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安县隆兴寺之历史渊源——唐生智之子释来平法师，李宴民

一，兴隆寺之渊源

释来平法师（唐生智之子，俗名唐仁和）

据释来平法师（唐生智之子唐仁和）讲述，兴隆寺位于东安县黄泥洞林场境内，始建于1934年，即民国二十三年。1994年出版的《东安县志》也印证了这一点：“兴隆寺建于民国二十三年。顾畴为挂名方丈。由南岳请来的笃慧、熹谷和尚任长老。”该寺院由密宗大师顾净缘（伯叙）先生设计、佛教将军唐生智出资兴建。据县志记载，首次传戒收徒300余人，鼎盛时有僧徒800余人。寺庙包括附属设施总面积约20亩。

寺庙在解放收归国有，作为黄泥洞林场的办公场所。1982年林场新建办公楼后，逐步废弃。文革后，应广大兴教群众的要求，经省民宗局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但寺院一大部分仍旧属于林场养老院。

为了保护兴隆寺的历史风貌，拟在原址修复兴隆寺，仍以石木结构为主。修复秉持顾吴二老圆融不碍行布，行布不碍圆融的理念，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寺内拟设金胎两部曼荼罗，及药师等单行法法坛。并在后山（五指山）建五轮塔，供奉顾吴二老灵骨，以确立兴隆寺祖庭地位。

兴隆寺将建设成为吴老所期望的“在经典上有依据，在历史上有传承，在方便上有特色，在功能上有感应，在艺术上有创新”，“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弘法道场。与唐生智故居树德山庄、耀祥书院等同期建筑相呼应，修复后将做为纯公益性寺庙，免费为信教群众开放。

顾吴二老简介：

顾净缘(1888～1973年)，名畴，字伯叙，法名净缘，法号正明，江苏淮安县人，亭林先生顾炎武之后裔也。早年学儒而道而佛，遍访高师参学，修法自悟。1924年在湖南长沙与梁壁垣(梁漱溟先生之兄)先生等创办二学园道场，以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为宗旨，吸收信众、戒众、行愿众、法众等四众弟子修学，弘法利生。1927年主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并于北伐军中布教。1929年在日本醍醐流三宝院受两部传法灌顶，证大阿闍黎位。1930年在上海组建畏因同学会及瑜伽学会，并主办《威音》佛刊。1937年与贡噶活佛参学藏密。1938年在湖南东安主办兴隆寺、耀祥书院及耀祥中学。1950年居沪上潜修讲学，蒋维乔居士晚年从其学密法。著作等身，惜大都毁于文革，遗著有《密乘一品一论讲略》、《色法研究》、《黄庭烬余录》、《周易发微》、《影响轩丛话》等。

吴信如，名立民，号吴明，法名信如，1926年出生于湖北。佛家将军唐生智义子、秘书，自幼随长沙二学园掌法顾净缘修学，并承传东密、藏密法要，证大阿阇黎位，通儒、释、道三家。长期在湖南工作。曾任船山学社社长，离休后调到北京，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佛学研究》主编、《佛教文化》杂志社社长、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国茶禅学会会长等职。受赵朴初会长之托，为北京佛牙塔地宫庄严设计。1994年破译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塔地宫唐密曼荼罗。应法门寺净一法师之请，为法门寺地宫庄严设计，并为法门寺博物馆设计唐密文化陈列馆，专著《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一书。曾应日本真言宗十八派总部邀请，在日本京都智积院讲演唐密曼荼罗，对佛教界及学术界影响很大。并应邀去法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多有著述出版，如《药师经法研究》、《地藏经法研究》等。

吴立民曾在《忆朴老》文章中提到：早在1952年，我当唐生智(孟潇)先生的秘书，随孟公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当时陈铭枢(真如)先生就和朴老一起到北京饭店来拜会孟公，商谈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事情，我是参与接待的，这样就认识了朴老。这是第一次，我只是旁听而已。朴老、真公是来征求孟公意见，并且希望孟公参与发起。孟公欣然同意，认为这是大好事，所以孟公也是中国佛协发起人之一，发起人名单中有他。

二，话说兴隆寺——李宴民

兴隆寺，东安县黄金洞旅游区主要景点之一。第一种说法，该寺相传是在1938年，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为其师父顾畴所建。

《宝箧印经释》中说：净缘居士（即顾畴）1938年在湖南东安主办兴隆寺、耀祥书院及耀祥中学。

据此，有人说兴隆寺建于1938年。然而顾畴何许人，二人是何关系？又是什么时候、为什么选择在这么一个偏僻的深山野岭修建此寺？由于岁月的远逝，历史的沧桑，人们的疑问越来越深。要了解个中缘故，当先从顾畴其人说起。

