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第三条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基本职权

第三条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职权，是依照法律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预审；决定、执行强制措施；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已经追究的撤销案件；对侦查终结应当起诉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不够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行政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代为执行刑罚；执行拘役、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

【解读】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基本职权的规定，以“职权法定”为核心，系统列举了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全流程中的法定权力范围，是公安机关履行侦查职责的“权力清单”与“责任边界”。其内涵可从性质定位、核心职权解析、价值导向、实践意义四个层面深入解读：

一、性质定位：公安机关刑事诉讼职权的“法定清单”

本条以“基本职权”开篇，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刑事诉讼法》及《规定》本身），而非自行创设。其核心功能是：

• 界定权力范围：清晰划分公安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检察院、法院）的职权边界（如检察院负责批捕、起诉，法院负责审判，公安机关专注侦查与部分执行）；
• 明确责任义务：职权与责任并存——公安机关不仅要“有权履职”，更要“依法履职”，不得超越或放弃法定职权（如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当移送起诉而不移送，均属失职）。

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相衔接，是对《刑诉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与补充（如增加“决定强制措施”“行政处理衔接”“部分刑罚执行”等职权）。

二、核心职权解析：七项职权的内涵与实践要点

本条列举的七项职权覆盖了刑事诉讼从“入口”（立案）到“出口”（执行刑罚）的全流程，每项职权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实践操作规则：

1. “依照法律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预审”

• 立案：启动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刑诉法》第112条），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等材料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规定》第七章第二节）。
• 侦查：核心职权，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查封扣押、鉴定、技术侦查等（《规定》第八章），目的是“收集证据、查明事实”。
• 预审：侦查终结前的审核程序（传统刑事诉讼术语，现多融入“侦查终结”环节），由专门人员对侦查材料进行全面审查，确保“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为移送起诉做准备（《规定》第八章第十二节“侦查终结”）。

实践要点：立案需经负责人批准（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需2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预审需对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进行实质审核。

2. “决定、执行强制措施”

• “决定”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规定》第六章第一至四节）：
• • 拘传：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强制到案接受讯问（最长24小时）；
  •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对符合条件的嫌疑人限制人身自由（取保最长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6个月）；
  • 拘留：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临时剥夺人身自由（提请批捕时限一般3日，最长30日）。
• “执行”的强制措施：包括执行拘留、执行逮捕（逮捕由检察院批准或法院决定后，公安机关执行）、解除/变更强制措施（《规定》第六章第七节“其他规定”）。

法律依据：《刑诉法》第六十六条（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决定机关）、第八十条（拘留的决定机关）、第八十二条（拘留的执行机关）、第九十三条（逮捕的执行机关）。

3. “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已经追究的撤销案件”

• “不予立案”：针对未进入追究程序的案件，发现存在《刑诉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如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犯罪嫌疑人死亡等），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规定》第七章第二节）。
• “撤销案件”：针对已立案但后续发现不应追究责任的案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撤销案件，释放被羁押的嫌疑人并通知原批准逮捕的检察院（《规定》第七章第三节）。

实践意义：体现“疑罪从无”“及时止损”原则，避免对无罪者或无责任者持续追究，保障人权。

4. “对侦查终结应当起诉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 适用条件：侦查终结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规定》第八章第十二节“侦查终结”）。
• 例外情形：若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新证据证明无罪），应撤销案件而非移送起诉。

衔接机制：检察院经审查后，作出“起诉”“不起诉”或“退回补充侦查”决定（《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安机关需配合补充侦查（最多2次，每次1个月）。

5. “对不够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行政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 “不够刑事处罚”：指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情节轻微未达立案标准）或免予刑事处罚（《刑诉法》第十六条），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规。
• 处理方式
• • 公安机关自行处理：如给予治安拘留、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
  • 移送有关部门：如涉及其他行政机关职权（如税务违法移送税务机关）。

实践意义：实现“刑事与行政衔接”（行刑衔接），避免“以刑代罚”或“以罚代刑”，确保违法行为均受追究。

6. “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代为执行刑罚”

• 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 操作要点
• • 剩余刑期计算：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至交付执行前，剩余刑期≤3个月；
  • 执行场所：由看守所（公安机关管辖）代为执行，而非监狱。

意义：优化刑罚执行资源配置（短期余刑无需投入监狱），同时确保刑罚执行的连续性。

7. “执行拘役、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

• 拘役：短期剥夺自由的刑罚（1-6个月，数罪并罚不超过1年），由公安机关在看守所执行（《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一款）。
• 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的一种（剥夺选举权、言论自由等），由公安机关执行（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期限1-5年，《规定》第九章第三节）。
• 驱逐出境：对外国人的特殊附加刑，由公安机关执行（独立适用或附加适用，限令出境或驱逐出境，《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实践要求：执行时需出具法律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并告知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如驱逐出境的执行期限）。

三、价值导向：体现“权力法定、权责统一、人权保障”

第三条的职权设定贯穿三大核心价值：

1. 权力法定：反对“法外授权”与“越权执法”

所有职权均以“依照法律”为前提，明确公安机关的权力边界（如无权决定逮捕，只能执行；无权审判，只能侦查），防止权力扩张（如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擅自处理涉案财物）。

2. 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

职权与责任绑定——如“立案”权对应“及时审查、如实立案”的责任；“侦查”权对应“依法取证、保障人权”的责任；“执行刑罚”权对应“规范执行、保障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责任。

3. 人权保障：职权行使的“底线思维”

即使在“惩罚犯罪”的职权中，也隐含人权保障要求（如强制措施需符合必要性原则、撤销案件需及时释放嫌疑人、执行刑罚需保障基本权利），体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四、实践意义：指导公安机关“依法履职”的行动指南

对本条的理解需落实到侦查实践，其指导意义体现在：

1. 明确“可为”与“不可为”

公安机关需严格对照本条职权范围履职：

• “可为”：如决定取保候审、执行拘留、移送起诉等，需按程序报批（如县级以上负责人批准）；
• “不可为”：如无权决定逮捕（需检察院批准）、无权审判、无权处理非本辖区的刑事案件（需移送管辖）。

本条为内部监督（警务督察）和外部监督（检察监督、审判监督）提供“标尺”：

• 若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应撤案而不撤案”“违法执行强制措施”，均属“越权”或“失职”，需通过监督纠正（如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

通过细化职权操作流程（如《规定》第六章“强制措施”、第七章“立案撤案”的具体步骤），压缩执法随意性空间，让“每一项职权都有程序可依、有标准可循”，推动“粗放执法”向“精细执法”转变。

总结

第三条是公安机关刑事诉讼职权的“总清单”，以“职权法定”为核心，系统界定了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强制措施、案件处理、刑罚执行等环节的法定权力，同时明确“权力与责任并存”的原则。理解本条，关键在于把握其“清单化”（明确权力范围）、“程序化”（规范行权方式）、“责任化”（强化履职担当）三大特征，确保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履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