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四九年七月，北平城的日头毒得很。
眼瞅着还有不到三个月就要举办开国大典了，一个关乎新中国脸面的大难题，像块石头一样压在筹备组的心头：这场阅兵，到底搁在哪儿办？
当时摆在案头供选择的，统共就两条路。
头一个选项是西苑机场。
这地方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为了阅兵量身定制的：跑道那是相当宽敞，别说是步兵方队了，就是机械化部队开过去，甚至是飞机起降，都不在话下。
再说了，那地方远离闹市，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交通干扰，把门一关，就是个铁桶般的封闭环境，安全系数极高。
另一条路，是天安门广场。
要知道，那年头的长安街可不像如今这么气派，窄得只能容纳十二路纵队并行，要是换成骑兵，顶多走三路，装甲车更惨，两路都嫌挤。
况且这地方处于市中心，周围环境乱得像锅粥，人员流动更是没法控制，真要搞安保，那一准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噩梦。
几乎所有人的意见都一边倒：选西苑机场。
理由硬邦邦的：稳当、安全、不出岔子。
可刚走马上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盯着这两份计划书，心里的算盘珠子却拨出了不一样的响声。
要是光为了“图个平安”，西苑机场自然是没跑了。
可这场阅兵图的是什么？
是为了向全世界亮嗓子，喊出新中国站起来了。
西苑机场那是光秃秃一片，连个像样的观礼台都没有，临时搭个台子就算再漂亮，能压得住天安门城楼那股子威严劲儿吗？
在那片空旷的跑道上走正步，气势上先矮了三分。
再者说了，西苑离城里那么远，几十万老百姓怎么来回也是个大麻烦。
杨奇清把桌子一拍：就定天安门。
这步棋走得那是相当“悬”。
要知道，海峡对岸的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这时候正给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头子徐宗尧下死命令呢：“不管花多大代价，也得把中共的开国大典给搅黄了。”
要想把天安门这个四面漏风的地方守成铜墙铁壁，杨奇清只能把安保这根弦崩到就要断的程度。
他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开会，底下人都拍着胸脯说方案滴水不漏，保准没事。
杨奇清脸一沉，冷冰冰地甩出一句：“叫你们来是挑刺儿的，不是听你们唱赞歌的。”
在他看来，这世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万无一失。
他不光要管地皮上的事，连地底下的耗子都得盯着——利用那些反正的国民党特务去搞“攻心战”，死死咬住那些潜伏特务的尾巴。
只要对手眼皮子一眨，咱们就得知道他想放什么屁。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拿新中国首次亮相做赌注的豪赌。
好在，杨奇清这一把押中了。
这种对“细节”抠到骨子里的劲头，可不是他当了副部长才练出来的。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处理一桩看似铁证如山的投毒案时，他就露出了这种冷静到让人害怕的特质。
那是抗战那会儿，左权县公安局给杨奇清递上来一份要枪毙人的报告。
案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八路军司令部有个炊事员叫高二根，在给朱德总司令做的饭里下了毒。
人证物证俱在，板上钉钉。
人证是个叫莫三航的，自称是高二根的铁哥们，说是亲眼瞅见高二根下毒，为了首长的安全，只能大义灭亲。
物证就是那份被扣下来的饭菜，验过了，确实含毒。
更要命的是，这一查底细，高二根以前在日伪军那边混过饭吃，后来才投的八路。
再加上高二根自己供认不讳。
这案子，就是闭着眼判，那也是个死刑立即执行。
只要杨奇清大笔一挥，高二根这条命就算交代了。
可杨奇清手里攥着那个卷宗，那笔尖就是落不到纸上。
他把案卷翻了一遍又一遍，脑子里总觉得有根筋搭得不对位。
换个旁人，可能会觉得既然嫌疑人自己都招了，那是“求死得死”。
但杨奇清是个老猎手，他心里清楚，有时候这种痛快的“认罪”，反倒是最有猫腻的。
他开始在脑子里把这事儿重新过了一遍。
头一个就是动机和本事的矛盾。
高二根进炊事班那是经过严格政审的，要是他是日本人的探子，当初是怎么蒙混过关的？
这是疑点一。
再一个，潜伏是为了啥？
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给致命一刀。
高二根手艺好，朱老总、彭总都爱吃他做的饭，在司令部待的日子也不短了。
他要想下毒，有一百次机会能让首长神不知鬼不觉地中招。
为啥非得等到莫三航去找他的时候才动手？
最讲不通的是，哪个特务下毒的时候，会傻到让一个外人在边上眼睁睁看着？
这完全不符合特工搞破坏“偷偷摸摸”的基本路数。
杨奇清把笔往桌上一扔，没签字，反而下了道命令：重审。
他甚至动用了埋在敌军肚子里的线人去查这两个人的老底。
