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王必成去世，叶飞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989年3月的南京，细雨不断。灵堂里气氛压得很低，花圈层层叠起，挽联铺满门口。叶飞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步走进来，见到王必成的夫人，沉默了片刻，才缓缓说了一句：“’叶王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来呢？”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时，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对一位老战友的告别，更是对整整一代人的告别。

这一句“就剩下我一个人”，背后牵连的是几十年的战火生涯，是从枪林弹雨走到和平年代的跌宕经历。从新四军成立，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人的名字，总是时常被一起提起。外界知道他们战功显赫，却未必知道，“叶王陶”这三个字，在军内曾经代表了怎样的一支“铁拳头”。

围绕王必成1989年的这场告别，把时间往前推一大截，才能看清这句话里的分量。

一、新中国后的“老虎将”，却把清廉看得更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大规模调整建制，许多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指挥员走上了新的岗位。王必成这个从红军小战士一路打上来的“老虎将”，也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

五十年代初，他先后担任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候的华东沿海，刚刚从战乱中恢复不久，军事防务、社会秩序、地方建设交织在一起，任务很重。王必成既要盯部队训练，又要配合地方恢复生产，经常往沿海、山区跑。熟悉他的干部后来回忆，开会时他话不多，作风却很直接：“该干就干，不绕弯子。”

抗美援朝爆发后，王必成又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跨过鸭绿江，战场环境和国内完全不同。气候、补给、地形都非常艰苦，他从打游击时代就形成的那种“能吃苦、敢下决心”的劲头，再一次派上了用场。朝鲜战场的具体战斗细节，在很多公开资料中记载得并不算细，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第九兵团承担的任务相当艰巨，部队在极寒情况下作战，伤亡不小。王必成在战后很少主动提起个人功劳，对外多强调“部队吃的苦多”。

和平年代的挑战，很快又以另一种方式摆在他面前。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到南京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过程中听取了军区领导关于部队野营拉练的汇报。王必成当时在南京军区任职，他详细介绍了组织部队冬季野营拉练、长途行军、野外宿营的情况，重点强调通过这种方式锻炼官兵意志和作风的实际效果。

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追问了不少细节，比如行军距离、官兵身体反应、后勤保障安排等。看到这种训练方式确实有成效，毛泽东当场表示：这种做法要在全军推广。很快，各大军区相继组织冬季野营拉练，逐渐形成一种传统。这件事在军内口碑很大，很多人提起冬训和拉练，都会顺带说一句“当年王必成向毛主席汇报时……”

有意思的是，战功显赫的“老虎将”，到了晚年，最为人称道的反而是另一件事——对腐败的反感和对“吃吃喝喝”的抵制。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社会风气一度比较紧张，后来形势逐步恢复正常，一些地方又出现讲排场、比招待的苗头。王必成对这些现象非常不耐烦。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不收礼，不吃请，身边工作人员也得跟着执行。

在昆明军区工作期间，有一次他去贵州遵义检查工作，当地领导为了表示重视，提前吩咐食堂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菜多酒足。王必成走进餐厅，一看满桌鱼肉、酒水齐备，脸色当场沉下来，转身就走。陪同的干部慌忙追出去问：“王司令，是不是哪里安排得不妥？”他只说了一句：“工作检查就按工作来，搞成这样像什么样子？”后来，按照秘书的建议，把酒撤了，菜也减了一半，他才进来吃饭。

事后有人悄悄劝他：“王司令，现在都兴这个，您要是太较真，底下人也不好办。”王必成只是摆摆手，不再多说。但从那以后，他在外出差、检查时的接待规格，基本都按普通标准执行。等他从昆明军区调任武汉军区时，身边人帮他清点随身物品，发现带走的东西极其简单，既没有什么“土特产”，也见不到别人送的贵重礼物。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离开昆明军区之后，机关人员到他以前住的房间清点公物，发现公家的东西“一件不少”。有人听说这件事后，感叹了一句：“王司令两袖清风，真是说得上‘没说的’。”

1978年7月，中越关系紧张，边境局势趋向复杂。第二年，中央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则由杨得志接任。因为岗位调整，他没能亲自指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这件事一直被视作他心中的遗憾。有熟人回忆说，他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话不多，只说：“这仗该打好，好好锻炼一批人。”但从语气里，还是听得出那份惋惜。

这种遗憾，他转化成对下一代的期望。对越作战期间，他给子女写信，鼓励他们主动上前线锻炼，信里话很直白，大意是：父辈打了一辈子仗，换来今天的局面，年轻人不能只享福，部队需要你们。最终，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先后到了前线，经历实战，并双双立下三等功。

