我去热一热。在灶间，她背对着所有人，炉火开着，她把汤盆搁上蒸格，低头望着那跳跃的蓝焰。肩膀轻轻颤抖着，像被风吹动的枇杷叶。

家宴散场时天已经擦黑。大舅一家先走，二舅一家后走，小舅说在外婆这儿住两晚陪老人家说说话。我妈是最后一个走的，她检查了炉子封好门把灶台擦了三遍。外婆已经躺下了，躺在靠窗那张老床上。我妈立在床边，俯身替外婆把碎发别到耳后。

外婆睁开眼，灯已经熄了，屋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妈，我走了。”我妈说。外婆嗯一声，顿了顿又开口：“淑琴，那镯子将来你给月清。传给她，就说是太姥姥给的。”

我妈弯腰把被角又掖紧了些，她的手在外婆枕边停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轻轻退出房门。

那晚雪又下起来。母女俩走在弄堂里，脚下咯吱咯吱的，路灯把雪花照成金色的尘。走了很久，我问她小时候怨过外婆吗。她说怨过，十二岁那年在厂里糊纸盒手烂得拿不住筷子，一边哭一边想妈怎么不疼我。后来当妈了才知道，疼不是分的，是挤的。一只手只能捂住一个孩子，可你外婆有四只小手要捂。她捂着这个那个就漏风，捂着那个这个就受凉。她没法子。

走到弄堂口，我妈忽然停下，回头望了一眼来路。外婆那间小屋的窗还亮着昏黄的灯，隔着雪幕，像一枚钉在旧棉袄上的盘扣。她说你外婆这辈子没念过什么书，可她教会我一样——一个人心里能装的东西，比房子大。

雪越下越密，把来时的脚印都填平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挽着她的手臂，她腕上那枚银镯子在袖口里，隔着棉衣隔着毛衣隔着六十年光阴，温温的，不烫手也不凉。像外婆纳了一辈子的千层底，踩在脚下的从来不是债，是那个人把毕生力气都攒在指尖，一针一针为你垫平前路的坑洼。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可这家人的账怎么算都算不清。房子分明白了，情分却越分越厚。你说，这世上到底什么才算公平？是六套房一人两套的平均分配，还是六十年光阴里那一针一线纳进去的牵挂？我妈说，她等了一周，等的不是外婆改主意，是想看看两个舅舅接不接得住那份沉。结果呢，大舅二舅不但接住了，还把这沉甸甸的东西变成了暖洋洋的饭桌，变成了外甥女将来落脚的地方。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家：账算得再清，也清不过血脉；房分得再明，也明不过人心。那对银镯子在我妈腕上叮当作响，像是在替六十年前那个攥着它纳鞋底的年轻女人说：我欠你的，不是房子，是这辈子没能让你少受的那份苦。可我妈攥着它，心里想的却是：您给我的，也不是镯子，是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还不完的那份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