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11日,法国卫生部确认,监测到的三起婴儿死亡报告,均涉及已召回奶粉批次,但尚无科学证据证实死亡与问题奶粉存在因果关系。另有约50起相关报告、其中包括14例住院治疗 ,但所有住院儿童现已回家。
这是自2026年1月以来,欧洲遭遇的第三波大规模奶粉召回。雀巢在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下架产品,达能、拉克塔利斯紧随其后,全球乳业巨头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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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公众舆论试图为这场危机寻找唯一“罪源”时,事实却呈现出诡异的碎片化。上一轮广泛传播的“中国ARA原料污染致三人死亡”之说,既无官方调查结论支撑,也与已披露的多条召回线索存在逻辑冲突。
依据现有可查证的官方通报与主流媒体报道,死亡案例的直接关联品牌指向雀巢旗下的圭高兹(Guigoz),而同期达能召回直接涉及爱尔兰工厂,拉克塔利斯召回则指向未具名的“原料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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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场单一污染源引发的事故,而是三条并行却时常被舆论混淆的危机线索。厘清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异,是理解全球奶粉供应链权力转移的真正起点。
三条平行线:被混淆的召回与死亡
首先需要剥离一个事实:法国卫生部通报的三例死亡个案,截至目前官方仅确认“正在调查与召回奶粉的可能关联”,尚未建立科学因果关系。
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实验室在五名婴儿粪便中检出蜡样芽孢杆菌毒素,这些婴儿曾食用雀巢召回批次产品,但症状轻微 。法国卫生部明确,前两例死亡婴儿曾食用雀巢圭高兹品牌,第三例品牌尚未确认 。
这是线索A:雀巢—圭高兹—死亡调查。
线索B指向达能。1月23日,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发布公告,达能召回特定批次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在爱尔兰生产,出口至欧盟、英国等多国,但未在爱尔兰本土分销 。
达能中国明确声明,此次召回“是预防性措施”,触发原因是“欧洲主管部门指导意见调整”,而非产品质量问题 。达能同时强调,新西兰工厂未使用雀巢涉事供应商的ARA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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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C来自拉克塔利斯。1月21日,该公司宣布在18个国家和地区召回Picot品牌奶粉,原因直指“原料供应商的成分可能含呕吐型肠毒素” 。
这是本轮危机中唯一一份明确将责任指向“上游供应商”的声明。但声明未披露供应商名称、国别,亦未将其与任何死亡案例挂钩。
至此,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浮出水面:被舆论以“致死”定性捆绑最紧的中国原料,恰恰是唯一未被任何官方调查指向致死案例的线索;而真正关联死亡调查的雀巢圭高兹,其污染源迄今未被官方披露。
爱尔兰的“预防性召回”:标准位移下的责任切割
达能的爱尔兰召回是理解本轮危机性质的关键样本。
根据达能及爱尔兰食品安全局的公开信息,此次召回并非因产品在常规检测中检出毒素,而是因欧洲主管部门正酝酿将蜡样芽孢杆菌毒素限值下调一半。法国农业部门1月30日已率先将限值从每公斤体重0.03微克收紧至0.014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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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逻辑位移:过去,召回是因产品“不合格”;现在,召回是因产品“可能无法满足未来的标准”。
达能在声明中反复强调“产品是安全的”“完全符合现行法规要求”,并非危机公关话术,而是事实陈述 。但“符合现行法规”已不足以换取市场准入。
欧洲监管机构正以“零容忍”姿态倒逼企业提前执行更严标准,而企业则将这种合规成本向上游供应链转嫁。
这正是达能爱尔兰召回与拉克塔利斯“原料供应商”召回的本质共性:二者均非传统意义上的食品安全爆发,而是监管阈值收紧引发的预防性切割。
区别在于,达能将切割对象锁定为“在爱尔兰生产的特定批次”,而拉克塔利斯则将切割对象指向“原料供应商”。
被误读的“中国原料”:缺席的证据与被预设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ARA原料污染论”,其证据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目前所有提及“中国供应商涉事”的信息源,均为企业撇清关系的声明:达能新西兰公司称“未使用雀巢涉事供应商的ARA原料” 。
这则声明恰恰证明存在一家“雀巢涉事供应商”,但无法证明该供应商是中国企业,更无法证明该供应商与法国死亡案例或达能召回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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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12日,法国司法调查仍在进行中,法国农业部、卫生部均未发布指向中国原料的阶段性结论。所有将“三名婴儿死亡”与“中国ARA”直接串联的叙事,均缺乏官方信源支撑。
然而,这一未经证实的归因却在舆论场获得远超事实本体的传播烈度。其深层逻辑不难洞察:在全球供应链责任追溯机制缺失的语境下,“将污染源锚定上游”是品牌方风险隔离效率最高的路径。
既然原料供应商无法像终端品牌那样被消费者直接问责,那么将风险回溯至原料端,便成为事实上的“责任终点站”。
标准锚定战:全球奶粉产业链的权力重塑
这一轮跨国产能集体爆发的真正深意,不在污染源在哪一国,而在标准的制定权在哪一国。
欧洲食品安全局拟将蜡样芽孢杆菌毒素限值下调50%。这一尚未正式生效的“意向标准”,已触发达能在爱尔兰的预防性召回、伴宝乐在法国的三轮下架、雀巢全球50余国的批量退货 。
这是标准的“锚定效应”:当监管机构将基准线前移至“尚无科学定论的风险阈值”,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以“超量召回”来对冲监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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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奶粉行业的风险定义权正从实验室向监管机构、从检测报告向新闻发布厅转移。谁能定义“安全”,谁就能决定供应链上哪个环节、哪个国家需要承担合规成本。
爱尔兰奶源在此轮召回中被波及,并非因其污染水平高于其他国家,而是因其作为达能对欧出口的核心生产基地,被置于欧洲监管最密集的探照灯下。
同理,中国原料之所以被卷入舆论漩涡,并非因其质量问题被实锤,而是因其在全球ARA供应体系中的权重已无法被忽视。
在归因饥渴与事实匮乏之间
三名法国婴儿的死亡真相,至今悬置在司法实验室的检测仪器与跨国公司的法务部门之间。法国卫生部谨慎使用“尚未建立科学因果关系”的表述 ,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强调“预防性召回”的合规属性 ,达能、雀巢、拉克塔利斯各自切割、各自善后。
舆论场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归因饥渴。当监管调查滞后于公众情绪,当企业声明以“撇清”代替“披露”,供应链上游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爱尔兰牧场、中国ARA工厂,还是法国本土生产线——都可能被临时征用为责任替身。
这不是第一场在真相抵达前被预判责任的食品安全危机,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在官方调查结论出具之前,所有归因都只是假设。将假设包装为内幕,将“尚未证实”加工为“已锁定”,是对逝者及其家庭最基本的冒犯。
来源:食代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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