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对着镜子,发现头顶的白发又多了,还张牙舞爪,心想不妨弄得更乱一些,决定找相熟的理发师烫个卷发。理发师调侃说:“你可是两三年才找我一次啊,幸好我刚忙完年前这波。”
我这才意识到,打理头发,似乎一直是过年的前摇之一。在年前修剪一番,是个“从头开始”的仪式。或许不只是为了整洁时髦,更像一种心理上的辞旧迎新——剪去旧貌,也象征性地告别过去一年的疲惫、遗憾或困顿,以清爽的姿态,拥抱即将到来的崭新的时间刻度。
理发在我们家向来是年前郑重的事项之一。那时我长年留着男仔头,虽然每个月总有某天我妈会语气不善地提醒:“该理发了。”但到临近过年,那提醒尤为光火:“还不去理发!你看和平(人名)到时有没有时间理你。”似乎不理发,就是对新年的大不敬。
和平是包揽了我们全家……哦不,是方圆几里全部家庭的理发师傅。他小个子,驼背,面目模糊,整个人似乎看不出年纪。邻里们坐在一起聊八卦,但关于和平的信息仅有单身这一条。可以说,就没见过他这么纯粹的理发匠。
过年前是旺季,和平必然出现,但能否逮着他,需要早做谋划。他拎个暗沉的木箱子,从里头掏出包浆的荡刀布,掏出剪刀或剃刀磨两下,开始对着脑袋一顿慢条斯理的操作。男仔头的我,就变成了更丑一点的男仔头的我。
现在想来,和平的审美和理发技术都十分平庸,男女老少都是固定模板。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理发匠,但手也不算稳,屡次给小女孩们的蘑菇头剪出缺口。说着补救,却补出女孩们越来越屏不住的哭声,有次还剪破了我的耳朵。面对此情此景,和平丝毫不见慌乱,只是浮起平和的笑意,不紧不慢地安慰我们:“长长就好啦。”
那时我们并不懂什么发型设计,只是顺从地坐在椅上,任由他一推一剪,把头发修成规矩的学生头或男仔头。如今回想,那种近乎固执的稳定与平和,反而成了旧年里令人安心的一帧。他的出现,像节气一样准;他手下的发型,几十年如一日,仿佛时光本身并未走远。
这就是和平的要紧之处,他定期慢吞吞浮现的佝偻身体,和那相对稳定的平庸,甚至面对捅了娄子的从容,构成了当时方圆数里数年的岁月静好。
我们的脑袋离开父母的掌控之后,经历过几年失控。我们去那种外观洋气、放着动次打次音乐的理发店,剪时兴的发型,甚至烫得光怪陆离。洋气理发店的手段比和平丰富得多,理发师们有着调情般的洗头手法,话还很密,经常搞得人不知所措。
偶尔回家碰到和平给父老乡亲们理发,仍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手法。从我们的时髦发缝和光怪陆离里窥过去,起初内心深处会生出叛逃的窃喜。过年时的发型,仿佛变成了无声的宣言:看我,和去年不一样了。
但那份追逐新奇的兴奋很快就消退了。当我再次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着和平用十数年如一日的平庸手法,打理家人的头发时,心里竟然生出莫大的熨帖来。生活里那些简单、透明甚至有些笨拙的真实,在新旧年交替之际,仍在延续,就很好。
过年理发这件事,似乎从来不只关乎头发。它关乎我们对新的向往,也暗藏对旧的眷恋;它有时是反抗,有时是回归。我们最终寻找的,或许并不是某个完美的发型,而是和时间越来越坦诚的对话——我们检视过去,尝试点新花样,最后可能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的仪式,力求轻盈地走进下一段时光。
我顶着新烫的卷发走出理发店时,就这样想起了和平。电话那头,母亲淡淡地说:“他啊,早就不在了。” 原来那个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我们理去旧岁的人,已经留在了旧时光里。
而理发这件简单的小事,我们仍在持续。临近年关,我们坐在镜前,任由剪刀细细作响时,那份希望通过外在改变,获得内心焕新的愿望,也依然如故。它与和平一样,成了岁月本身——简单,质朴,一次又一次,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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