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万吨巨轮沉船震惊世界，周恩来下一指示，为何30年后才完成

1963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北京西长安街灯光尚亮，中央领导的办公室里仍有人在伏案看材料。桌上的一摞电报里，有几张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上面反复出现的几个字格外扎眼：“跃进号”“苏岩礁”“触礁或被击沉”。围绕这几行字，几天来，国内外舆论纷纭，亚洲上空的空气都显得有些紧绷。

要说起这一切，还得从5月1日下午那通急电讲起。那一天，本该是节日气氛最浓的时候，却因为一艘中国自主建造的万吨巨轮突然失去联系，整个中南海的节奏瞬间变了调。有人后来回忆，当时电话铃声一响，负责同志推门而入，连坐下都顾不上，开口就说：“总理，’跃进’号出事了。”

对于刚刚起步不久的新中国远洋事业来说，“跃进”号不仅是一艘船，更像是一面旗帜。更有意思的是，它出事的海域——黄海苏岩礁附近——在当时的海图上仍有不少空白，礁区标注含糊，让本就紧张的局面平添几分诡谲。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周恩来如何判断？中央又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既维持冷静，又查清真相？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在处理沉船事件时留下的一句嘱托，竟然要到30年后才完全落实。

一、首航任务与突发遇险

1962年底到1963年初，国内造船和远洋运输领域都在盯着同一个名字——“跃进”号。这艘总载货量近1.6万吨的远洋货轮，是当时国内造船工业的一次集体亮相。半年多的沿海试航，各项指标表现不错，机械可靠，自动化程度也算可圈可点，在专家眼里，已经可以承担更远航程的任务。

那时，中日之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但民间接触渠道已经打通。《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签订后，民间贸易需要一条实实在在的海上通道来支撑。于是，“跃进”号被选中执行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任务——从青岛出发，经黄海赴日本门司港，承担开启中日航线的使命。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不平静，中国与美国、苏联、日本、韩国之间关系交织复杂，台湾当局的海上军事活动也比较频繁，有关部门对这次首航格外慎重。负责海运的单位和海军一道，商定了一条带有迷惑性的航线：先由青岛转往上海，抵达长江口后再折向关门海峡，按计划4月30日启航，5月2日抵达目的港。4月30日，全国多家报纸刊发了这艘国产万吨轮首航的消息，邮电部门还特意发行了纪念邮票，社会各界对这次远航寄予厚望。

然而，短短一天之后，局势急转直下。5月1日13时55分，“跃进”号发出密码电，报告船位在北纬32度52分、东经125度20分附近，已进入苏岩礁海区，紧接着报称“我轮受击，损伤严重”。15分钟后，国际通用的SOS呼救信号在空中回响，随即戛然而止。

那一刻，船上发生了什么，后来的调查才慢慢拼出大致轮廓。船体突然剧烈震动，接连几声巨响，第三货舱海水涌入。轮机还没有完全失效，但关键排水设备的手轮在慌乱中竟然无人找到，缺乏演练的船员一时间手足无措。船体吃水虽只有9.4米，理论上尚有两千吨左右的富余运力，却在进水失控的情况下很快失去平衡。担心发生爆炸，船长和政委作出“弃船”决定，59名船员分乘三艘救生艇离开，携带的便携电台因为缺乏电源失去作用，与国内的联系被切断。

就在同一下午，节日气氛中的北京接到黄海方向传来的紧急电报。周恩来得知“跃进”号遇险位置后，当机立断，指示海军立即派出护卫舰前往出事海区，全力搜寻和营救。命令下达后，海军迅速组织四艘护卫舰起航。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起看似单纯的海上事故，很快会演变成一场牵动多国神经的重大事件。

二、冷战阴影下的慎重判断

5月2日清晨，中外媒体的表现就能看出事件的敏感程度。华盛顿、莫斯科、汉城等地的报纸几乎在同一时间把“人民中国万吨货轮在公海遭鱼雷击沉”的消息放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用词尖锐，暗示意味明显，一下子把本就紧张的冷战氛围推向新的高度。

