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回忆：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我和王树声因一事分道扬镳

1937年6月中旬，祁连山口一带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退，寒气顺着山谷往下灌。就在这样一个清晨，一小股人影从林子里钻出来，鞋底磨破，军装破旧，却仍然保持着行军队形。他们已经走了多少天，谁也说不清，只知道再往东，就有可能遇见熟悉的黄河水。

这支队伍里，有一位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骑兵指挥员——杜义德。他记忆中最清晰的，不是枪声，而是肚子里传来的空响声，以及身旁那位步履沉稳却满脸倦容的将领——王树声。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以后，杜义德回顾这段旅程时，并没有从战斗写起，而是总会从一场“看似窝囊”的被迫让步说起。正是那次让步，让他和王树声在河东一带短暂“分道扬镳”，也让他对这位老首长的评价，经历了一次从误解到敬重的转变。

要说清这段误会，还得把时间往前拨几个月，回到1937年3月的石窝山。

一、西路军溃败后的抉择

1937年3月，甘肃高台、倪家营一线已经寒意渐退，但西路军的处境却到了真正的严峻关头。连番血战之后，装备损失惨重，伤亡大半，许多连队已经不成建制。就在石窝山一带，西路军政委陈昌浩紧急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会，必须给这支部队的剩余力量找一条生路。

会上作出的决定，直接关系到此后几个月很多人的命运。徐向前和陈昌浩负责返回陕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整个经过。留下来的干部，则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政治工作。

更关键的一条，是现有部队的分散行动。残存兵力被划分成三个部分，分别由张荣、李先念和王树声率领，在不同区域机动，以保住种子力量。王树声所带的右支队，人数在七百人左右，多是久经战阵的老红军。

对很多将领来说，这是一次近乎绝望的再出发。右支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东返陕北作掩护，同时也要为左支队的机动行动遮挡视线。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尽量往自己身上引。

之后的数日，右支队在寒风呼啸的戈壁和山地间穿插，频繁与追击而来的马家军发生激战。子弹不够，就捡敌人的；粮食吃完，就拆老乡家里的草房子换口干粮。一次次阻击之后，右支队的人数迅速锐减。

一个黑夜里，战斗结束后，他们趁夜撤出阵地。连日鏖战，人人疲惫不堪，许多战士骑在马上就睡过去了。等到天色发亮时，王树声才发现，部队前后队形彻底乱了，已经失去了联系。

清点之下，眼前的情形让人心里一沉：原本七百多人的右支队，如今身边只剩下二十几个人。其中有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作训科科长李新国，再加上几名干部、警卫员、通讯员，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连队，只是一支残存的小股队伍。

面对如此局面，王树声没有停顿，很快做出决定——先活下去，再谈别的。

二、祁连山里的生死游击

这二十几个人随即转入祁连山深处，开始艰难的游击和穿插。祁连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左右，气候阴冷，早晚温差极大，山谷里常年积雪。对于一支几乎没有补给的小队来说，这条路的难度，并不比两年前的长征路线低多少。

他们在山林中一走就是好几天，脚下是齐腰深的积雪，身边难得见一两户人家，却时常能在雪地上看到野兽的爪印。肚子实在撑不住时，只能挖草根，削树皮，甚至煮皮带充饥。有战士因为实在太累，悄悄在队伍后面掉队，再也没有回来；也有人在偶发的遭遇战中中弹牺牲，只能简易掩埋。

大约七天之后，他们在雪坡上发现了一堆刚熄灭不久的篝火。仔细查看痕迹时，王树声在地上找到一张小纸条，是左支队的李先念留下的简短笔记。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内容大致能够辨认：左支队近期在这一带活动，准备向新疆方向转移。

这张纸条像一根绳子，又把他们同大部队的希望拉到一起。王树声判断，左支队就在附近，于是带着队伍向西追赶。没走多远，他们遇到两位熟人——原红9军军长孙玉清，和原红30军88师师长熊厚发。两人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都负有伤，为了不拖累部队，主动申请离队，准备在山里组织游击。

从他们口中得知，左支队其实已经于几日前向新疆方向撤出，追上去的希望很小。听到这个消息，现场的气氛一时有些压抑。队伍折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抓住的线索，再次断了。

王树声没有灰心，他决定暂时带着孙玉清、熊厚发等人，一起行动，伺机再寻左支队动向。他为几位伤员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嘱咐他们好好休息，自己则率其他人警戒侦察。不料短短不久，这个山洞就被一支敌军运输队发现。双方在山口间爆发短促激烈的战斗，硝烟散去后，山洞被打得乱石滚落，烟尘弥漫，人影难辨。

