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连声向战犯们道喜，曾扩情却被吓尿，沈醉出头：你太缺德了

1959年12月4日，阴冷。北京的天有些干，风里带着土腥味。中南海西花厅里却灯光柔和，气氛有些微妙。几位头发花白的国民党战犯坐在一侧，衣着朴素，却不难看出当年的军人气质。就在这一天，他们的命运迎来重要转折，其中就有一位性格极为特殊、命运极为曲折的人物——曾扩情。

这位出身黄埔一期、早年在周恩来麾下工作的军官，一度受到蒋介石重用，后来又被打入监狱，最后成为首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之一。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战犯管理所里因为一句“道喜”，被吓得当场失禁，弄得连沈醉都忍不住出头骂人，说那管理员“太缺德”。要弄清这幕尴尬场景背后的来龙去脉，还得把时间线拉回到几十年前的黄埔军校。

一、从“学生”到红人：黄埔一期的抉择

1924年，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广州黄埔岛上人声鼎沸。那一年，二十多岁的周恩来受任为政治部主任，来到这所年轻的军校主持政治工作。在一批批新生之中，有不少后来响彻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物，曾扩情就是其中之一。

曾扩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时已三十岁出头，比大部分同学年长，也比周恩来年纪大。他与陈赓、徐向前等人都是同窗，和他们相处融洽，尤与蒋先云关系最为密切。那时的他，在政治部任干事，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对周恩来的印象，用他晚年的话说，就是“敬重”和“信服”。

那会儿的黄埔军校，氛围复杂。一方面讲革命理想，一方面又要考虑现实出路。曾扩情本来就不是少年，他已成家，有妻室，有老人要赡养，生活压力不轻。报考军校，说得高远一点是“救国”，说得现实一点，就是谋一条出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稳定职位，家里就会立刻陷入困境。

也正因为这份现实考量，在政治形势突变时，他很快做出了选择。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关系急剧紧张。军校内部的斗争也愈发尖锐。在这场风波中，一批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军官和学员被指责、被排挤，政治立场成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曾扩情在权衡之下，逐渐远离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路线，转而靠拢蒋介石。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把自己视为“叛变革命”的典型人物，更多是从“安身立命”去考虑。他曾向人坦言，当时已经担任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肩上不仅有职务，还有家小，“革命理想”和“生活现实”摆在一起，他选择了后者。这样的选择，在那一代军人中并不少见，只是后来的时代风云，把这种选择放大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二、伴君如伴虎：蒋介石身边的起落

1928年10月，北伐已进入收尾阶段。蒋介石为了稳住西南局势，决定派人前往四川，与刘湘等军阀沟通。被选中的，正是曾扩情。

那一次出差，让曾扩情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炙手可热”。他手里带着两份分量极重的东西：一封是蒋介石的亲笔信，一封是孙中山生前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影印小册子。后者在当时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信物”。这些信件被郑重地交到四川军阀的手中，让对方感受到来自“南京方面”的重视。

四川诸军阀对这位蒋介石的“心腹代表”礼遇有加。车马迎送，军民夹道，甚至有人主动赠送银元和各种土特产。吴佩孚听说他的到来，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各种川绣、礼物堆满屋子，仅被面就有上百条。曾扩情在川中几乎成了“耀眼人物”。

这种风光，自然离不开蒋介石的信任。蒋不仅在任职上重用他，还将黄埔同学会筹备工作交到他手里。这个同学会表面是联络感情的组织，实则掌握着黄埔系军官的考核、任命和晋升，对整个军队人事格局有不小影响。

蒋介石对曾扩情的态度，有两件细节足以说明。一次，黄埔中的共产党员张贴标语，批评同学会对“长官虐待学生”坐视不管。曾扩情误以为这是政治部有人策动，写信向蒋报告。蒋介石看后勃然大怒，对蒋先云说：“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在那种环境里，这句话明显是在给曾扩情撑腰。

