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六百多个皇帝,亡国之君不知凡己。他们的待遇,要么是被敌人杀死在都城,要么是被权臣杀死在朝堂,要么是被俘于东北,要么自尽以绝天下。大部分亡国之君都是要挨骂的,比如隋炀帝,宋徽宗,陈后主等等,但是很奇怪,明朝的亡国之君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他的名声却很好,通常是骂他的比较少,可怜他甚至称赞他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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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
崇祯十七八继位,忧患意识极重。不吃喝嫖赌,不懒贪奸恶,不好色淫乱,不蠢笨愚钝。古代帝王有的一切恶习他似乎都没有。他二十余岁便白发丛生,每日仅睡两三个时辰,勤于批阅奏章;生活极为简朴,龙袍缝补至“无处下针”,宫中削减开支以充军饷。老婆只有周皇后一个,似乎也有几个嫔妃,但是从来不去临幸。平时也不住在乾清宫的皇帝专用寝宫,而是缩在旁边的一座偏殿里,住了十几年。屋中一方案几,一盏灯油,一壶水。有事不叫宫女,自己洗漱换衣。清晨四五点工作到中午十一二点,就吃一个烧饼充饥。
明朝帝王,凡衣服服饰鞋袜皆每天更换,既为干净卫生,又为帝王威仪。但是崇祯的衣服,一个月才换一次,甚至有时候超过一个月也未必换,有一次他接见大臣,就被大臣发现他上衣袖口已经被磨破了,崇祯还很不好意思,把袖子给往回收了收。结果大臣说“衣之敝虽过于俭,然美德也,何必讳?”,意思是跟皇帝说,这是美德,干嘛遮遮掩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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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有一次向明神宗的嫔妃宣懿太妃去请安,请完安之后就坐在太妃的对面闲聊。结果聊了没两句,崇祯直接坐着就睡着了,过了好半天才醒过来。崇祯感觉挺丢人的,还解释说自己已经两天没睡了,工作太忙,太累。
这些行为与其父兄(万历、天启)的怠政奢靡形成反差,使后人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李自成在发现崇祯尸体后,深为触动,他没想到崇祯会死。他如此评价崇祯,说崇祯“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李自成认为,崇祯不算是个很昏庸的皇帝,主要是身边没有好人,是大明的大臣,是官僚阶级把他给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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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最终选择自缢殉国,以生命践行了“君王死社稷”的誓言。他拒绝南逃或投降,临终前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既表达了对臣子的愤懑,更凸显了对百姓的责任感。这种宁死不屈的姿态,与历史上许多苟且偷生或投降的亡国之君(如蜀汉刘禅)形成鲜明对比。满清虽然把他老朱家后人屠了个精光,但在修《明史》时,也不得不承认崇祯皇帝“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顺治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性,最后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一番:“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同时下令清兵维护其陵寝祭祀。金庸老先生也批评过崇祯“猜忌多疑”、“举措失当”,仍承认“只因殉了国,后世评价才比实际应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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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藩属国的李氏朝鲜,明亡的消息传到半岛,他们是无比震惊的。王室与民间都在1644年这个春天陷入巨大悲痛。国王李倧(仁祖)率群臣在朝堂痛哭,百姓“奔走相告,见明人皆泣”;朝鲜儒生崔孝一赴昌平崇祯墓前绝食七日而死,被奉为“千古义士”。
朝鲜肃宗李焞更直言:“大明以是岁三月亡……我邦受皇朝恩,视同内服,神宗皇帝有万世不忘之功!”1704年(明朝灭亡60周年),肃宗在汉城修建“大报坛”,初祀万历帝(感念壬辰倭乱援朝之恩);1749年扩祀明太祖、万历、崇祯三帝;每年皇帝忌辰、即位日行望拜礼,仪式持续至朝鲜王朝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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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朝鲜宫中保持“焚香望阙之礼”,每逢节日向北京方向行礼;肃宗亲赴昌德宫禁苑坛以太牢祭崇祯。李氏朝鲜官方史书拒绝承认清朝正统,坚持使用“崇祯”年号,直至1909年(记录至“崇祯二百六十五年”)。朝鲜学者朴趾源在1780年访清时仍称当年为“崇祯纪元后三庚子”。