来自北京的最初公开表态保持了克制。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确认“跃进”号在公海沉没，指出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已着手对沉没原因进行严密调查。但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其潜艇在5月1日没有进入苏岩礁所在海域；台湾方面也声称其军舰未到过该事故海区；韩国、苏联也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与此事有关。各方看似都在撇清关联，却又密切盯着北京的反应。

有意思的是，就在舆论场上波涛汹涌的同一天，中日民间机构之间的电波传来一个意外消息。中日贸易促进会接到日方来电，称遇险船员分乘救生艇漂流时，被日本渔船“壹岐丸”救起，随即转交给日本巡视船“甑”号。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已在海上的“211”号护卫舰前往接回遇难船员。5月2日19时30分，被困海上的中国船员终于踏上回国的军舰甲板。

5月3日，获救的主要船员被送到北京。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们从遇险到弃船的脚步，反复核对时间、船位、海况、舱内情况等细节。听完介绍后，他在场合中提醒负责同志，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必须坚持一个原则——既要考虑敌对势力的可能破坏，也要考虑自然条件和自身操作的因素，态度必须科学，结论必须建立在确凿证据之上。在没有拿到硬证据前，不轻易定性，不轻易对外发布结论。

为了落实这一要求，他很快召集罗瑞卿、廖承志等人研究对策，决定成立专门调查小组，由雷英夫、孙大光、张学思、张致远、孟平等五人组成，负责综合各方面情况，提出初步判断。调查小组根据既有材料和船员口述，做了大量分析，于5月7日形成《关于调查“跃进”号遇难事件的报告》，提出一个颇为出人意料的观点——沉没原因很大可能不是遭鱼雷击沉，而是触礁。

这一点，关乎国内外舆论走向。周恩来收到报告后，并没有急于拍板。5月8日，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新华社拟定的对外声明稿以及海军相关材料陆续送达，他当天晚上就召集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集中讨论。会上形成一个关键意见：要在出事海域组织潜水调查，对海底情况进行实地探摸，用铁证来回答世界各方的质疑。

会后，周恩来立即致信在杭州的毛泽东，对“跃进”号事件的基本情况和拟采取的步骤作了系统汇报。5月10日下午，他飞抵杭州，同毛泽东面谈，得到支持后，随即着手组织更大规模、更具针对性的现场调查力量。

三、海上大规模调查与真相浮现

1963年5月中旬，上海天气并不配合，浓雾频起，能见度偏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周恩来仍于12日上午抵达上海龙华机场。之后，他在锦江饭店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情况的汇报。

在会上，他突然问了一句：“怎么只有舰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司令员和政委呢？”这一问，让在场的人有些措手不及。周恩来随即语气严肃，指出“跃进”号沉没已经成了国际性事件，关系到国家声誉，既然要查明原因，海军主官就应当到一线去。对于这样的事故，如果只派“二把手、三把手”，一旦出现疏漏，既对不起牺牲的船员，也难向国内外交代。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浩天得知这一表态后，当即表示将亲自参加调查行动。

根据部署，海上调查编队由东海舰队多艘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舰以及上海打捞局、海军与海运部门的专业船只共同组成，总人数超过一千人。潜水作业是这次行动的核心环节。12日下午，周恩来到海军医学研究所，了解潜水员在加压舱内进行深潜试验的情况。当加压到6个大气压时，他通过电话询问潜水员感觉如何，是否还能自由活动。潜水员刻意举起哑铃做动作，以表示可以承受压力。周恩来看到记录数据后，才略微放下心来，亲自记下潜水员的脉搏情况。

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提出来。他提醒随行的技术人员注意，“跃进”号装载大量玉米，经过海水浸泡后可能吸引鲨鱼聚集，对潜水员安全构成威胁。相关人员当场表示要尽快研究防范措施。第二天清晨，他登上“和平60”号轮，从甲板到机舱，从厨房到居住舱，逐一查看生活物资储备和设备运行情况，还挨个询问潜水员的年龄、籍贯、潜水深度能力以及对任务目的的理解。