另一件事更能看出信任程度。蒋介石一度“下野”时，将手中军队移交给何应钦，却把秘书一职交给曾扩情。秘书看似职务不显，实际上接触机密甚多，不是随便谁都能坐这个位置。蒋愿意把手边事务托付给他，说明当时对他深信不疑。

不过，“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从曾扩情女儿的回忆里反复出现，足见其中的味道。蒋介石用人一向多疑，稍有“不如意”，就可能翻脸。

后来，曾扩情多次被派往四川工作。在那段时间里，范绍增（即范汉杰）常陪同他四处应酬、吃喝玩乐。人一旦沉浸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迷失。四川军阀刘湘想通过他向蒋介石争取武器，便电报保荐曾扩情担任川军教导师师长。出发点是拉近关系，换点实惠，却触犯了蒋介石的忌讳。

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大发雷霆。他认为刘湘“保举”曾扩情，是抬高地方势力、削弱自己对黄埔系的直接掌控，更怀疑曾扩情可能有“自立山头”的倾向。当面大骂，把人从四川召回，从此冷落。曾经的红人，一夜之间成了“打入冷宫”的旧人。

这一沉，沉得不轻。尤其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前后，曾扩情的政治前途几乎断绝。

西安事变爆发时，他起初有心营救蒋介石，但形势复杂，很快被各方拉扯。张学良找上门来，把发动“兵谏”的缘由讲了一遍，希望他能发表演讲，向外界说明事件动机，争取理解。曾扩情听后，认为张学良的说法不全是出于私心，里头有对抗日大局的考虑，便用“个人身份”发表了一番讲话，对事变缘由略作解释。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调和姿态”，也是出于“爱国”立场，不愿内战升级。但在蒋介石眼里，这完全是“站错队”。等事变平息，他不仅没得到好脸色，反而被指责是“为共产党张目”，甚至被扣上“勾结张学良反对领袖”的帽子。结果，就是撤职、逮捕，押进军统监狱。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他在国民党内部仍有一些“老交情”不忍见死不救。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冒险为他求情，戴笠在监狱中对他颇多照顾，称他“况大哥”。最后，靠着胡宗南等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这才同意释放，给了他一条生路。

但曾扩情心里的那杆秤，从那时起，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三、从遁入空门到吓得失禁：战犯中的“天真老将”

1949年，局势迅速逆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成都解放在即，胡宗南急切组织撤退，特意派飞机在太平寺机场等候曾扩情，还托人送来十五两黄金，表示“请他同行”。这在当时绝非小数目，也算“旧主”给的一份保全之情。

曾扩情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他告诉家人，已经不打算去台湾。女婿唐君铸从重庆赶回成都看他，谈到去留问题时，亲属忍不住问：“你不怕共产党吗？”他回答很干脆：“我没杀过一个共产党，我怕什么？”这一句听上去简单，却透出一种略带“书生气”的判断。

他没有正面回应胡宗南的好意，而是悄然离开城市，跑到广汉一带的深山古寺，剃度为僧。对于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人来说，这样的选择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以为躲进寺院、做个和尚，就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等到解放军进入四川，展开清查工作，还是找到了这座古寺。战士们准备将他带走审查时，他还满不在乎地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弟子，早就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做甚？”一番话，说得极为认真，语气里并无玩笑。

战士们听得直乐，却仍耐心解释：不是他一个人要“请去谈话”，像他这样反共十几二十年的“老将”，包括那些早年就削发、多年不出寺门的人，也得一并查清。他这才发现事情并非自己想的那样，一脸懵然，悔之晚矣。这段插曲后来在战犯中广为流传，成了半带戏谑的谈资。

被关押之后，他的性格特点就更明显地显露出来。曾扩情年纪不小，却很“能聊”。在白公馆等地，他常向同囚者讲述往事：从黄埔军校到四川风光，从蒋介石身边的起落，到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这些经历，本身就是活档案。