顾畴，字伯叙，号子同，法名净缘，密号正名，笔名谢畏因，江苏淮安人，清初大学者顾亭林后裔。顾初学儒学，怀爱国之心济世之志，曾从师湖南宁乡大儒傅梅根。傅学问文章誉满海内，书法亦冠绝于世，且为人正直，喜广交仁人志士，好救人急难，时称孟尝君。傅与顾家有旧，遂收顾畴为弟子，后成为忘年之交。因傅的指教，顾学业长进，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诗文书法无不精通。后来，又随傅在湖南、武汉、东北经营金融、工矿，图实业报国。傅参加辛亥革命，顾尽力资助，帮其掩护革命党人。受傅的影响，顾愤世嫉俗，常欲深探人生究竟，便转儒学道，精炼内丹，遂通天文地理五行之术。后来接触佛学，羡慕佛理渊深，从此选择学佛。

1924年，唐生智任湖南督办。因痛恨现实黑暗，希望探求人生真谛，唐多次前往顾畴掌法的二学园，希求指引迷津。顾耐心为其详细讲解佛法要义，唐听得痛哭流涕，即于佛像前忏悔，并要拜顾为师，出家为僧。顾反复阐述二学园宗旨，讲人间佛教，正法治世，力劝唐救人救世、大慈大悲，行在家菩萨道。于是，唐取法名为法智，从此笃信佛教，平时学佛修身。

顾每以佛理开导唐，劝他在般若上尽己之责，启发唐以革命定天下，应该先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才能有力量打倒军阀，驱逐列强，进而做到无我为人，无私为人，才能救天下。唐对顾说：“我的心愿已定，今生誓走革命之路，下决心打倒北洋军阀，以毕生之力行在家菩萨道。”这可能成为唐生智日后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的重要原因。

不久，唐将顾接回衡州，率部下诸将刘兴、李品仙、周斓、何键等拜顾为师，听顾说法。同时，整饬军队，请顾于军中布教，令所有官兵，发愿学佛，受三皈五戒。每人胸前挂一枚纪念章，正面铸一“佛”字，背面刻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目的是要以佛法无我为人精神，作为军人的灵魂。唐自从顾学佛后，精神大振。他认为，佛反对剥削和压迫，主张解决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困境，真正学佛就应该积极为民，在改变自己世界的同时，去努力改变客观世界。为此，时人称其为“佛教将军”。后来，唐多次请顾出山从政，被顾婉拒。此后，唐资助顾创办西湖佛法讲习所、上海威音佛刊社，顾则全力支持唐北伐和抗日。

南京保卫战后，朝野众说纷纭，内外莫衷一是，然而知内幕者，当时又有几人？唐生智决定辞职。蒋介石心知有愧，唐是代己受过，但迫于当时形势，只好不置可否，默然许之。唐怀着十分复杂的痛苦心情，想邀顾畴回东安，一方面能随时为自己释疑解惑，指点迷津；另一方面，有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为友为师，纵谈国事时政，点评人是物非，遇事有个商量。顾畴也深深理解此时唐生智的心情和处境。身为国之上将，素怀济世匡时之志，值民族危难之时，让他赋闲在家，他能闲得住吗？顾决计随行，一定要勉励他，穷途不堕末路，退隐犹图大进，有朝一日，吴钩出鞘，重整山河。他们先在长沙找到李君尧，筹备办学事宜。李是长沙人，1924年由何叔衡介绍加入国民党，1930年任《红军日报》编辑。1937年经中共特科湖南工作站安排任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理事。1938年11月13日凌晨2点，长沙“文夕大火”，唐生智等人仓促启程。两辆大卡车载着李君尧一家和筹备人员，以及办学所需的器材、书籍，奔波了两天两夜，到了冷水滩。再由数十人肩扛担挑，运回东安芦洪市。又经一番忙碌，于1939年11月，学校破土动工。学校建成后，聘顾为山长，后入主兴隆寺。因此，说兴隆寺建于1938年是不可能的。

第二种说法是兴隆寺建于1934年。其根据之一是现存于寺内的一块石碑，说兴隆寺再查《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有辞条云：“熹谷（1884-1959），湖南衡山人，幼时家贫，父母早亡，受佛教思想影响，与妻诀别，至南岳出家，后去江西庐山住岩洞5年。1938年以前，曾于东安县兴隆寺讲授佛学近十年”。依此判断，该寺绝对不是建于1938年。1934年12月，上海战事开始，唐生智被调任军委第一厅主任，兼训练总监部总监。后又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及军法总监，从此忙于京沪备战。而在1934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反蒋失败，唐生智早已陷于位高权虚、身被架空的处境。基于对老蒋其人的了解和对时局的忧虑，唐生智携顾畴返乡，选择了家乡附近的黄泥洞修建这么一座寺庙，是有他深层考虑的。一方面此地原有一座舍利亭，从佛学角度讲，是与佛有缘；另一方面，这里奇峰错落，风景秀美，牛头寨流下的一条小溪穿谷而过，且地理位置偏僻，形势险要，扼一隘足拒千军。建寺于此，既可安置顾畴，也可以在将来作自己的潜身之处，以图东山再起。

笔者认为，兴隆寺建于1934年的说法是对的。（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之《潇湘文化》）