战斗结束后，王树声在附近彻查，却再没找到孙玉清、熊厚发等人的踪迹。此时他手头已只剩十几个人，心里明白，继续朝西追左支队已毫无意义，更有可能被追击的敌军截住。

他当机立断，改变方向。左支队已向新疆转移，而敌军正紧随其后，一旦再往那边走，很容易陷入两面夹击。既如此，不如趁敌人注意力仍在西侧，转头向东，穿越祁连山，设法往黄河以东方向突围，去找红军主力。

这个决定看上去是退一步，实则是在极端困境中的一次战略转向。有些战士当时未必完全理解，只知道又要翻山越岭，又要面临未知的危险，但队伍没有犹豫，转头就朝东走去。

三、河东之行与“分道扬镳”

向东的路并没有更好走。雪线以下虽然温度稍高，但道路泥泞，补给依旧匮乏。杜义德在回忆中提到，他们连续多日都在山里打转，白天躲避敌人侦察，夜里赶路，困了就在雪地里歇一会，醒来后继续摸黑走。

一天清晨，他们刚刚从一处林间空地起身，远处山坡传来脚步声。一群十几人的武装人员，端着长枪，朝他们扎营的地方靠近。等到双方距离拉近到几百米时，那边突然停下，抬枪就是一阵齐射，一发子弹打中了这边一名战士的腿。

这伙人高声喊：“红军，快缴枪！”

王树声当即意识到，眼前这批人枪法虽然乱，但并不像正规军，更像地方武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让身边的战士高声回应：“不是红军，没有枪！”那边显然不信，继续叫嚷，说早就听说有红军经过，让他们放下武器就放行。

在这种胶着中，王树声做了一个看似“吃亏”的决定。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贴身手枪拿出来，高声说：“这是仅有的一把枪，送给你们！”对方见有收获，又不敢轻易逼近，气势一下缓了下来。趁着这一点犹豫的空当，王树声带着队伍迅速撤离，消失在林间。

不久之后，地形逐渐开阔，行路艰难程度有所缓解，人烟也慢慢多了起来。到1937年6月中旬，端午节前后，他们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口，穿过一片小沙漠，看到散布的庄稼地和几处村落。对这群在雪山里挨饿挨冻多日的人来说，眼前普通的村庄，几乎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们在一间骆驼店里落脚。店里进进出出的，多是贩运货物的商人和赶路人。趁着这点机会，王树声不断打听：有没有听说过红军主力的消息？有没有听说过陕北方向的情况？寥寥几句回答，信息并不完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往东、往北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确实有机会绕回陕北。

在这家骆驼店里，王树声对身边仅存的同志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现在最危险的时候已经挺过去，可以大胆往回走。不过，为减少暴露，他决定把队伍分成两股，各自择路返陕北。临行前，他叮嘱大家：“以后分散行动，回到陕北，党籍问题、政治表现，大家互相证明。”

这句话在当时听来有点沉重，又带着一种笃定。那是一个组织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的时期，谁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走到终点。

杜义德选择跟着王树声一队。分开后，他们又行军三天左右，黄河已经不远，水汽在空气里隐约可辨。就在这时，前方尘土扬起，一队武装骑马而来，衣着打扮带着明显的蒙古族特点，应该是河道附近的税卡武装。

气氛一下紧绷起来。杜义德等人本能地摸向腰间，把手枪悄悄压在衣服里面，做好了随时开火的准备。他们很清楚，一旦打起来，在人数和地形都不利的情况下，胜算很小，但至少可以拼到底。

这时，王树声制止了他们。他压低声音说：“他们人多，打起来没把握。如果只是要钱要枪，给他们，别轻易伤亡。青山在，柴总是有的。”

这番话，杜义德当时很不理解。战场上拼命冲锋不含糊的老首长，怎么在这种时候显得“怯”起来了？他心里打鼓，却不好当面顶撞，只能等对方靠近。

很快，这队税卡武装来到跟前，拦住他们，开口就问：“干什么的？”王树声平静回答，只说是路过的客商，为了避嫌，并未主动提及红军身份。对方显然不打算细究，指着他们身上的包袱说：“要过路，可以，把东西留下。”

“总得留点盘缠吧？”王树声还做了最后一次争取。

“一个子儿都不能留。”对方态度强硬。

在这样的局面下，硬闯几乎等于找死。王树声让大家把身上的武器、值钱物件统统拿出来。他自己随身携带的二十枚金戒指，也全部交了出去。这些东西，是一路上从死人身上搜集、用作紧急周转的“家底”，此刻连同几支手枪一起落入对方手里。