然而，他的“天真”也一次次让人哭笑不得。有一次，狱中一些普通罪犯发牢骚，说“官越大，罪越大，待遇越好”。曾扩情一听，居然当真了，认为“住楼上反而不利于早点释放”，坚持要挤到楼下去，觉得这样“更吃苦”，或许能早一点得到宽大处理。结果恰恰相反，楼下住的多是问题较重、刑期更长的人，日子比楼上还难熬。后来看着别人陆续被送去农场劳动改造，他才被合并回高级犯人队伍，白吃一肚子苦，气得直拍大腿。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对人却相当厚道。有一次劳动工具损坏，他主动帮忙修好了一把铁锹，得到管理员表扬，本来是件好事。他却反而不安，整晚担心“原来用坏铁锹的那位同志会不会被追究”。他怕自己这一下“抢了功”，让对方受批评，以后不好相处。直到确认那位同志没挨批、见面还是和气相待，他才慢慢放下心来。

在众多的囚犯中，他这种近乎“老小孩”的性格，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改造生活适应得还算快。也正由于他在狱中的态度和表现，为后来被列入首批特赦人选打下了基础。

然而，最出名的一幕，还得说那次被管理员“道喜”，吓得当场尿了裤子。

那是战犯管理所的一天午后，大家正在牢房里闲谈。有人说起各自被俘的经历，有人感慨人生起落。曾扩情也提到，如果当初一直跟着胡宗南撤走，此时大概已经身在台湾。不过话锋一转，他又说，去了台湾也未必有好日子，蒋介石对他早有芥蒂，“大概不会放过我”。谈话间，众人一边听，一边摇头叹息。

这时，管理员忽然推门而入，脸上带着笑，语气极为兴奋：“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屋内气氛迅速凝固，所有人的脸色几乎同时变了。原本有说有笑的战犯，一个个表情僵硬、低头不语。

原因很简单。在旧日国民党监狱里，“道喜”“送回去”往往是行刑前的惯用说法。临刑之前，狱方常对死囚说“恭喜”，称他们是“解脱”；所谓“送回去”，就是“送上路”。对曾经在国民党监狱里呆过的人来说，这几句话意味着什么，谁都明白。

小小一间牢房里，几位高级军官心里同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判决有变，要集中处决？有个年轻一点的特务忍不住发问：“我的罪比他们小得多，总该没有我吧？”那管理员笑着说了句“没有你没有你”，又抬头看向一众将领，嘴里吹着口哨，一脸“看热闹”的模样。

这种姿态，刺激不小。沈醉脾气本就直，听到这话再看管理员那副样子，终于忍不住，直接骂了出来：“你也太缺德了！既然说明天或后天才处决我们，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过这两天？非要说这种话，让我们难受，你就高兴吗？”话虽粗，却是从“旧经验”出发的本能反应——他们真以为自己要被拉上刑场了。

管理员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赶紧解释：“谁说要处决你们？向你们道喜，是告诉你们马上要改变待遇，要集中学习。你们原来住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每人一张小床，伙食也提高了。我刚去看过，回来才和你们报这个喜。”说话间，所长也走进来，态度和气，确认了这番话：第二天由他亲自送大家过去，希望他们安心学习，将来为人民做点实事。

听到这番说明，牢房里的气氛这才彻底缓和下来。最先松口气的，反倒是那位“小特务”。他赶紧凑上前问能不能也一起去，被告知：“这次去的，都是武官少将以上、文官厅长以上，你资历还差得远。”众人听完，相视一笑，紧绷了一整天的心，终于放下。

所长离开后，曾扩情起身活动，才发现裤子已经湿透，方才的惊吓竟然让他失禁。周围的人一时忍俊不禁，他自己也苦笑不语。这件事很快传开，成了战犯圈子里人人皆知的笑话。然而，笑过之后，再想起他们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见过的“道喜送行”，又难免有几分唏嘘。

四、再见“周先生”：特赦后的新身份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1959年秋冬之交，国家决定对一批改造表现良好的战犯实施特赦。曾扩情位列其中。12月14日下午，他与几位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同被带到中南海西花厅。