1980年1月11日，王必成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那几年，他的主要精力转向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可惜的是，他一直有脑血管疾病的老毛病，这时候开始反复发作，程度越来越重，后来甚至无法下地行走。1981年，在中央军委的关心安排下，他搬回南京定居治疗。因为病情和年龄的原因，他对以后在组织上的职务安排有自己的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9月，他和其他36人联名致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获得批准。这在当时是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折射出那一代老干部的态度：该退出的时候，主动退下来，让年轻干部走到台前。

1987年，王必成正式离职休养，身体情况也越来越差。1989年3月，他因病在南京逝世。也正是在这场告别里，叶飞说出了那句带着沧桑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二、“叶王陶”从哪来：不是一人，而是一支“铁拳头”

很多不了解军史的人，听到“叶王陶”这个说法，第一反应可能会以为是某位将领的名字。实际上，这三个字背后，是三个人的组合——叶飞、王必成、陶勇。

在军内，关于这个称呼的来历，流传着不少小故事。有一次，南京军区司令部档案馆的阅览室里，几位军内外党史研究者一起查资料。有人看到一份战时电文，上面反复出现“叶王陶”三个字，顿时来了精神，拍着桌子嚷道：“这个叶王陶是谁？我要找他聊聊，这人太能打仗了！”旁边的老干部听了哈哈一笑：“那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加起来。”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戏剧性，却贴合当年的真实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了方便在电报里快速表达，有时候上级机关习惯用姓名缩写或组合称呼来代表几个主要指挥员。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人长期在一起作战，战场上经常“成套”出现，“叶王陶”就被写进了电文。时间久了，干脆成了一个固定称呼。

1965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到部队视察。在谈到部队战绩时，他顺口提到一句：“叶王陶，叶王陶，现在也不太提了，其实是有战功的。”陈毅的话，说得不算隆重，却点出了一个事实：从新四军成立到解放战争胜利，这三个人在华东战场上确实打了不少硬仗，立下许多不小的功劳。

把时间往前拉一点，新四军江南、江北部队多次调整整编。郭村战斗之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移苏北，改为苏北指挥部。原属的部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整编为三个纵队：叶飞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必成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陶勇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从这时起，“叶王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并肩作战。

在陈毅、粟裕的整体指挥下，三个纵队像三根捆在一起的钢鞭，机动作战、协同配合，时常给对手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华东战场形势复杂，敌伪军、顽固派、日军残部交错存在，各路力量反复拉扯，在很多地区，战局甚至几天一个样。这种形势下，指挥员既要打得赢，又要打得稳，稍有判断失误，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

叶飞出身南方，作风果决，善于统筹全局；王必成打仗稳健，常被评价为“冲得上、守得住”；陶勇则以敢打敢拼、亲临一线著称。三个人风格不同，合在一起，恰好形成互补。

许多战役中，这种配合都表现得很明显。

三、黄桥、孟良崮：在战火中打出的名号

黄桥战役，是“叶王陶”这个组合第一次被广泛记住的关键节点之一。

1940年秋，苏北地区局势紧绷，黄桥一带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新四军为打破对手的封锁，集中力量准备打一场硬仗。按照当时的部署，叶飞、王必成、陶勇所率部队承担着内外夹击的任务——一部分正面牵制，一部分侧翼突击，再配合其他部队实施包围。

战斗打响后，敌军起初凭借兵力和火力优势，气焰颇盛，企图一口气压垮新四军阵地。但在多方向夹击之下，敌军很快乱了阵脚，有的部队被压缩在狭小地段，有的则被切断退路。战斗持续激烈，等到硝烟散去，战果统计出来时，全歼敌军两个师以及四个旅，共约一万一千人，黄桥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场胜仗不单是数字上的辉煌，更重要的是稳住了苏北局面，为新四军开辟黄桥根据地画上了关键一笔。后来很多老战士念叨起黄桥时，都会提一句：“那时候叶王陶配合得真紧，打得也真狠。”

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更是让“叶王陶”三个字带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1947年春，华东野战军采取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主力的策略。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号称“王牌中的王牌”，装备精良，指挥官张灵甫自信满满。华东野战军决定在孟良崮地区对其实施围歼。战役部署中，各纵队分工明确，谁打阻击、谁打主攻、谁负责封锁退路，每一环扣得都很紧。

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所部承担了重要突击任务。山地作战难度大，地形复杂，加上敌军火力强，推进并不轻松。但凭借多路合围、昼夜猛攻，74师逐渐陷入包围圈，补给线被切断，援军被阻在外围。经过几天激战，整编74师最终被全歼，张灵甫阵亡于孟良崮。

这场战役的胜利，在解放战争史上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仅极大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也向外界显示出人民军队在指挥、协同和战役设计上的成熟程度。提起孟良崮，人们往往会想到粟裕善于“算账”的谋略，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叶王陶”率领的部队所展现出来的冲击力和执行力，同样不可忽视。