这一查，果然捅出了大篓子。
那个所谓“大义灭亲”的莫三航，才是真正的日本间谍。
这小子被日本人抓了后骨头软了，为了讨好新主子，接了刺杀任务。
可他根本靠不近首长身边，于是憋出个坏水：假装去“看望”老乡高二根，趁机下毒，然后贼喊捉贼。
至于高二根为啥认罪？
那是因为莫三航拿话吓唬他，说不认罪就杀他全家，认了罪没准还能保条命——这纯粹就是个骗局。
要是杨奇清当时稍微犯点懒，或者顺水推舟那么一下，一个忠心耿耿的战士就得含冤九泉，而那个真正的特务莫三航反而会因为“立功”留下来，变成埋在首长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档子事也让人看清了杨奇清办事的风格：哪怕证据链看起来已经完美闭环了，他还是更相信逻辑推演和直觉。
这种判断力，在保护大人物的时候，往往就是生与死的界限。
一转眼到了建国后，毛主席坐专列去苏联访问。
车到了山海关——那可是天下第一关。
毛主席兴致高得很，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天下第一关就在跟前，哪有不下车的道理？”
这要求听着再正常不过了。
一代伟人，路过历史名关，下去瞅瞅，合情合理。
可杨奇清站在边上，愣是没接这个话茬。
毛主席笑着问：“怎么着？
有情况？
很危险？”
杨奇清脸上挤出一丝苦笑，硬着头皮顶了回去：“主席，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
咱们出来前可是定好了要严守秘密的，这规矩不能破啊！”
最后，毛主席叹了口气，只能坐在车厢里，隔着玻璃窗看了几眼。
这事儿咋一看是杨奇清“不懂事”，但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杨奇清当时愣是没敢跟毛主席透半个字。
就在专列快到的时候，保密局截获了一份绝密情报：台湾那边已经知道“毛泽东到山海关”了。
另一头，美国特工也给蒋介石通了气。
老蒋那是下了死命令：不管花多大代价，也得把专列给炸了。
毛人凤派出了手里的王牌特工张大平，还勾搭上了潜伏的秘密武装，一口气制定了三套暗杀方案，连空投特务这招都用上了。
这时候摆在杨奇清面前的是个两难的死局。
告诉毛主席真相？
主席正琢磨国家大事呢，这种消息一说，肯定扰乱心神。
不告诉主席？
那就得自己一个人把所有压力扛下来，还得当那个“扫兴”的恶人，拦着主席不让下车。
杨奇清选了后者。
他心里的账算得门儿清：主席一时不痛快，换来的是绝对的平安。
他一边在车厢里当“恶人”，一边在车厢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通知沿途的公安把铁路沿线盯死了，发动老百姓全方位监控。
就在专列飞驰的时候，那个特工张大平在哈尔滨落网了，国民党的那帮秘密武装也被连窝端。
一直等到危机彻底解除，杨奇清才把那份让人看了后背发凉的调查报告，悄悄放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这种安保活儿，不光得有挡子弹的胆量，还得有那种“润物细无声”的细心劲儿。
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去武汉考察，住在汉口。
有天凌晨，气温突然掉得厉害。
司机怕院子里的水管冻裂了，好心好意把水龙头拧开了，想让水流起来防冻。
“哗啦啦”的水声在死寂的深夜里听着格外扎耳朵。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影从屋里猛地冲了出来，连鞋都没顾上穿，脚上只套着袜子，直接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是杨奇清。
他冲着司机拼命摆手，压低了嗓子急得不行：“主席还在歇着呢，别吵醒了！”
紧接着，他找来一张床单，把流出来的水顺着引流，愣是把噪音给消了。
这一幕正好被工作人员小夏看见，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这就是杨奇清。
大到拍板开国大典的地点，险到识破精心设计的投毒圈套，细到半夜里去关一个水龙头。
有人可能会问，这差事干得这么累，图个啥？
毛主席在武汉的时候，瞅着杨奇清忙前忙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你就不能换个工作干干？”
杨奇清嘴上应了一声“行”，可身子是一步没挪。
那天在院子里，李讷正伸手要摘一朵花，杨奇清走过去拦住了，语重心长地说：“这园子里的花草，是给人看的，不是让你摘的！
你是主席的闺女，更得守住自己的岗位！”
毛主席在旁边听见了，走过来微笑着点了点头。
其实，杨奇清早就用行动回答了那个问题。
不管是在天安门城楼下熬夜勘察，还是在专列上独自扛着暗杀情报的雷，又或者是在寒冬腊月穿着袜子跑在冰地上。
他这辈子，恐怕是换不了岗了。
因为他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安危，而是这刚刚诞生的新生政权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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