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事制度的崩塌——反向交易费用原理的分析

文/杰辉英格

前文从宏观视角探讨了帝国崩塌的反向科斯定理，今当聚焦于北宋末年的人事问题，作一专论。童贯掌兵、蔡京为相，六贼乱政，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奸臣当道”故事，而是一场深刻的制度性溃败。用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北宋人事制度的崩塌，本质上是“正派官员生存的交易费用”无限攀升，而“奸佞上位做坏事的反向交易费用”降至冰点的必然结果。

一、交易费用政治学：一个必要的理论拓展

在正式分析之前，必须先澄清一个方法论问题：交易费用理论绝不仅仅是经济学工具，它在政治学领域同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甚至可以说，政治本身就是交易费用最密集的场域。

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基本洞见是：政治市场远比经济市场复杂。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是通用的交换媒介；而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对象是权力、忠诚、合法性、政策支持，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成本（了解谁在掌权、谁将掌权）、谈判成本（结成政治联盟）、监督成本（防止盟友背叛）和执行成本（确保政令下达）。

而反向交易费用原理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则更具颠覆性：它关注的是“做坏事的成本”。在一个健康的政体中，谋取私利、结党营私、欺上瞒下的成本应当极高；而在一个崩溃边缘的政体中，这些成本会急剧下降，甚至为负——做坏事不仅不受惩罚，反而能获得超额回报。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穿透“奸臣”的道德标签，看到北宋末年那场悄无声息的人事制度崩塌。

二、好人难做：正派官员生存的“高交易费用”

北宋的制度设计，本有相当精致的制衡考量。台谏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理论上构成了一个相互监督的闭环。然而到了徽宗朝，这套制度的运行成本已经高到让正派人无法生存。

1. 信息成本：谁在掌权？

在蔡京专权的时代，政治信息的传递已经完全扭曲。真实的民情、边情、灾情，被层层过滤后才到达皇帝耳中；而皇帝的真实意图，也被蔡京等人截留解释。对于一位想要尽忠职守的中层官员而言，他根本无从判断：今天的圣旨究竟是皇帝本意，还是蔡京的矫诏？弹劾奏章是能直达天听，还是会在中书省被直接扣下？

这种信息的高昂成本，使得正派官员要么选择沉默，要么在错误的时间表达忠诚——比如在蔡京刚获得皇帝宠信时上书弹劾，结果只能是贬官流放。

2. 联盟成本：谁可信赖？

政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要推行善政，需要建立可靠的联盟。但在徽宗朝，政治联盟的交易费用高得惊人。今天与你称兄道弟的同僚，明天可能为了攀附蔡京而将你的私话密报上去；今天还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言官，明天可能因为一纸调令而噤若寒蝉。

李纲在后来靖康年间组织汴京保卫战时，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联盟成本之高——他想用种师道，文官集团反对；他想坚守待援，皇帝犹豫；他想整合各路勤王之师，却发现各军之间早有隔阂。在一个信任稀缺的环境里，任何合作都需要支付极高的谈判和监督成本。

3. 执行成本：政令不出汴梁城

即使正派官员侥幸在位，推行善政的执行成本也令人望而却步。每一项利民政策，都要经过层层衙门、无数胥吏之手；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贪腐截留。方腊起义的爆发，正是因为“花石纲”的盘剥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而“花石纲”本身，就是皇帝的个人爱好被官僚系统放大成全国性灾难的典型案例。

当正派官员发现自己殚精竭虑推行的一项政策，最终收益的却是贪官污吏时，坚持下去的动力也就消磨殆尽了。

三、坏事易成：奸佞上位的“低反向交易费用”

与正派官员的高成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蔡京、童贯等人的低成本扩张之路。

1. 信息优势：垄断与皇帝的沟通渠道

蔡京深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谁掌握了信息通道，谁就掌握了权力。他利用书法造诣接近徽宗，利用重修庙堂之议投皇帝所好，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安插亲信控制了进奏院等关键信息枢纽。从此，皇帝看到的，是蔡京想让他看到的；皇帝听不到的，是对蔡京不利的。

这种信息垄断，使得蔡京做坏事的成本极低——只要皇帝不知道，坏事就等于没发生；即使有人告发，他也能在信息到达皇帝之前将其拦截。

2. 联盟成本极低：用权力买忠诚

蔡京建立政治联盟的成本几乎为零。他手握官员升迁大权，只需要一个眼神、一纸调令，就能让无数人俯首帖耳。六贼之一的王黼，就是靠着敏捷的才思和逢迎的本事，被蔡京一路提拔到宰相之位。这种联盟的建立不需要长期的信任积累，不需要艰难的谈判磨合——只需要利益交换，即刻生效。