有研究华东战史的学者曾经这样概括：“从黄桥到孟良崮，’叶王陶’三支部队不像单独的三个拳头，而更像一只合力挥出的铁拳。”这样的评价虽略带形象化，却抓住了一个关键：他们打仗时高度协同，彼此之间信任很深。

从新四军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叶王陶”率领的部队一直在陈毅、粟裕的统一指挥下摸爬滚打，战功累累。也正因为如此，当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这三个名字慢慢淡出前线指挥岗位时，很多老部队里的干部战士，还习惯把他们并列起来说。

有意思的是，在战火之外，这三位将领的性格差异也常被人津津乐道。

四、性格不同，情谊却很厚：走到晚年的那句“就剩我一个”

说到王必成，熟悉他的人常用“内向”“寡言”来形容。平日里不太爱说话，喜欢安静地听别人汇报，关键时候才开口，一开口就直奔主题。而陶勇的性格则完全相反，外向、爽朗，走进屋子能一下把气氛带热。见到熟人，几句话就聊得热火朝天。

按理说，这样两个人凑到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但在战友们的印象中，两人的关系却异常投契。前线休整时，他们时常一碰面就聊个不停，既谈战术战法，也调侃彼此的习惯。据老部队干部回忆，两人偶尔还会你一句我一句地“抬杠”，看起来像吵嘴，实则谁都知道那是熟络到一定程度后的放松。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陶勇因病早早离世，这给周围的老战友带来不小的打击。到了八十年代初，王必成因病定居南京，他在与人聊天时多次提到陶勇，言谈间流露出明显的怀念。有人回忆说，有次老战友聚在一起，他忍不住说了一句：“要是老陶在这儿，又该吵吵嚷嚷了。”话音不重，却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一下。

王必成和叶飞之间的情谊，则更多体现在长期配合作战和战后多年的互相关照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时常在一个战役系统中，任务不同，却互为犄角。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工作岗位不再在同一条线，但在北京开会时，总会找机会见面聊几句，互通一下部队情况和个人近况。每逢这种时候，周围的人总能看到他们相互打趣的场景，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老朋友之间的放松和信任。

时间向前推到1980年代，老一辈将领陆续离世，这个群体的聚会越来越少。叶飞本人在文革时期曾历经坎坷，之后又重返重要岗位，心情和经历都已和早年大不相同。到了1989年，当他听到王必成去世的消息时，人已经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按照日程安排，他完全可以不离开会场，但他提出了请假，专门赶到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在灵堂里，他对王必成的妻子说出了那句：“’叶王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来呢？”这话并不复杂，却透着一种抑制着的难过。短短十几个字，实际上包含了好几层意思。

一层，是对战友的怀念。几十年并肩作战、相互扶持，从生死战场到和平年代，人情深得很，离别自然格外难受。

一层，是对时代变迁的感慨。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叶王陶”，在1980年代末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而亲身经历那段岁月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这种“只剩自己”的感觉，不只是人数上的减少，更是情感上的孤独。

还有一层，是对那段共同经历的珍视。对于许多老战士来说，过去的战火岁月是一生中最核心的记忆。战友不在了，记忆还在；称号不再被频繁提起，但那些战役、那些牺牲很难被忘掉。

从更大的背景看，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战争的记忆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年轻一代更多谈论的是改革、发展、技术，而不是某一场战役的具体经过。在这种氛围下，叶飞在灵前说出“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多少带着一种时代交替时的复杂心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件事中，王必成的形象并没有被塑造成“完美英雄”，他有遗憾，有病痛，也不得不在某些重要战役上缺席；叶飞也并非只活在胜利的光环里，他在政治风浪中起落沉浮，承担过误解。陶勇更是在壮年时因病离世，没来得及把后半生完全走完。这些细节拼在一起，反而更接近真实。

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人的故事，并没有特别华丽的结尾，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刻意拔高的煽情。他们在战争年代以“叶王陶”的名义并肩冲锋，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各自岗位，各自面对工作和生活的重担。岁月流逝，人渐渐老去，战友一个个离开，只留下少数人还能站在灵堂前，回忆往事。

试想一下，1989年那间灵堂里，空气中弥漫的不是热烈的叙旧，而是一种确实说不重、却挥之不去的沉重感。挽联上的字迹庄重，花圈默然矗立，墙上的老照片定格了多年前意气风发的脸。那时的叶飞，面对战场上的老搭档、几十年相知的朋友，本能说出的，只能是那一句略带朴素的感叹：“就剩我一个人了。”

“叶王陶”三个字，至此真正成了历史名号。了解这一段往事的人，再看到这三个字时，对它的理解，已不再只是战功与胜负，而还多了一层简单而直白的东西——一起扛过枪的人，一个个走完了各自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