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南海是曾经只在传闻中出现的“权力中心”。而此时，他们是以一个全新的身份走进来的：不再是昔日的对立者，而是接受改造后，准备重新融入社会的公民。场面并不庄严肃穆，反而带着一种微妙的平和气氛。

周恩来走进大厅，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曾扩情，径直走到他面前，轻声喊了他的名字。这一声“曾扩情”，让他心里忽然一暖。他原本以为，几十年风云变幻，早年的那点师生缘分早已湮没。没想到对方不仅记得，还能准确叫出他的名字。以他们各自的年龄算起来，那一年，周恩来已六十一岁，曾扩情更老，但在他心里，“老师”和“学生”的位置，从未对调过。

面对昔日的政治部主任、如今的新中国总理，他有些不敢抬头，声音略带哽咽地说：“周先生，我曾跟你走过一段革命的路。离开您之后，我走了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了罪恶深重的战犯，对不起您。今天，又回到您身边，我应该忆罪思恩，重新做人。”这一番话并不华丽，却极为真切，把几十年曲折人生压成了短短几句。

周恩来听后，语气很平和：“不能怪你们，要怪就怪我接近你们太少，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这话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疑是极大宽慰。周恩来还提起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情景，说自己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很多学生年龄比他大，心里压力也不小。曾扩情笑着接口，说自己当年已经“三十开外”，确实比老师年长不少。谈话间，昔日的恩怨似乎淡出了视线，只剩下一段旧日黄埔情谊。

接下来的谈话，就落在了现实问题上。周恩来希望这些特赦人员“站稳民族立场”，在思想上继续改造，将来做新中国的好公民。对曾扩情而言，这既是一种期待，也是一个重新安放晚年的机会。

他把这番话记在心里。特赦后，被安排到辽宁工作，担任省政协的文史专员。这样的岗位，不算显赫，却十分适合他这一类经历复杂、手中掌握大量历史材料的人。曾扩情开始根据亲身所历、眼见耳闻，整理和撰写各类史料。

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他早年在重要岗位上，接触过不少内部情况，又在国共关系最敏感、最关键的档口身处其中，手上握有大量第一手记忆。到了晚年，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通过文章、回忆录、口述史等形式，把许多关键情节、重要细节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后来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参考，为学界提供了颇多线索和佐证。

1961年，周恩来出访十三国归来后，在北京设宴款待有关人员。宴会名单中，点名邀请了两位特赦战犯：李仙洲和曾扩情。那时曾扩情已居辽宁，因路途等原因未能到场。席间，李仙洲忍不住问：“周总理，为何单单点了我们两个人？”周恩来笑着答：“因为你们两人，是黄埔一期学生里最年长的两个。”

这句话表面轻松，背后却有一层意味。对周恩来说，他们既是改造好的前国民党将领，也是早年自己在黄埔军校的“老学生”。在黄埔那段岁月里，他对这些人曾有很大寄望。后来时代分道扬镳，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又在新中国的制度下重新相遇。宴请他们，不只是简单的礼节，更带着一种“旧情未忘”的象征意味。

从黄埔学生，到蒋介石身边红人，再到军统囚犯、战犯管理所里的“天真老头”，最后成为省政协文史专员，曾扩情的一生，几乎把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军事实践中的几种极端身份都走了一遍。不得不说，他身上那份略显笨拙的单纯、一惊就“吓尿”的胆小，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头衔摆在一起，显得很不搭，却也恰恰构成了他的复杂性。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次管理员的“恭喜各位”，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曾经掌握兵权、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在命运面前同样会惊恐、会误解，甚至会被一句话吓得失禁。正是这种细节，让那段历史不再只是冰冷的官职与战役，而多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从1959年特赦那一天算起，曾扩情晚年的路，已经被彻底改写。他在辽宁的日子谈不上光鲜，却比较平稳。身为文史专员，他用记忆与笔墨，把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认真梳理下来，也算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应。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站在对立阵营、后来主动留下、接受改造、最终投身史料整理工作的“老黄埔”，他的命运走向，体现的，已经不只是个人际遇，而是大时代在个体身上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