更可怕的是，这种低成本的联盟具有强大的扩张性。当一个人发现依附蔡京可以迅速升官，而反对蔡京会被贬谪流放时，他的理性选择就是加入这个网络。于是，奸佞集团如同癌细胞一般，以极低的交易费用疯狂增殖。

3. 做坏事的边际成本递减

童贯掌兵二十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宦官掌兵的最长纪录。他做坏事的成本是递减的：第一次谎报军功，需要上下打点、制造假象，成本较高；第二次就轻车熟路；到了第十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造假产业链，成本几乎为零。

同理，蔡京敛财也是如此。第一次搜刮民脂民膏，还要顾忌名声，稍微收敛；等到发现无人能制，反而因“理财有方”更受宠信时，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搜刮的手段也越来越直接。做坏事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做坏事的收益却越来越高——这就是反向交易费用原理的极致体现。

四、资源配置的灾难：反向科斯定理在人事领域的应验

当正派官员的交易费用无限升高，当奸佞上位的反向交易费用降至冰点时，反向科斯定理必然应验：帝国的精英资源，会无可避免地向破坏性的一端流动。

1. 人才的逆向淘汰

在徽宗朝，有才学、有操守的士人，要么像李纲那样被边缘化，要么像陈东那样只能在太学生中发声，要么干脆选择隐居不仕。而那些善于逢迎、精于搜刮、敢于欺瞒的人，则被源源不断地吸入权力中枢。

这种逆向淘汰是最致命的——它不仅是几个奸臣的问题，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基因突变。当正直被视为迂腐，贪婪被视为能干，帝国的治理能力就已经被掏空了。

2. 组织能力的退化

更可怕的是，这种低成本的坏人事，会系统性地摧毁组织的应变能力。童贯掌兵二十年，北宋的军队变成什么样了？边防废弛，军备空虚，士兵沦为苦役，将领只会虚报战功。等到金兵南下，需要真刀真枪打仗时，这支军队已经不会打仗了。

蔡京主政二十年，北宋的财政变成什么样了？名义上“丰亨豫大”，实际上民穷财尽。等到需要筹措军费、组织防守时，国库拿不出钱，百姓拿不出粮，整个国家机器已经锈死了。

3. 临界点的到来

反向交易费用的下降，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会有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之前，系统还能勉强维持；一旦越过临界点，崩塌就是瞬间的事。

靖康之变前夜，北宋的“反向交易费用”已经降到了什么程度？郭京这个骗子敢说自己能请神兵退敌，居然能获得皇帝信任；金兵围城时，居然有人主动打开城门投降；被俘的皇室成员中，居然有人主动向金人献计如何彻底消灭宋朝。

当做坏事的成本低到连叛国都可以如此随意时，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它了。

五、余论：人事是制度的血肉

回到花间挹香在饭桌上的感慨：“童贯、蔡京这类人成为朝廷中枢，这个王朝焉能不败？”这个感慨背后，是对人事重要性的深刻洞察。

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童贯、蔡京能够成为中枢？是因为皇帝个人昏庸，还是因为制度本身已经出了问题？

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回答是：二者互为因果。昏聩的皇帝提高了忠臣进谏的交易费用，降低了奸佞逢迎的成本；而制度的僵化，又使得修正这种偏差的成本高到无法操作。当开国之时的制衡机制在岁月中锈蚀，当权力的运行成本高到只有小人才能游刃有余时，这个系统就已经在反向交易费用的作用下，走向了自我毁灭。

北宋的灭亡，不是因为没有了人才——李纲、宗泽、种师道，哪个不是人才？而是因为在这些人才生存的交易费用太高了，高到他们无法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做坏事的成本又太低了，低到整个系统可以被几个奸佞轻易绑架。

这或许是我们能从《汴京之围》中得到的、最深刻的人事教训：一个国家的安危，不仅在于有没有好人，更在于好人做事成本的高低；不仅在于有没有坏人，更在于坏人做事的代价有多大。降低忠诚的成本，提高背叛的代价——这才是长治久安的人事之道。

后记：快过年了，本不该思考如此沉重的话题。但历史的镜鉴，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们在人间烟火中，更懂得珍惜那些让好人容易做、让坏人不敢做的制度安排。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仅有温暖的家园，也有清明的天下。

2026年2月13日晚七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