另外一个国家越南是务实外交,对于崇祯的死没有那么激动,官方史书就提了一句:“神州陆沉”。1660年,控制越南北部的郑氏政权率先向清朝称臣,1666年黎维禧受封“安南国王”,南方阮氏虽于1702年求封未果,但仍与清朝维持朝贡关系。流落在越南的明朝华裔遗民对崇祯的感情比较深,在顺化、会安等地华人社区中,都纷纷修建天后宫、关帝庙,部分保留崇祯祭祀。如顺化天后宫(1685年建)使用明代建材,供奉器物刻“崇祯”、“万历”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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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确勤勉,十七八岁,冷静克制干掉了魏忠贤,途中赐死,背后收权。对于魏忠贤身后的阉党快速打击,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崇祯是个有手段,有能力的人,一般皇帝还真没他和权宦较量的这两下子。他调整过内阁,改革过科举,发展过火器,调整过经济,组织过海外贸易,闲着没事痛定思痛,他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他就下罪己诏来反省,他还吸收西学,说明这个人在文化思想上很开明。
崇祯虽然解决了阉宦,但是面对东林党的挟持,没有任何辨别是非的能力。东林党说要减轻工商税,他就给减掉了,堂堂一个浙江省,明末极其发达的丝绸茶叶瓷器工商业,十几年的茶税只收了十二万两白银。但是,他偏偏又因为后金的威胁,给农民加上了三饷,即“辽饷、练饷、剿饷”,硬是要从连年歉收的农民阶层里去抠出最后一粒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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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上,用刚愎自用已经无法解释崇祯的低智,从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阁臣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难以信任臣下,性格又反复无常的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内阁首辅一共就一百六十个,崇祯的任免就占了三分之一,撤换50人次,平均任期仅120天,19人遭罢免或赐死。兵部尚书,17年更换14人,7人死于非命。刑部尚书,更换17人,多人下狱或流放。
这种自虐式的用人方式,实际上已经将全体官绅集团推到了老朱家的对立面。朱元璋建国时,对功臣也大杀特杀,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建文帝面对朱棣的“靖难”兵变,要良将没良将,要贤臣没贤臣,给自己弄得身死火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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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1644年4月24日)夜间,北京城破前,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被崇祯叫去问话。崇祯帝在乾清宫已经坐立不安,不知所措,绕着桌子急走。宦官报告“京营早都溃散了”,崇祯直接问魏藻德:“今事已急,卿有何策?”(如今形势危急,你有什么对策?)见魏藻德伏地沉默,崇祯绕案疾走,厉声追问:“卿平日所谈经济安在?!”(你平日谈论的治国方略在哪里?)面对皇帝连番质问,魏藻德始终“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甚至崇祯承诺“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他仍拒绝回应。崇祯怒极踹翻龙椅,痛斥:“误国至此,当斩汝以谢天下!”并悲叹“文武官个个可杀”。
此时的崇祯大概已经知道,他已经被全体官绅阶级完完全全地抛弃了,而且是一种冷漠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抛弃的。如果换做其他朝代,应该早有人带兵闯入皇宫,绑了崇祯去见李世民了。给他留了一条自尽的路,已经是大明给崇祯留下的最后一丝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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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把帝王术玩出了哪吒三太子的风火轮的感觉,转得飞快,别人是一点没伤到,自己被烧得上蹿下跳。他的思维方式始终局限在,谁要害我?我怎么用谁?我怎么调理谁?宦官怎么弄,东林党又如何制衡?袁崇焕到底杀不杀?实际上他的这种勤勉和清朝的道光有的一拼,就是越努力,越没用,因为方向不对,努力的最大成效,只会是感动自己。一个皇帝如果只追求自己的节约,甚至是把这种节约当成自己名声的一部分,他所能收获到的成效,又有多少呢?道光自己是节约了,龙袍都要打补丁,吃鸡蛋还要跟大臣比较下价格,中午也是一个芝麻饼对付了。他手底下的人却贪的要命,他个人节约了一辈子,省出来的钱,倒全赔给蜂拥而至的西洋海盗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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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学家陈梧桐对崇祯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崇祯这一辈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原来两百加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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