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屠城更隐蔽的恐怖：欧洲史家笔下的蒙古西征，女人遭遇令人发指

1241年春天，波兰莱格尼察城外，一个叫贝内迪克特的波兰修士躲在教堂钟楼里，从石头缝往外看。

他看见城外黑压压的骑兵，也看见队伍最前排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手里拿着简陋的盾牌，有些连盔甲都没有，脖子上套着绳子，背后站着骑马的蒙古射手。

贝内迪克特后来在给教皇的报告里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在哭。不是喊，是哭。男人哭，女人也哭，小孩也在队伍里。”

他没写的是：这些被绳子串着走在最前面的，其实是三周前还在抵抗蒙古军的基辅罗斯人。

而三周后，莱格尼察城里活下来的波兰人，也会被串到下一支队伍的最前面。

一、战场上的“人肉盾牌经济学”

蒙古人打仗，账算得极细。

1223年，速不台和哲别带着两万骑兵试探性进入东欧，在迦勒迦河揍扁了罗斯联军。当时欧洲人还没反应过来——这帮东方人怎么回事？打完仗不急着占地盘，反而蹲在原地搞人口普查？

是的，人口普查。

法国史学家阿兰·德穆尔查过一批13世纪中东路撒冷编年史，里面反复出现一个细节：蒙古军每攻下一城，文书官立刻进场。他们不烧书，不砸教堂，而是拿出名册，挨家挨户登记。

干什么？分拣。

第一种人，工匠。铁匠、木匠、弓匠、皮匠、制弩师，甚至会修马蹄的铁蹄匠，统统带走。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战后写给教皇的信里哀叹：“他们把整个蒂萨河畔的铁匠铺搬空了，连炉子都拆了带走。”

数据在这里：1236年蒙古灭金，从中原掳走工匠约10万户，按每户5人算，至少50万人被编入军工体系。这批人跟着蒙古军西征，成了移动兵工厂。

1241年匈牙利战场上出现的“中国喷火龙”——波兰编年史家扬·德乌戈什后来画过草图，就是装了火药的竹管绑在箭杆上——这些东西，大概率是中原工匠在顿河边上现做的。

第二种人，青壮男丁，编成“签军”。

签军不是辅助兵，是消耗品。

1220年打撒马尔罕，城防坚固，花剌子模守军顽强抵抗。蒙古人怎么做的？把之前在讹答剌俘虏的当地人赶在最前面攻城。守城的花剌子模士兵往下看——下面爬城的，是他同村的大伯。

城破之后，这批签军活下来的，补充进队伍；死了的，就地掩埋。然后，新的签军从撒马尔罕俘虏里补上。

这叫什么？这叫“战俘供应链”。

1241年莱格尼察战役，蒙古军对阵波兰—德意志联军，总兵力约2万。但真正冲到城下的第一批，全是罗斯签军。德意志骑士在重甲里热得喘不过气，一抬头，发现对面冲上来的人穿着东正教修士服改的破袄。

战后打扫战场的修士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些签军脖子上有烙印，不是蒙古字，是基里尔字母——他们三个月前还是基辅人。

二、帐篷深处：一套沉默的分配系统

签军是消耗品，工匠是生产资料。那女人呢？

柏朗嘉宾1246年到达哈剌和林时注意到一件事：蒙古营帐里干活的女性，说几十种不同的语言。

他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的人。

1238年，罗斯弗拉基米尔城陷落，编年史作者没写死了多少人，但用很长的篇幅写了另一件事：

城破后第三天，蒙古军官带着文书官挨家挨户清查妇女。未婚的、年轻的、容貌端正的，登记入册；已婚的、带孩子的，另行登记。贵族的妻女优先挑走，普通民妇按战功分配。

然后加了一句：“有些人被领走时还在挣扎，绳索勒进手腕。”

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制度化操作。

蒙古草原自古有“抢婚”传统。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是他父亲从蔑儿乞部抢来的，他自己的妻子孛儿帖也有过被人家弄走的经历。等战争规模扩大到欧亚大陆，这种“部落传统”升级成了国家制度。

1240年，窝阔台颁布法令：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包括妇女，作为战利品按军功分配。获得女俘的将士，对其拥有完全支配权。

什么叫“完全支配权”？

《元典章》里后来大量出现关于女俘归属权的诉讼案件，卷宗翻开来，核心争议往往是：这个女俘原本分给甲，后来甲战死，乙继承了甲的财产，那么女俘归谁？

女俘本人的意愿？卷宗里没有这三个字。

更令人窒息的是草原“收继婚”制度。

爹没了，儿子可以娶爹的小妾；哥没了，弟弟娶嫂子；弟没了，哥哥娶弟媳。亲生母亲除外，其他女性全在家族内部“流转”。

铁木真之后，他宠爱的妃子木哥哈敦被窝阔台收继。窝阔台甚至不是唯一想要她的人——察合台也派人来要过。

黄金家族尚且如此，普通将士家庭呢？

鲁布鲁克1253年到达蒙古后，在帐幕里见到一个罗斯女子，她原本分给一个蒙古百户。百户战死后，她被百户的弟弟收继；弟弟战死，又被另一个弟弟收继。

鲁布鲁克问她：你想回家吗？

她没回答。

三、恐惧的名字：Tartar

欧洲人用了近十年才反应过来，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游牧劫匪，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

1245年，柏朗嘉宾带着教皇的信件穿过基辅废墟。他在行纪里写：这里的城镇还在，人没了。

不是被杀光，是被带走。

整村整村地，成建制地，拖家带口地，往东走。

这些人里有工匠、有农夫、有健妇、有会烤面包的、有会酿葡萄酒的。蒙古人不杀他们，蒙古人给他们分配工作。有些人走了一千多公里，从第聂伯河走到伏尔加河，再从伏尔加河走到额尔齐斯河。

走到最后，他们已经忘了自己原本是谁。

欧洲人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感觉。

于是他们造了一个词。

他们把蒙古人叫“鞑靼”——Tartar。这个词和拉丁语里的“地狱深渊”Tartarus只差一个字母。

教会的文书里写：鞑靼人是地狱深渊涌出来的民族。

这不是笔误，是故意的。

你无法理解一套把你整个社会当成原材料工厂的系统，于是你说它是魔鬼。魔鬼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不用按这个世界的逻辑去理解。

这比屠城更让人绝望。

屠城是一锤子买卖，杀完就结束了。废墟可以重建，死者可以安葬，生者可以继续活下去。

但这套系统不杀你。

它给你编号，给你分类，给你分配新的身份、新的语言、新的主人。你活着，但你不再是你。

贝内迪克特修士1241年在莱格尼察钟楼里往外看的时候，还没想明白这件事。

后来他跟着蒙古军走了三个月，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他看见雪山脚下排队前行的签军，也看见队伍侧翼骑着矮马的蒙古传令兵。

他看见有人走着走着突然跪下，面朝西边磕头，然后被后面的骑兵一箭射倒。

他始终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他只知道，那个人没死在前线，死在去看前线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