5月13日下午，调查编队在吴淞口举行动员大会。周恩来应陶勇请求，到场对全体官兵和技术人员讲话。谈到国际局势，他点出这次行动不仅关乎一艘沉船，更关乎军威、国威；说起“跃进”号失事海域，他直接给出自己的分析：从已掌握资料看，触礁的可能性很大，但不能完全排除遭攻击的情况，究竟是哪一种，要靠在座的人实地调查来给出答案。这种既不轻率指责对方、又不回避可能性、同时强调用事实说话的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尤为关键。

当晚，周恩来又接见了获救上岸的全体“跃进”号船员，再次听取他们关于航行、避礁、弃船等细节的叙述。随后，他连夜同军队有关部门研究海军航空兵的配合方式，考虑在需要时提供空中支援和警戒。直到当晚接近午夜，他才离开上海，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对留下来的指挥人员叮嘱：“再给你们三天时间，一定要把‘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弄清楚，要拿得出证据。”

5月18日上午，由十艘舰船组成的调查编队从吴淞军港起航，前往黄海苏岩礁海域。历时二十六个多小时航行后，准确抵达预定海区。黄海上空此时依旧雾气弥漫，海面视野不好，定位和搜索都增加了难度。通过抛锚定位、“海设”轮持续测定海流和潮汐变化等方法，到20日上午，作业人员确认了苏岩礁的位置。发现礁体的那一刻，编队的信心明显提高。

根据“跃进”号大副提供的信息，沉船大致在苏岩礁以南较远的海面。20日至21日，编队按划定区域进行搜索，一度毫无收获。直到22日下午，潜水员才在苏岩礁附近海区发现疑似船体的结构，随后确认就是“跃进”号。陶勇第一时间将消息电报北京，周恩来回电鼓励，要求编队继续工作，把船体受损情况查清，把沉没原因弄透。

经过数日对海流、潮汐和地形的反复测量和分析，调查人员决定调整潜水方向和作业方法。5月25日7时22分，潜水员顺利下潜至约60米深处，首次摸到船首上的“跃进”二字。现场报告称，甲板几乎垂直，船体左侧卧在海底，锚孔朝上，情况与触礁后的受力方向基本吻合。

接下来的潜水作业持续到6月1日，共进行七十余人次，累计水下工作四十余小时。潜水员在海底反复摸索，终于在苏岩礁外围西南角找到了关键性证据——一块长约3.5米、宽不足1米的礁石，表面有明显撞击痕迹，周围散落着多块礁石碎片，其中八块被带回水面。在那块主礁石受撞击的部位，还残留有紫红色船底漆，与“跃进”号船底油漆的颜色和材质相符。

配合这些发现，调查小组统计了船体受损情况：共有三处破口、五处凹陷，龙骨折断一处。其中致命部位位于第三舱后部与机舱之间，一道长约17米的纵向裂口尤为醒目，前端、尾部宽度不一，破口边缘的钢板出现外翘内卷现象，裂缝末端夹杂压碎礁石和碎粉，这些特征与高速触礁的物理效果高度一致。如此一来，关于“鱼雷击沉”的各种传闻，便失去了物证支撑。

作业队在沉船内部还取出航海日志、政委保存的密电密码本和文件，以及多块礁石样本，共计29件物品。这些资料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使“触礁导致船体严重破损并最终沉没”的结论站得住脚。随着调查报告上交，中央和上海方面向编队发来慰问与贺电。随后，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声明，对调查过程和结论作出说明，国内外的各种猜测也在事实面前逐渐消散。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苏联太平洋舰队和美国第七舰队几乎同时出现在附近公海海域，舰艇抛锚观望，美国侦察机还多次在调查区上空低空盘旋。调查编队严格执行事先制定的对策，坚持在公海合法范围内作业，避免刺激性举动，使得行动在紧张气氛中得以平稳完成。

