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中国换帅，告别“段建军时代”

作者 | 柴旭晨

编辑 | 周智宇

奔驰在华的首位本土高管，即将离开。

2月14日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官宣：段建军因个人原因辞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职务。3月1日起，接力棒将交到现任销售执行副总裁李德思（Daniel Lescow）手中。

作为奔驰在华历史上首位本土籍CEO，段建军的离任似乎象征着某种“时代结束”。舆论场中不由得升起一股疑问：用一位德国高管替换中国高管，是否意味着奔驰引以为傲的“本土化”战略正在急流勇退？答案，是否定的。

段建军执掌帅印的时光，是奔驰在中国最为复杂的阶段。

从销售副总裁到挂帅CEO，段建军在奔驰体系内深耕多年。他最显著的标签是其独树一帜的“营销美学”。每逢新车发布，他总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这种风格在燃油车主导的时代，提升了奔驰的品牌溢价，让“三叉星徽”成为了中产阶级仰望的图腾。

在他任内，奔驰在华销量虽面临挑战，但始终保持了韧性。特别是在2023年至2025年这三年间，面对新势力对豪华车市场的疯狂蚕食，以及“价格战”的夹击，段建军竭力维持了奔驰的价格体系与品牌体面。

然而，市场的风向变了。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突破50%甚至更高，单纯依靠品牌积淀和营销话术，已难以抵挡智能化浪潮的冲击。段建军的离任，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奔驰在中国完成了“品牌资产护城河”的阶段性修筑。接下来，由于行业逻辑的根本性重构，奔驰需要一种更直接、更硬核、更能调动全球资源的方式来破局。

如果说段建军是“最懂奔驰的中国人”，那么继任者李德思（Daniel Lescow）或许可以被称为“最懂中国的德国人”。他并非是从斯图加特空降而来、对中国一无所知的“钦差”，相反，他的核心职业成就几乎都是在中国语境下取得的。

李德思曾深度参与了Smart品牌的重塑。Smart的电动化转型是奔驰与吉利联手打造的样本。在这个过程中，李德思不仅要理解奔驰的品牌调性，更要与吉利这样的中国民营企业深度磨合。

在担任奔驰销售公司销售执行副总裁期间，李德思还主导了关键的一步棋——数字化。

在中国，传统的4S店经销模式正面临崩塌，特斯拉和新势力带来的直营模式改变了用户习惯。李德思在任内大力推动的数字化转型，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的沟壑，让奔驰开始学会像新势力一样直接面对用户。

这表明，他不仅熟悉中国市场的运行方式，更对中国独特的数字化生态有着深刻洞察。

因此，李德思是段建军离任后的不二之选。他既理解斯图加特总部的全球逻辑，拥有调动总部技术与资金资源的钥匙；又熟悉中国市场的丛林法则。

根据奔驰2025年财报，去年奔驰在华交付新车约57.5万辆，同比下滑约19%。在财报会上，奔驰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佟欧福（Oliver Thöne）示：“中国将继续作为奔驰全球最重要的单一市场”，但未来发展将更聚焦于价值链优化与本土化利润改善。

眼下，中国业务已被提升至董事会战略高度。据内部透露，2026年奔驰将在中国市场推出超过15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密集的产品攻势。按照规划，2026年，奔驰在中国市场将有超15款全新和改款产品上市。

此时再回看，段建军的离任和李德思的接任，可以说是奔驰在华“本土化战略”进入2.0阶段的标志。

过去十年，跨国车企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人和营销上：用中国高管、讲中国故事、做加长轴距的特供车。而如今，本土化的核心变成了研发与产业链。随着中国在三电技术智能化的全面领先，奔驰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会卖车的人，而是能将中国技术与德国机械素质融合的人。

中国市场目前是奔驰全球转型的“风暴眼”。在这个市场，决策链条过长是传统车企的致命伤。

由李德思这样一位深得总部信任、且长期在中国一线的德国高管掌舵，最大的优势在于沟通成本的降低。他可以更直接地向董事会传达中国市场的紧迫性，争取更多的研发权限和资源倾斜。这是一种“结构性本土化”——把中国真正变成全球研发的第二极，而不仅仅是销售中心。

目前，奔驰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豪华定义权的旁落。李德思上任后的首要任务，绝非守成，而是进攻。他需要加速推进奔驰在华研发中心的成果落地。有熟悉奔驰的人士向华尔街见闻表示，“这类管理者的角色，从来不是把方向盘往回打，而是在既定道路上继续加速。”

2026年的中国汽车市场，早已不是外资品牌躺着赚钱的时代。BBA的光环虽在，但危机感前所未有。

奔驰此次换帅，也是奔驰为了适应中国市场新常态而做出的深层组织架构调整。段建军完成了他在品牌巅峰期的守望与过渡，而李德思则肩负着在智能化下半场带领奔驰突围的重任。在李德思的带领下，奔驰需要带来更智能、更懂中国用户、且依然保持奔驰水准的产品。

在商业世界里，唯有进化，才是对本土化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