接过东西，那队人还颇带点讥讽意味地说：“知道你们是红军。以后还要过黄河，先把枪存在我们这儿。”话说完，他们也没再刁难，放这小队人马过了税卡。

从表面看，这一幕确实不光彩。缴了枪，交了金戒指，受了气，只换来一条路。过了这一关，杜义德心里极为不痛快。他认为王树声这么做“丢人”，甚至觉得老首长“怕死”。这之后，两人的分歧暴露出来，两人都觉得人多反而惹眼，干脆“各走一条路”更安全一些，于是商量之下分开行动。

王树声只带了自己的警卫员，独自上路。一场共同历经生死的同行，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看上去像是“分道扬镳”，实际上却埋下了多年之后重新理解的伏笔。

四、重返延安与误会的释怀

税卡之后，河东地区的环境仍然复杂。王树声和警卫员继续向东，途中在集镇上又遇见一位熟悉的身影——原红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此时的欧阳毅身无分文，只能靠写字作画，摆摊糊口，用毛笔换几个铜板吃饭。

王树声认出他，便主动把人拉到身边，一同上路。这样，他们三人暂时结成新的小队，继续向黄河方向摸索。行程中，他们夜间遭遇敌军搜捕，混乱之中被冲散，只得各自隐蔽突围。等硝烟散去，队形再也没办法恢复原状。最后，只剩王树声一人，他没有停下脚步，独自来到黄河边，想办法弄到羊皮筏子，冒着水流和暗礁，漂过了河。

渡过黄河以后，当地一些同情革命的群众给予了掩护。他在隐蔽村落里暂住，又通过旧识线索，终于辗转找到了固北县的组织部长李正良。这位干部早在川陕苏区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当地仍有一定基础。两人接上头之后，立刻展开了一系列秘密联系和安排。

在李正良的帮助下，1937年8月，王树声终于抵达陕北，重新回到党中央所在地。这时距离石窝山紧急会议，已经过去半年左右。这半年间，西路军的残部在祁连山里跌跌撞撞，存活下来的不足千人，能从河西孤军走回陕北的指挥员，更是屈指可数。

从甘肃深山到陕北黄土，从冰雪中的饿走到土窑洞下的相见，这种反差，外人很难体会。对于王树声而言，踏上陕北的黄土地，既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也难免掺杂着沉重——太多战友留在了河西，留在了雪山和戈壁。

王树声归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亲自通过电话向他表达慰问，大意是说：“你能回来，就是胜利。”还特意表示要请他吃顿饭，为他“洗尘”。这句话，简单朴素，却让经历过无数血战的将领心里一热。半年间的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在这一刻似乎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与此同时，其他各路从西路军突围出来的干部，也在不同时间陆续抵达延安。有人从新疆方向绕回，有人从西北边缘迂回，多数人带着伤病而来，带来的还有关于西路军浴血河西的残酷记忆。在这些记忆里，祁连山上的那次“缴枪换路”，是个让不少人心里别扭的细节。

杜义德也在后来辗转回到延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要职。时间拉长，很多细节在脑海里反复浮现，他对当年那起争执，也渐渐有了不同看法。官方出版的《王树声传》中记载，当时他认为王树声的做法“欠妥”，甚至觉得对方“怕死”，所以心里不平。

然而几十年之后，在整理个人回忆时，杜义德已经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谈论这件事。他坦言，当年自己“想不通”，是站在一名冲锋在前的骑兵指挥员立场，只看到眼前的面子和激愤，却忽略了更大的背景。他说，现在再回想，那时王树声是对的，是从全局出发的策略。

站在祁连山深处的那个点上，七八个人的性命，并不只是几条“个人生命”，而是西路军血战之后残存在西北的一点火种。如果在税卡与那队武装拼个你死我活，就算勉强杀出一条血路，也难免有人牺牲；一旦几名骨干全部倒在那条河道边，日后就很难有完整的经历、严谨的报告去呈现西路军西征的全貌。

换句话说，王树声选择“忍一口气”，是在为整支部队留下见证人，也是在守住自己和战友的前途。正是听从了他的安排，这七八个人才有机会回到陕北，重新投入后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局。

不得不说，这样的取舍，在当时未必好听，却很冷静。前线将领的血性固然重要，但在极端困境中，能把“活下去”摆在首位，也是一种难得的担当。

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提起“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我和王树声因一事分道扬镳”这段经历时，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再停留在“怕不怕死”的表面，而更多落在一个问题上：在九死一生的环境下，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到底该如何权衡个人荣辱与整体存亡。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河东税卡边上那次看似屈辱的“缴械”，以及之后短暂的分道而行，反而成为理解西路军后期艰难处境的一扇窗口。它让人看到，在枪林弹雨之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显眼，却同样决定命运的战斗——同饥饿、恐惧、误解以及内心的骄傲较劲。

西路军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几个战役的胜负，也不只是几位将领的悲壮身影。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抉择和误会，那些多年之后才被重新理解的决定，同样构成了这段历史里不可忽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