四、事故教训与三十年后的“补上一课”

表面上看，“跃进”号事件是一次海上触礁事故，但细致梳理原因，不难发现其中有人为因素的比重非常沉重。调查报告清晰指出，开航前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使得原先的船员队伍几乎被全部更换，只留下了一名三副。新船员对船舶性能不熟悉，缺乏系统训练和演习，关键岗位在遇险时不知道设备准确位置，这样的基础，在远洋首航中显然是极大的隐患。

事发时，机舱人员找不到大流量排水阀的手轮，政委在混乱中一时取不出密电码和机密文件，船长在没有带走航海日志的情况下匆忙弃船。这些细节，确实令人唏嘘。调查报告对船长陈家祥的技术领导责任也给出了明确评价——忽视“三副反映‘跃进’号航行有偏左惯性”的意见，开航不久只亲自测定一次船位，此后没有及时校正，导致实际航线偏差逐渐累积。再结合四、五月间该海域风浪特点，最终在接近礁区时没有提高警觉，没有采取更加保守的避险措施，为撞上苏岩礁埋下了直接诱因。

还有一个看似“背景条件”的问题，实际上影响深远——当时我国远洋航线使用的许多海图来自国外，部分礁区仅用虚线标注范围，没有给出精确坐标与水深数据。苏岩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图上有礁区提示，但缺少直观的细节，给航行决策带来模糊地带。触礁之后，从船体受损情况到海底岩块痕迹，都在提醒人们，仅仅依赖不够精确的外购海图，在复杂海区进行远洋航行，风险不容低估。

1963年5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电，表扬调查编队圆满完成任务。周恩来也下达指示，要求各相关部门认真汲取“跃进”号的教训，在船员培训、技术管理、航海保障等方面补齐短板。从当时的文件可以看出，他在人命损失、国家财产损失之外，更看重的是制度性、防范性的问题——怎样让类似的失误不再重演。

然而，关于苏岩礁，还有一件事暂时“留在了账上”。在调查结论中，虽然已经指出当时的海图在该海域标注不够具体，但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测绘，把每一块礁石的位置、高程、水深和周边海底地形搞清楚。这种系统性的海洋测绘，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出于当时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任务优先级等多重因素考虑，对苏岩礁的全面精确测绘只是在心中“记下”，没有立即展开。

时间一晃到了1992年5月。此时，中国的海洋测绘能力和设备条件已经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海军北海舰队海测大队接到任务，要对黄海部分海区进行系统测绘，其中就包括苏岩礁所在水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两艘大型测量船“北标982”和“北标983”，再加上“青渔427”“青渔425”两艘船只组成编队，专门开赴苏岩礁海区。

这一次，调查不再是为了解决一场突发事故，而是着眼于长远的海上安全和导航保障。工作人员在海上连续奋战五个昼夜，白天开展各类测深、测流、定位作业，夜里在船舱里整理数据、绘制海图。最终，他们获得了三千多个测量数据点，使苏岩礁水域的礁石分布情况有了精确的数字描述。

5月15日上午10时，在东经125度10分45秒、北纬32度7分42秒完成最后一次定位标注，标志着苏岩礁海域的测量告一段落。从此，这片当年让“跃进”号付出沉重代价的海区，在我国自己的海图上有了清晰准确的面貌。周恩来当年强调“要搞清楚，要有科学态度”的那份执念，算是被后来的测绘人员在另一张战线上接力完成。

回过头看，“跃进”号沉没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悲剧，也是新中国海上事业起步阶段交出的一个代价高昂的“学费”。它暴露出的是船员训练不足、技术管理松懈、海图依赖外源等一系列问题，也推动了海军和民用海运系统在安全理念和制度建设上的一步步改进。而苏岩礁三十年后那次大规模测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哪怕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以前留下的空白，迟早要自己来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